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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而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就是其重要理论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温了邓小平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任务、“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要素以及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深刻回答了在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等系列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起基础性和最终作用的力量是社会生产力。同时，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领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把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看成是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最重要、最根本的利益，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2]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思想，提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3]他认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党的八大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工农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也指出这一时期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并未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必须把改善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心任务，这一认识也体现在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阐释之中。从社会主要矛盾角度，以生产力为中心，用生产力标准思考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任务，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1980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5]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6]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姓“资”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党的十四大将这一生产力标准的内容写入党章。生产力标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意味着生产力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对生产力标准理论可作如下理解：其一，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再现。实践标准是认识论范畴，生产力标准是历史观范畴，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如何认识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生产力标准客观反映了唯物主义的规定性。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系统、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唯物主义属性，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反映人类社会发展水平和能级的客观实在性；生产力标准是一个综合标准，是一个包含多要素、反映多层级、涉及多领域的复杂系统，是局部与整体、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等的辩证统一；生产力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衡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他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其三，生产力标准是人民利益标准的现实反映。生产力标准是检验政治领导成功与否、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改革得失成败以及实际工作成效的标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正确的政治领导要反映在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等成果维度上。当然，我们肯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说可以忽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对生产力标准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和庸俗化。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1. 依据生产力标准理论，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回答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党曾经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企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会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失误。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提供的生产力标准，马克思提供了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然逻辑，也提供了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生产力途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他把纠正“左”倾错误、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唯物论基础的问题作为拨乱反正的首要工作。正是在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程中，邓小平确立起生产力标准的唯物史观基础，在政治路线上把生产力标准理论作为拨乱反正、实现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武器。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9]“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0]他认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力发展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2. 依据生产力标准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生产力标准是考察社会历史所处发展阶段的根本尺度，社会主义内部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必须参照生产力标准。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更先进的生产力，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加快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发挥出来。坚持生产力标准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清醒认识，从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制定适合生产力条件的政策。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虽未能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已经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1]这里的不够格，主要就是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角度来讲的，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完成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本来应该具有的生产力基础，这个初级阶段根本上就是由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人口占多数、文化程度不够高、贫困人口比重大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具体表现。

　　3. 依据生产力标准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私有制的生产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我们曾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原则，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例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中国被证实不都是成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理论，深入开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他突破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观念，把生产力范畴纳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之中。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生产力发展的任务及目标切入，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突出贡献。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生产力标准基础之上的，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突破了过去仅仅从生产关系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局限，同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即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一面。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首位，表明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生产力都是基础性、根本性的任务，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根本上就在于前者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其生产力发展的价值之所在。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3]生产力的发展从内部首先体现为要素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拓展。一般生产力要素论认为，它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些要素的具体内容则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一个复杂的要素系统。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表现为新要素的生成发展和旧要素的迭代升级。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会使劳动资料呈现高科技含量特征，而且还会从根本上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社会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生产力及其要素就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科学发展水平、工艺或技术应用程度体现为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它决定着生产资料的科技含量。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4]这充分说明了劳动资料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生产资料的科学技术化更是生产力要素中至关重要的变量。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同时，结合世界科技革命趋势和我国发展需要，创新发展了生产力要素理论。

　　1. 继承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和科学论据，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实践的发展为马克思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创立生产力理论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5]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这无疑都强调了科学因素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又不断更新着人们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方式。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7]1988年9月，邓小平在肯定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8]的论断。马克思论述过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作用的进一步凸显，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核心地位。这里的“第一”就是最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意思。这一新概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尤其是突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新兴产业持续产生、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邓小平关于科技生产力的理论，深刻揭示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当代发展。

　　2. 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关于科技在生产力要素中的作用及其价值发挥理论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邓小平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19]继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他又强调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邓小平认为，“四人帮”曾经把脑力与体力之间的劳动差别看成是阶级差别，这无异于破坏了社会主义各阶级阶层之间的联盟，消解了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在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还必须“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20]只有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首要作用，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才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非常重视生产力中人才的主体因素，他从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角度，高度重视人才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尊重、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认识。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1]同时，要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他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在培养人才问题上，他认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在使用人才问题上，他强调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为此他还提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22]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3. 对科技因素在生产力要素中的融通性的认识及其实践运用

　　现代生产力要素更加具有融合性特征，除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外，还要特别重视科技、教育、管理等要素在生产力中的融通作用。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地位以及内部矛盾运动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有不同的生长点和突破口。科学技术就是现代生产力实现突破和跃升的关键要素。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23]一方面，关于生产资料与科学技术的结合。邓小平认为，现代许多新的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往往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被发现的，而后得到推广应用，现代工业也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生产工具的科学技术化，劳动生产手段的不断完善也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它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关于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结合。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劳动者，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从对一般的劳动者到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对劳动者要素内涵的认识提升，说明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渗透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由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推动发展的，反过来，它又要求一般劳动者提升自身知识、技能和素质，从而以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邓小平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一融通性，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24]此外，邓小平还针对生产力要素配置方式和效率、生产力要素时空布局以及国际流通等问题提出一系列论断，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新的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找准发展阶段、确定发展任务、规定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提出生产力要素理论，为生产力要素赋予新的内涵，明确要素内涵的作用地位，从根本上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还针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新论断新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进行了许多宝贵探索。他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所以必须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25]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论、动力论、战略论，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1. 对生产力发展目的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6]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生产力发展理论，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7]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先进、更具优越性，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如果出现严重的普遍贫穷或者两极分化，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28]这个政治路线，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进而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得以发展。

　　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然而实际却是在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现实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体现优越性？这是邓小平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那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9]社会生产力的效率、水平要体现出优越性，并且生产力发展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更短时间、更高效率发展了自身的生产力，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三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基础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共产主义有着明确的生产力基础和生产力标准，也就是说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是有着明确的生产力条件的，要实现按劳分配，首先就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30]发展生产力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就是在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持续追求的目标，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我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当下，我们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在坚持为共产主义创造必需的客观物质条件。

　　2. 对生产力发展动力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从变革生产关系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解放生产力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又一突出贡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1]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讲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在邓小平之前的时代，更多强调的是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需要实行体制机制改革，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但包括根本的经济制度还包括具体的体制机制，并非经济制度建立后就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尤其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条件下，要更加注重变革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改革动力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是创造性地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理解改革的革命性变革特征提供了依据。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2]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政治解放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得到解放，如何在经济社会条件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更具基础性意义的课题。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经济解放奠定了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要真正实现经济解放，还必须在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基础上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尤其是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方面的变革，这种变革本身就是革命的内容。所以，改革是革命任务的继续发展，只不过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形式不同，内容和目的却是相同的。改革不但要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还要破除长期以来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革命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改革的任务同样艰巨，不仅要打破思想认识束缚，还要扫清生产力发展障碍。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三是提出一系列体制改革规划，深化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认识与实践。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领域的全面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手段而非社会性质，这为后来一系列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逐步建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逐步把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并实行价格、税收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论述了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积极性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发展生产力成为其重要目标。他还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司法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指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3]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有利于技术进步，新的科技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两方面双管齐下、相互促进。在邓小平科技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实行了专利制度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在邓小平改革动力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改革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科教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

　　3. 对生产力发展战略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重视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战略作用。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是紧密相关的，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好教育发展。在谈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时，他深刻指出：“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34]如果只把经济作为重点而忽视了教育，就会存在问题，他把教育与经济放在一起考量，充分说明了教育发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意义。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任务。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世界科技变革的趋势相适应，邓小平在给北京景山中学的题词中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5]高度说明了这一观点。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后来党和国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教育强国，都是对教育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优先地位的确认。

　　二是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步骤理论。邓小平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结合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计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前两步翻两番，第三步再翻两番。第一步，80年代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五百美元；第二步，90年代末人均达到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到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四千美元。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一发展战略，也就意味着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邓小平从经济角度对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战略设计。党的十三大在肯定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总体发展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要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其战略规划的时间同邓小平的规划是一致的。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规划还必须进一步从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中找到突破口。为此，邓小平提出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思想，这些重点包括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农业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能源和交通是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和科技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三是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布局理论。首先是先富带动后富、东部带动西部。邓小平针对过去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同时以先富带动后富，并且他认为提倡先富有助于形成激励机制、帮扶机制，带动后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反映在生产力上就是部分地区生产力的优先发展带动全国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其次是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我国试办了经济特区，邓小平指出：“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一共四个经济特区。”[36]实践证明，经济特区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布局是正确而成功的。经济特区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技术、管理、知识、生产要素对外流通的窗口，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再次是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37]他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为此，他提出了税收调节、技术转让等措施，并设想社会生产力达到小康水平后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所要接续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新时代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实现的又一重大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高质量发展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的生产力理论的引领下，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与实践持续深化。当前，全面梳理和探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要素及其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和贯彻新的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