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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衰落以及各种新时代运动的广泛兴起，马克思对阶级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进行解读和批判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政治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中发生着理论演变。尤为突出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传统的阶级主体和阶级政治给予了后现代主义取向的解构和否弃，转向了去阶级化的多元主义激进民主和认同政治。本文拟就阶级的主体政治学到非阶级的多元主体政治哲学转向作一历时态的梳理和评析，以阐明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演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性质，及其研究者对此的省思和辩护立场。

　　一

　　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来看，马克思可谓是一元论阶级分析的代表，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群体。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由于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仅占有劳动力自身，导致一个群体无偿占有了另一个群体的剩余劳动，这就产生了剥削和阶级。对此列宁曾有过如下表述:“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P10)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阶级的对立及其矛盾的不可调和才有了国家和政治，政治的存在和国家的性质一样，是以权力和秩序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控制活动，政治和阶级的存在是无法分开的，因为政治的本质是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只有当阶级从社会中消亡了，政治这个上层建筑才会随之趋向终结。为了使工人阶级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然后才会有社会的全面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据阶级斗争来理解政治的。基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在于以下三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P547)如果说马克思阶级政治的思维范式代表着社会冲突的一极，那么，马克斯•韦伯的多元分析方法则占据着社会整合的一极。韦伯是从阶级、身份(等级)、政党三个层面来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分解的。

　　就阶级而言，韦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是由共同的因素构成相似生存机会的群体。而许多人的命运不是在市场上自己利用货物或劳动的机会决定，如奴隶在技术的意义上就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等级。韦伯承认阶级是一个由客观的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也认为占有财产和毫无财产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这是与马克思相同的。但是在阶级和政治的关系上，韦伯不同意马克思根据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而将社会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简单划分，也就不认为政治必须在两大阶级之间来作出解释。［3］(P249)

　　韦伯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沿着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路作出了丰富的阐发。卢卡奇强调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是主体，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4］(P9)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削弱了，必须增强其阶级意识，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历史地位和价值追求，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物化和异化的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无产阶级对之进行总体性批判。与之接应的是，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组织上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主张工人阶级在实践中应当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合作，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指导、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无产阶级政党理应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它肩负着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受之影响，汤普森强调把历史文化和阶级经历看成是阶级及其政治活动的关键因素。认为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意识，它是在阶级经历中借助于历史文化传统产生的，当他们能感到并说出阶级的共同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同时，阶级就形成了;只有在阶级形成的基础上，阶级政治才能由理论转化为现实。但是，阶级的形成不仅受在一定经济关系中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这就是普朗查斯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非把自己局限于经济领域，都没有将阶级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开，因为它们在再生产阶级关系中起了作用，不能单纯地以经济地位来理解阶级，而是要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元化标准来对其行为进行综合考量。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僚化和科层化程度的加深，达伦多夫主张直接用政治权力来定位社会阶级，即把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分开，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阶级，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是国家行政官员。认为在企业之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可能是一名国会议院，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达伦多夫的权力阶级概念，割裂了社会阶级与经济结构的依存关系，从而分离了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在统一性。

　　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不再从经济基础出发来看待阶级和政治，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诠释社会分化和社会治理。贝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知识经济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知识、技术、理论成了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成为一种资源，从而崛起一个新的知识阶级，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并可能出现专家治国和能人统治的社会。进而可以把社会划分为“科技阶级和非科技阶级”。［5］(P162)这样的社会结构分析，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混淆了一般阶层与社会阶级的区别，使阶级从经济和政治范畴位移到文化范畴了，似乎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差异。在由经济、政治转向文化的社会结构分析后，布迪厄强调习性、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品位格调在解释人们社会身份时的意义，认为这些因素能够展现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文化身份。由于人们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不同，使他们表现出不同的阶级习性、价值取向、生活品位和政治态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阶级主要是政治学概念，而阶层则是一个社会学范畴，这样，文化和阶层的社会分析逐渐取代了经济和阶级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的合法地位。可见，马克思基于经济范畴的阶级分析范式在当代西方社会发生着知识形态的演变，阶级和阶级政治意识从人们的视野中在逐渐淡出。以下是其更进一步的演变和发展。

　　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蔓延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失势，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核心范畴提出质疑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古典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着近代形而上学遗留下来的本质主义痕迹，马克思的阶级政治概念已不能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2—社会的变迁和出现的新问题。它也不能包容和说明当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新社会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及与后现代有关的政治现实。他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后分析哲学及后结构主义手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概念作了断裂性解构，否定现代性的“基础主义、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强调后现代的“非本质主义、非中心主义、非决定论、偶然性逻辑”以及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个体性和不透明性。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再适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现在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时候了。当下阶级冲突已经缓和，取而代之的是体现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文化冲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借助话语进行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建立合理的交往行动。哈贝马斯关注公共领域的权力斗争，企图建构一个更自由、更民主和更和谐的理性社会。他主张以大众民主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取代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以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的目标取代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政治冲突降低到了一般性公民社会冲突的层面，这一后现代民主政治范式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转向。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代表詹姆逊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下，传统的总体化政治已经被一种微观的后现代政治所取代，既未形成稳定的阶级形态，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阶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都是无政府、无组织的，因而是非阶级的。这正是高兹所说的“非工人的非阶级”，它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6］(P68)德国学者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阶级政治的消弥，指出由于西方福利国家消解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依赖的集体意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作为生活方式背景的阶级生涯已经消退，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个人作为生活规划的核心，因此不再关注普遍的形而上的阶级利益，而转向对个人财富、空间和时间的要求。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新的个体化过程正在于摆脱了阶级性的社会认同:“一种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结构的变体将获得其重要意义，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7］(P122)

　　当代西方这一非阶级的政治哲学转向，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得到了极力的张扬，他们对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哲学作了断裂性解构。首先，否定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是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8］(P76)在他们看来，经济和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不是上层建筑，它具有社会本体论地位，政治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所谓阶级的客观利益不是由经济先验决定的，而是由政治随机建构的。并认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们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完全是一种虚构和假设，这等于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经济主义”，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中性的、线性的过程。

　　其次，指责所谓的“阶级还原主义”。它把马克思的阶级政治观看成是一种阶级还原主义，即阶级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具有相同经济地位和客观利益的政治共同体。认为不存在所谓阶级的客观的历史利益，也不存在在阶级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主体，阶级与经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强调现实中工人运动的起源完全是自发的，而当今西方的工人阶级已经碎片化、分散化，不可能再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传统整体主义的宏观政治正在向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发生转变。

　　再次，打破了阶级政治的中心地位。他们不同意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代理人的论点，认为主体性的阶级已趋于解体，阶级斗争也并未在预测中发生。相反，现在兴盛的是以新中间阶级为基础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它构成了一种适应西方参与制民主特点的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须看到社会斗争形式的多样化、斗争体的多元性和斗争目标的异质性。主张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公民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成员，即建立一种广泛的等值链条的“彩虹联盟”，建构一个多元差异的政治行动主体，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社会认同。

　　复次，强调领导权和话语的介入作用。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多元异质的主体只有在左派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进行连接，才能构成统一的政治行动主体，所以新左派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的斗争中去”。而这一新的主体又必须通过话语获得人们的认同来进行建构——“没有先验的规定性，一切都是在话语中形成和建构的”，不是社会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社会。话语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由差异逻辑支配，话语建构的社会是多元的差异的，只能被政治性霸权暂时缝合。

　　最后，主张以激进民主政治替代阶级政治。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是不可能了，只有在生产领域之外开展广泛的、激进的民主革命实践。激进民主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关涉到被权力压迫和压制的所有社会成员。新时代运动就是各个阶层的公民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为反对权力主义、从属关系而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斗争。激进民主最根本的是反对各种新的统治形式、从属关系，本质上是以激进多元的文化抗争和争取自由权利的大众民主运动来替代劳动对资本的反抗。而所谓的激进民主政治实质是主张认同政治。

　　总之，在后马克思主义认同政治的哲学视野中，“市民社会的政治——它主要通过新社会运动获得现实的表达——取代了阶级政治。”［9］(P304)

　　三

　　综上所述，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政治概念已不再具有包容后资本主义现实的合法性，完全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残余。对它的解构就破除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阶级与经济范畴、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从而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利益统一性和政治优先性。这种对马克思阶级政治概念的瓦解，并把历史唯物论与形而上学或本质主义等同起来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反本质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是以改变现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唯物主义。反之，后马克思主义“从他们对于‘关于本质主义的最后质疑’的攻击中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身份，所有社会身份都是随机构建，且在政治上是可商榷的。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的概念最终所依赖的前提;它所包含的不仅是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话语，而且包含了对历史与历史进程逻辑的拒认”。［10］(P101)

　　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政治哲学，与后现代视阈下的非理性主义、解构主义、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逻辑相关联，即强调事物的偶然性和差异性逻辑，否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确定性。从学术史来看，它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修正主义思想的复活。其理论渊源于19世纪英国费边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即希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选择走进化主义或改良主义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所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政治观延展了充满异质声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修正的文化传统，使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新驿站，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挑战，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话语。

　　作为新左派的一种政治策略，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多元民主政治积极回应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涌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迎合了反对从属关系的体现社会斗争新形式的民主革命和社会大众对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治诉求，这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民主运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从根本上否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不再与阶级相关联。这种以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的做法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代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退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放弃而是团结，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对当代世界复杂的社会现实作出全面正确的认识和本质的透视。

　　现今西方国家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生态问题等与阶级问题一同使社会对抗变得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理论也需要作出补充、更新和发展。然而，马克思的阶级政治观并未因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和矛盾的增殖，失去其现实的解释力和生命力，非阶级的多元主义激进民主和认同政治本质上是以一般社会冲突的权力抗争来替代基于生产关系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多元主义的认同政治无法取代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政治，它遮蔽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深化和拓展的现实，实际上是遮蔽了西方社会多元冲突中资本对劳动剥削和统治的内容与实质。正如德国法学家利伯拉姆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阶级间进行的是一场‘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攻势，这场斗争重新变得更为公开。明显但仍旧微小的阶级斗争苗头正在形成。”［11］(P4)艾伦•伍德说:“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正展现出新的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开始走上街头。”［10］(P5)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阶级社会，只要剥削、统治和异化没有消失，阶级政治就没有过时，与此相应的正义批判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停止，而当前的生态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等则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形式。一如英国政治学教授琼斯指出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出版于1848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内容在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12］(P8)这表明，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于21世纪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无疑都具有现实的解释力。

　　因此，虽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从阶级的视角转向非阶级的社会大众视野来看问题，为分析和研究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学术空间，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多元性;但是寻求资本主义的出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能忽视阶级主体和阶级政治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不是想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矫正和超越。只有从社会生产关系出发才能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找到最终的根据和社会斗争的中心场域，才能把握社会实践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才能摆脱多元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思想窠臼，也才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作出科学的理论回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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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埃克哈德•利伯拉姆．马克思论述今天仍具现实性［N］．参考消息，2008－03－19．

　　［12］中宣部理论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