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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本文着重从国际战略、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国家统一、领导力量五个方面，探析邓小平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准确把握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主题，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指出：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围绕这个中心，确立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处理好大国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邓小平指出：“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就包括中日、中美、中苏关系，也包括中英关系。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是我国一段时期里调整中日、中美关系的领导者。在他的坚持下，最终写上“反对霸权”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之后，他亲赴日本出席互换条约批准书仪式并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运用其政治智慧具体指导中美建交谈判并在关键时刻拍板，隔绝和对立20多年的中美两个大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初，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引起全美轰动，并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调整中日、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及世界发展潮流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美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邓小平指导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动两国政府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使一度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稳定发展，双方各层级交往逐渐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英国是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香港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阴影。经过中英双方2年22轮的艰苦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同时，正如同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的：“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20世纪80年代，基于历史认识和现实分析，邓小平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置于首位，坚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确定中苏两党、两国根据新型党际关系四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相互关系。以1989年5月邓小平同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的高级会晤为标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12月18日，两国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定中俄两国将保持和发展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1994年9月3日，旨在进一步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的《中俄联合声明》签订，“双方高度评价1992年第一次中俄高级会晤以来两国关系充满活力的顺利发展，并认为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

　　大国关系的调整，使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日益扩大，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外部环境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出发，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改变“一条线”的外交战略，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的重大判断：“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着重调整大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同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同西欧国家进行了广泛友好的合作，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外交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全方位发展的中国外交，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中，先后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曾说：“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定时期指导全党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是党的全部实践的指南和依据，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54年２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在邓小平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邓小平不断深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解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伊始，他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他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7月4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即：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大会明确概括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此基本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战略。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展现了把握规律和大势的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标志着党和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9月18日，他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自信地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从构建理论形态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明确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条道路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开创的这条道路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邓小平为此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令人永远铭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发展大势，面对长期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和人们思想中的旧观念，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在安徽、四川等地大胆尝试“包产到户”遇到阻力时，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种关键时刻的鲜明态度对推动农村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系统工程，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邓小平高度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三大前夕，他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在南方谈话中，他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是党在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据此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向前发展。

　　邓小平大力倡导对外开放，他反复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特区创建之初，他鼓励广东的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在特区建设面临困难和非议之际，他于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充分肯定“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提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决策。之后，邓小平相继决策支持创办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对经济特区的充分肯定成为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标杆，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大格局，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改革开放成为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是整体的、全面系统的，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小康”成为此后40年反映中华大地翻天覆地变化的热词——小康生活、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在持续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征程上，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正是由于有邓小平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才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多次深情地表达这种浓厚的民族感情，他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台湾同大陆的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这一构想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982年1月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他对这一构想做了更深入完善的阐释。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进一步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括为“一国两制”。1987年10月，这一构想首次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1988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国两制”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成新时期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而且亲自指导了按照这一构

　　想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全过程。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重大实践，邓小平直接指导了这一过程。他强调：“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港人治港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高度自治问题上“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高度评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既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选择。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国庆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简称“叶九条”）。“叶九条”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对台湾方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邓六条”使“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更加具体化、系统化。1986年5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华航事件”成功解决，这是海峡两岸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开端。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出台《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封闭近40年的“台海大门”终于打开，海峡两岸实现了有条件的人员交往。此后，邓小平强调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说：“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9月15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说：“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之后，两岸经贸关系逐步发展，文化交流渐次展开，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有了进一步的增进，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时，邓小平同时深入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立足于对党情、国情的正确判断，邓小平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围绕这一目标，他反复强调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领导确立了新时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制定各个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同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正确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可靠保证。邓小平高度重视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强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党大力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第一线工作，稳步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不断健全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制度，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这一过渡形式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创造条件，确保了党的事业保持旺盛活力，确保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邓小平对此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面对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党风建设面临的新考验，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不正之风“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提出要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恢复和发扬起来。正是由于党始终保持优良的作风，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才得以贯彻执行，党的领导才得以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邓小平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1989年6月和9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正是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集体的领导，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才能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在平息这场风波中，邓小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他带领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同时也彰显了党在经历改革开放的考验后，培育起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显著能力。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重大的课题是：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党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实践证明，在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愧是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党，是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是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是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是他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彰显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我们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崇高品格风范，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进一步激励我们以史为鉴，踔厉奋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蒋永清，编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