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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论视野》之邀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主义观”这个问题的讨论时，颇为踌躇。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的话，似乎简单地加以概括便足矣，例如某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绿色的，而另一个则强调它是女性立场的，还有人指出其全称应该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过，如果把眼光转向研究本身，我们将发现该话题实际上含蓄地提出一个当代研究的瓶颈问题：为何需要把一种来自异域的别样理论经验作为自己的重要话题？这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我们惯常辩护的那样自明。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使命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成功恰恰掩盖了其实践上的无能；从中国立场看，它谈论的东西与我们当下直接追求也大相径庭。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在相关研究中始终没有适当的地位，尽管在新一代学者的关注中显然也成为焦点之一。基于此，在本文中，我试图进行一种双重操作：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变迁为该问题提供一种尝试回答，反过来，以那种尝试性回答作为参照来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西方性

　　从理论上说，在今天，继续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仍然可以在立场和旨趣上被归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西方理论动态，面临着不小困难。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具有特定的内涵，已经不足以用它来描述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20世纪50年代梅洛-庞蒂使用这个术语时，它特指即由卢卡奇奠定的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另一方面，更复杂的是，正如德里达亦谈“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已经在当代西方激进左派那里致命地分离，而借由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所建构出来的，恰恰是试图绕过“主义”的话语（体系）。

　　然而，从历史和逻辑看，这一种理论势态不仅不难理解，而且必须将之视为之所以仍然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描述它们属性和边界的根据。因为，这种理论势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来说，今天的这种理论势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的必然表现。由于这一点，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缘，[1]并因此将之排除在自己的视域之外，或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而大加批判，都不是成熟的理论态度。当然，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以有效的无产阶级革命支撑。这是西欧马克思主义之痛。不过，必须承认，自从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其使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之后，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是在这一伤口上以扭曲的形式生长的，它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要义之间的明显距离并不是需要我们特别强调的事实。需要研究正视的是它的影响：由于时代条件的重压而产生的Z型路径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以及更宏大的20世纪全球变迁中遇到了何种历史难题？对这一主题的识别，上述那种关于研究的误解便自然消失，并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曲折轨迹中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欧的（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发展存在着三个大的拐点：第二国际破产后理论与实践的分野，前者由卢卡奇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组成，后者则由社会民主党、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新社会运动或反文化运动支持下，理论对实践的替代。在这一阶段，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基本上已经终结，尽管至80年代，仍然可以观察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例如1984年英国工人罢工），而以学生运动为突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则致命地失去了确定的政治目标，流于快感爆发式的“运动即一切”逻辑。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决定性地由阿尔都塞、福柯等这些结构主义大师来“发展”，其成果亦无法用我们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来加以描绘。最后一个拐点是前苏东社会主义的倒台，其结果如一些学者描述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在理论上）的解放”，即作为社会主义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的消散，反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更加自由而灵活地生长（德里克），最终则产生了华勒斯坦所称的“千面马克思主义”现象。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只能以残缺的身躯支撑着[2]，只能以其历史的屈辱作为养料滋养自身，只能依附于个体化的主体位置[3]，只是在泛政治化的学院或媒体中撒播。尽管这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了异常的增殖，但显然已经与马克思所定义的事业或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的话语性质大相径庭。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一个没有弥赛亚的弥塞亚主义（德里达）、不是宗教的宗教（罗蒂）、不可能的可能性（拉克劳）等诸如此类的“政治”规划形式存在。而在知识形式上，它显然成为需要以解构眼光进行审视为的古典叙事类型或知识型了。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底蕴

　　无疑，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属性是西方的，但与其他同时代话语相比，它又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相关。如何理解它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呢？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出版后便译成中文，我们能够接受那种事实吗？他是在一位马克思主义导师指导下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博士论文？缺乏消费社会语境支持的消费社会批判，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学者吃饱饭后的胡说八道，又是什么？这个假设的例子仅仅是一个假设吗？我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当我们对福柯批判马克思的作法感到迷惘之际，我们是否需要探寻一下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迷惘？为什么阿尔都塞、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几乎同时都围绕科学/意识形态、知识型/古典文本（叙事）类型、读者/作者关系、特殊的阅读/普遍的阅读理论等这些话题展开自己的研究，并且也都顽强地把理论的视野从运动拉回到研讨班（所谓“结构不上街”现象）？

　　在这里，不是理论不愿意走出课堂的问题，而是大街已经拒斥了理论的问题。法国思想家们的理论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再度回应了其法兰克福学派同仁这一代人的行动，这种行动的总结已经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得到总结：除了面对自身，理论在现代性的同一性暴力（无论是奥斯维辛这一象征，还是文化工业这一日常）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一种关于知识的否定主义姿态一直纠缠着战后的欧洲，在这些氛围中，旨在打开僵局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激进知识立场，所能够做的便是在每一种确定的知识（或真理）路径上树起“此路不通”的标牌，在总体上，这些道路便简约为欧洲近代理性（或古典知识型）。我们看到，至少在形式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6）、巴特的《S/Z》（1868-1969），其叙述方式惊人的一致，都强调他们的姿态“不是什么”而拒斥描述“是什么”，甚至共同拒斥了人们描述他们共性的“结构主义”一语，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即是“不断的擦除”。

　　这种写作姿态记录了一种知识的经验，这是一种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失灵而又无法创造新的替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普遍的，但其表达却是特殊的，并且正是这种特殊性无意地在理论上拯救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与其他勉强维持的传统宏大叙事相比，它们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那种资本现代性之同一性暴力面前化整为零的趋势。这一点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有清晰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都在强调这一点，而引人注目的“68”则是一次集中的检验，一次作为告别的聚会，一次为了开新而进行的总结。

　　西方的路径看，马克思主义至20世纪60年代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境地：马克思仍然走在时代的前面，但马克思直接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却落在时代的后面。正是这种境地才产生了政治意义上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论题，或更准确地讲，产生了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需求。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便是由此需求推动的，其结果便是“边走边唱”式的街头艺术。甚至90年代共产主义的挫败并不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只是给其扩散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机会。多样性、多变性、生动性、娱乐性、自由性、散漫性等是其典型的外在特征，并且正是这些特征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学院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其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而表现为当代学院派理论。

　　同时，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后马克思语境的形成，尽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路径来说，仍然需要我们关注两类事实：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对时代条件的反应，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受到以苏联为代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外部强化，另一方面亦受理论发展路径依赖作用不断把外在条件内化，后马克思意识便是如此一步步地强烈地表达出来的。例如，在前一个方面，从卢卡奇这个起点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路线的形成与共产国际对其采取的打压策略直接相关；在后一个方面，从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工人阶级主体的衰落作为自己“革命”理论的前提到后来高兹直接提出的“告别无产阶级”问题，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寻求从少数、差异进行突破，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与多元化理论动向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简单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底蕴，本身表现为社会历史物质条件与思想动向的复杂互动。从这一点出发，究竟什么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公开而直接的批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并且于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批评和替代，是否识别了那一纲领的漏洞（如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的批判是否成立），新的“升级”或替代方案是否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内在目标（例如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否能够为实现其为当代多元斗争提供团结的纽带这个目标，又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是否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等等）。

　　就这类问题而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逻辑发展，多少具有悲壮的特点：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拓宽了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和挖掘了深度，但这只是通过压抑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使命——即改造世界——来进行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套用一句来自艺术界或哲学其他领域的俏皮话[4]，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即西方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按照那句俏皮话的逻辑，无论其内容和形式与我们如何相似或不同，都不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对象。当然，这一逻辑会给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许多难题：难道就不可能寻得一个测度全部既存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通用标准，或者说，所有的地域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等值的？在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这个话题时，这是一个处在底部的问题。

　　问题触到底部，我们将会意外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因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通过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打开马克思主义视域时，他们强调了，“批判”必须正确反映时代的要求和提示时代的内在矛盾，才能够站到科学的平台之上。我们看到，尽管从卢卡奇到当代，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的深度和力度——通过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动态从而把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提升到新的科学水平——甚至受一种失望或悲观情绪支配而把反思的矛头指向理论自身，但它们确实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的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也揭示了当前反资本主义斗争所面临的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问题，从而在时代维度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它们的真正意义毋宁反过来说，迫使我们反思为什么马克思的直接规划并没有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从卢卡奇揭开的资本生产与阶级意识物化之间的勾连；到法兰克福学派发现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较之行前的作用变化——即文化而不是经济基础成为消费社会维系的力量——以及生产力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性质的颠倒——即生产力不再是无辜的；再到列斐伏尔关于空间而非空间中的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特点的论断，以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阐明；接下来是资本的弹性积累和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的理论；最后，直至话语问题，所有这些，在一个持续的序列中，为我们描述了资本通过“剥夺性积累”[5]而残存的原因及其结果。与此同时，他们亦以自身证明了阶级意识、文化斗争、局部的新社会运动、霸权斗争（所有这一切，都与街垒之火和议会斗争相对立）等策略的局限性。

　　这里，我们并不是对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功过进行清点。如果这种清点只是为了评判而评判，并没有多大价值。确实，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曲折发展，在自己的路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已经变得难以辨认。因为，它不只是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更为广泛的世界历史问题时所坚持的理论前提与马克思大相径庭，而且基本上都不再坚持它的历史使命，即无产阶级解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恰恰反过来掩盖了它在实践上的无能。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曲折性便在这里。也由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性地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明确地把实践作为自身旨趣的解放话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能够在西方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语境中的某种“自然的”生长，那么，它是否真正回应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被泛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并不等质。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试图以生态或女性问题为入口，以各种新社会运动为支撑的动向；也可以看到德里达式实际上缺乏任何现实主体支持的普遍的弥赛亚渴望；更多的则是不与任何实质性力量联系的学院话语（例如詹姆逊）。在总体上，正如哈维以威廉斯为例来得出自己理论主张时所正确阐明的那样，全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着两个基本的难题：其一是真正有效的普遍话语的缺乏，由于这种缺失，马克思主义无力完成其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动员；其二是不能形成对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集团的忠诚，这个阶级或集团正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体或力量。由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繁荣，都只是一种理论，即脱离马克思主义原始语境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注释

　　[1]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指的一种理论与实践同一的运动，这种运动的自我表述。尽管今天的欧美亦存在这种趋势，但又是相当微弱的，在学术、媒体上流传的都是理论的自我表述。就如近年来全球闻名的伦敦马克思大会，虽然资本主义批判仍然构成了它的“解释符码”，但其实至多是一种理论时尚达人的表演事件，与娱乐圈的明星新闻发布会极为相像。就研究来说，承认这一点正是正确地阐明欧美马克思主义事务的前提。不过，另一方面，多少有点吊诡的是，长期以来，无论东西方的研究，都存在这种倾向：在明知无法在欧美找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仍然将之作为研究的教条，从而把研究变成了大批判，从而错失了隐含在那种理论的自我表述之中的微弱的历史意识，而它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加以严肃对待的东西。

　　[2]作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维度被压抑或取消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或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指南的政治纲领被置换或去掉了，只剩下对资本主义永不妥协的批判，或者相反。

　　[3]例如，脱离了整体社会解放逻辑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其他少数差异立场。

　　[4]这句俏皮话，在“中国画”的定义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画即是中国人画的画，不论它是油画还是传统的文人画；在“中国哲学”的定义中是这样的说的，中国哲学即是中国人表达的哲学，不管它们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认识论传统，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学。

　　[5]David Harvey,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Verso,2006.pp.90-95.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