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紧密关联。调查研究既是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机制。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调查研究承载着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道的求索与解答。换言之，在术以载道的意义上，调查研究关涉如何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把握革命规律、如何通过形成并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制定革命政策、如何通过了解实际革命情势来采取革命行动等关乎中共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首先，调查研究要回应革命领导权以及思想方法问题。调查研究内含一种变革性，肩负着回应中共革命领导权以及制定革命路线之思想方法这一重大问题的历史任务。从这种回应革命重大问题的角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历史方位，并正确地开展调查研究。同时也只有在回应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才能把准总方向。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全党要注重调查研究周围环境。他解释道，开展调查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从中共领导机关职责与发言权角度指出了调查研究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如果从中共革命领导权角度而言，毛泽东的讲话其实从事权与话语权两个维度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从事权角度看，调查研究需要回应中共领导革命的两件大事：一是通过调查研究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革命情势，进而做到真实地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二是通过调查研究来掌握中共的革命政策，从而通过执行革命政策来改造世界、改造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只有回应好这两件大事，才能使中共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重任。从话语权角度看，调查研究回应的是如何通过有理有据的发言来推进革命政策制定的问题。发言权是中共革命领导权在党内的表现，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有理有据地发言直接影响着革命政策的制定。调查研究就是要为发言找实据、寻真理。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提高领导改进作风》一文所说，“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是表现在政策上”，为此，“就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只有把发言权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发言，也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革命政策。

　　与回应革命领导权问题相关，中共调查研究也回应着制定革命路线的思想方法问题。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回顾和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时，认为“左”倾和右倾错误看似两个极端，实则是“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左”倾、右倾错误领导的认识论根源，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此，“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继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正确开展调查研究。正如陆定一所认识的，“从实际出发，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实践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才能深刻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真义，才能有意识地去做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换言之，调查研究所内含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能够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进而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提供思想方法前提。

　　其次，调查研究要紧紧抓住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毛泽东曾指出，如果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尤其是“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只有紧紧抓住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明确核心任务、做到有的放矢。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对以往革命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我们曾经犯过错误”，“不注意去研究农民”，不注重研究农民“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只是“走马观花”，没有“下马观花”，不做调查研究，没有研究“什么叫富农”“什么叫中农”。毛泽东的讲话剖析了以往革命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不围绕中国社会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不紧紧围绕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具体且实际地了解中共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在制定与执行革命政策时势必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实际上，早在1941年给《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展开。他指出，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要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随时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了解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才能使党员干部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并“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

　　紧紧抓住中国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仅是中共着眼当前、面向未来的行动要求，而且蕴含着对过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延安整风时期，中共领导人还通过调查研究审视既往革命中存在的脱离中国社会问题实际的主观主义问题，不断提升对调查研究的整体认知。1943年3月27日，结束晋陕调查的张闻天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自身和党内过去执行“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视。他认为，过去“我们可以天天高谈‘改善群众的生活’，‘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但却毫不调查“自己所在地群众的生活，群众中的阶级关系”；“我们可以登记某一个士绅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见，称他为中间派或进步分子”，但却毫不调查“此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讲减租减息，但却“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在工作中闹出“许多乱子、许多笑话”，不可能执行“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张闻天已然认识到如果不紧抓中国社会问题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而只是停留在高谈阔论和一般性的政策执行层面，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贯彻落实革命路线与革命政策。

　　最后，调查研究要坚持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的有机统一。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列举了收集报刊资料、开调查会、“写名人列传”、“个别口头询问”以及收集“县志、府志、省志”等具体收集材料的方法。但调查什么、如何调查等具体问题仍需共产党人在实际调查中摸索前行。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调查研究注重把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有力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1941年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调查研究实践是理解这种方法论意义的典例。

　　1941年9月，为锻炼广大党员干部的农村工作本领，使其熟悉农村妇女情况和学会调查研究，并对妇女工作进行反思和调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分赴延安和绥德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团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农村调查的讲话，重点从方法和问题两个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开展调查研究。从方法角度看，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他强调，要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即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部分，然后再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社会，亦需要“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需要真正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从问题角度看，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要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如果丢掉主要矛盾，而只是去研究细枝末节，就“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此外，毛泽东还就调查团关于怎样开调查会、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强调“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无论是上述毛泽东所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抑或他作的《关于农村调查》报告，都是他基于自身调查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对共产党人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具有教育和启发作用。不过，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实践经验以及调查研究实践中存在个体差异性，如何将调查研究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把基本方法转化为具体方法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仍考验着多数共产党人。妇女调查团成员王云回忆：毛泽东作的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一些入门的知识”。但自己在深入延安农村挨家挨户调查过程中，由于“缺少与农村妇女交心的办法，方式也简单生硬，很难得到群众的真心话”。后在中央妇委委员张琴秋的耐心教导下，“我们改变了原来手拿调查‘提纲’一问一答的作法”，通过进“屋门”，在与“她们共同劳动中建立感情，以拉家常的方式，使她们自愿和我们讲心里话”。这样“我们很快和群众熟悉了，使我们的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地展开”，而且“了解到许多‘提纲’上没有提到的情况和问题”。王云在调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反映出中共党员虽然接受过调查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将调查研究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仍需摸索，而她的调查研究实践经验也说明，只有把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正确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

　　总而言之，延安整风期间，中共在回应革命领导权以及思想方法问题的过程中把准了正确开展调查研究的总方向，在紧紧抓住中国社会问题实际的过程中明确了正确开展调查研究的核心任务，在坚持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有机统一的过程中淬炼了正确开展调查研究的实践方法。

　　规则经过制度化而成为制度，制度化是一种规则或规范被明确下来并被广泛认知的过程。行动者根据这个做法（或组织按照可预期的结果）来建立自己的预期、调整自己的取向和行为。作为中共革命技艺淬炼的调查研究显然不是一种任意行为，而是在一定的制度和制度化机制指导下开展的革命行动。考察延安整风期间的调查研究实践，可以发现组织与检查两个关键制度、机制对中共调查研究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导向规范作用。

　　一是建立组织制度与机制。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和部署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军队高级机关和根据地高级政府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中央设置调查研究局，主要负责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中央调查研究局内又分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作为中央一级工作机构的助手，并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和延安分别设置第一至第四调查分局。“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委或省委”设立调查研究室，专职收集各管辖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并加以研究，做好“该局委”的工作助手，同时需将调查研究所得材料及时报送中央调查研究局，以供中央使用。通过在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等设置调查研究机构并明确其职责与功能定位，以及建立调查研究材料报送制度、机制，中共建构起从中央到省委等层面的调查研究组织制度与组织机制，进而为在全党上下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要求和工作部署，地方党组织也迅速响应起来，纷纷设置调查研究机构，部署调查研究工作。比如，1942年1月1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对晋西北党内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该指示明确要求，区党委成立调查研究室，“各地委应成立调查研究科，由地委书记直接管理”。各地委要“向下建立调查研究网，把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做起来”。地委调查研究科要以“专门收汇各方（党、政、民）材料”为职责，向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直接“供给材料和研究问题”。县则“设调查研究员一人，由县委书记直接管理”。同时该指示还对政府和群团组织调查研究机构设置进行具体部署，并强调“无论党政民调查研究机关，均须自动建立自己系统的调查研究网，直到最下层去”。通过向最下层以及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延伸，中共调查研究机构形成了“中央—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最下层’”的纵向到底以及“党、政、民”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这样的组织体系有力保障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展开。

　　二是建立检查制度与机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组织部署落实落地，党员干部是执行的关键。党员干部的执行力虽然受各自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影响，但也需要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强化党员干部的执行力。“即便有强调有实践的理论和效率优先的追求作为铺垫，仍然需要领导者持之以恒地贯彻、教育、督促，建立制度化的行为机制，逐渐形成重视实践的政治性格，才能保证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调查研究亦是如此，其开展得如何、落实得怎样，还需要通过督促、检查等来加以检验。

　　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发《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围绕落实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情况、调查研究工作效果、调查研究机关设置情况、调查研究工作人员配置和培养情况、调查研究材料收集情况、调查研究工作动员情况等六个方面进行详细检查，并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电告中央。由此拉开了中共调查研究检查制度构建的序幕。随后，各地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对调查研究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1942年3月24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对晋冀豫区调查研究执行情况作出检视。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认为，自中央发出调查研究决定后，区党委高度重视并开展了调查研究，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精神尚未根本确立，调查的习惯尚未养成，调查材料还非常匮乏、不全面，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尤其是要注重调查研究方法。中共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通过检查来检视调查研究情况的机制。

　　1942年4月3日，为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行政机关正确研究讨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和部署整风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该决定除了向党员个人介绍如何将“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的方法，还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要通过工作检查使党员干部充分掌握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该决定从程序、方法、目标、时间、结论等方面对检查工作做了部署。在检查工作程序上，各部门负责人要“拟定检查工作的计划”，“然后着手检查本部门及每个干部的工作”，最后“做出改进工作的结论”；在检查方式方法上，“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在检查目标上，“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的切实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在检查工作时间上，由各机关单位“自行规定，取得上级同意”；在检查结论上，各级机关“检查工作的最后结论，须由上级机关批准，其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通过建立具体的检查细则，中共调查研究的检查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并成为推动延安整风的重要举措。

　　随着中央层面检查制度的建立，各地也纷纷通过检查来推进调查研究工作。例如，1943年2月7日，中共淮北区党委在总结调查研究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认为该区调查研究工作尚无显著成绩，究其根由则在于党员干部的认识不足、经验缺失以及调查研究“没有组织”，导致“大家不做”。针对这些问题，淮北区党委提出了改进调查研究的具体意见：在调查领导上，地委、县委应“经常讨论此工作”，并指定一人“专负责对此工作的领导责任”；在调查组织上，调查工作应以县为单位，切实进行；在调查职责上，县文教科组织领导全县人口、土地、水利、交通“以及一切行政上问题的调查”，财政、教育等工作由各自部门负责人“作更精细的调查研究”；在调查材料管理上，县级调查材料由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府文教科负责整理，“最后均由县委宣传部保证传送”，地委宣传部负责汇总县委调查材料和整理地委调查材料，“送与区党委，以便供边区各机关参考采用”。从上到下的检查制度、机制使中共调查研究工作变得更加规范、科学、细致。

　　总的来看，通过建立和完善组织与检查两个关键制度、机制，中共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规范化，调查研究工作也更为细致、有效，这不仅有力推进了延安整风，而且为中共认识革命规律、把握革命情势、制定革命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改变阶级革命的惯性思维与行动逻辑确非易事，而正确掌握和运用革命领导方法也绝非朝夕之功。延安整风时期，随着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成熟，中共成功推动领导和工作方法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解决革命实际问题，而且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淬炼革命方法，将调查研究与数目字管理紧密联系，使“具体领导”和“计算作风”相结合，做到“有数”和“无数”相统一，进而实现革命政策、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适应了革命复杂多变的情势和需要，调查研究由此走向成熟。

　　战争情境下，革命领导要实现有效组织动员、迅速集中和精准配置人财物，以支援革命。如何实现有效动员？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时就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方法就是“要调查农村”。“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农村阶级、经济情况等问题，“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施运销食盐政策就是典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遭遇空前财政经济困难。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毛泽东指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作为当时边区最重要的资源，盐既是边区“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时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运销食盐就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因时因地之举。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将食盐运销纳入边区统一管理，规定“边区各分区及直属县运盐数量”以及其他任务要求。对于边区政府的这一决定，有些群众认为这样大规模运盐“一定赔本”，这“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甚至一些干部对运盐政策也缺乏认识，“因而执行不坚决，甚至变成落后群众的尾巴，反对运盐”，以致运盐工作进展迟缓。

　　战争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如马克思所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中共战时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收支，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只有弄清楚运销食盐政策是否正确、运销食盐能否获利，才能解决边区财政困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是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具体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运盐情况迫在眉睫。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情况，以制定和调整具体政策、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西北局提交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时任西北局延属十县工委秘书的高克林接到任务后，便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进行调查，在详细了解他们带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实际情况后，形成了一份运盐调查研究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从内容来看，该调查报告主要包括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途中生活情形、出现的问题、费用和赔赚情况以及经验教训等部分，记录和反映的是陕甘宁边区一次普通运盐作业的全过程。调查研究报告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一方面是因为契合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员干部通过召开调查会的方式正确开展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运盐情况，及时有效地回应了边区政府经济政策争议中的焦点问题。报告通过对鲁忠才运盐“胜利回来”的“算账”，“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同时，报告还直奔问题，如实反映了运盐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总结了运盐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这些都为中共了解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以缓解财政经济困难提供了直接参考。《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后，在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边区迅速掀起了运盐热潮。据统计，1941年边区实际外销盐“来一个突增”，达到29.9万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外销盐的最高记录，对边区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支持”。高克林关于边区组织运盐的调查研究具有典型性，反映的是党员干部对调查研究的正确掌握和运用。由是，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使中央和边区对运盐实际情况“心中有数”，有效推动党员干部贯彻落实边区政府运盐的决定，而且还成为延安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领导不仅需实现有效的组织动员，解决战争力量的聚合问题，而且需学会“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即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因此，革命工作既要注重调查研究，做到“有数”，更要跳出简单的“有数”思维，做到“有数”之“无数”，在“无数”中动态地、整体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方向，提升科学领导和工作能力。简言之，革命领导工作要做到“有数”与“无数”相统一。

　　数目字管理以调查统计数据为基础，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旨趣，高度契合了战争状态下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动员工作之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中共要求“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但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处于游击战状态下，严格的制度推广确实存在困难，数目字管理制度亦是如此，其在各革命根据地的开展并不均衡。即使按照“一切找原则、找体系、找数目字，一切工作都用统计表表现出来”的要求贯彻落实，数目字管理也不同程度地异化、蜕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唯数字论”，衍生出“拉夫凑数”的“指标主义”和盲目扩大数目字的“锦标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中共认为主要在于“我们目前的统计工作是为统计而统计，并非为解决工作问题而统计”，或是虽然有不少调查统计材料，“但很少从里面去发现与研究问题，于是把统计调查工作也变成形式主义的东西，数目字一大堆”，却“看不出什么问题，也不想去看什么问题”。在中共看来，“唯数字论”问题本质上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主观主义问题，而解决“唯数字论”问题，就是要解决主观主义问题，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克服主观主义。为此，中共明确要求，在“领导战争动员工作”中，举凡计划的制订“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因为只有“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使制订的“数目字能够真正实现”。

　　中共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总结的工作方法经验，还需要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领会和体悟，实现融会贯通。作为乡村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要议题是农村阶级、经济社会等情况。1942年7月，张闻天在晋陕调查团关于农村阶级关系问题的调查讨论会上指出：农村阶级“变化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说变化均很大”，但我们“不能机械的看数目字。绝对数在一定的地位上是有意义的。但固执在抽象的数目字上，就会犯错误”。因为单纯从数目字上看，“地主还存在”，他们在土地上还处于垄断地位，还有大量银子、白洋，因此必须估量地主经济力量还很大的现实，“不能麻痹忽视。要很好与之作斗争，限制他，使之向我们要求的方向改变”。他还在调查日记中总结道：“在各种具体问题更深入研究以前，阶级关系变化的了解，是不能深刻的。”八路军干部高鲁亦有相似体悟。1942年下半年，高鲁在农村开展土地调查和减租工作时，对农村阶级划分标准进行了思考，认为农村阶级划分主要是依据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等不同阶层土地占有数目字的差异来划分的，但“同时又应看到，并非有了土地的数字就可以完全依次划分成分，要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确定。如果分析情况不准，划分成分的标准就难以掌握”。他在随后的调查中进一步发现，由于宗法及血缘等因素，农村存在代管父母、亲戚土地的现象，但这并不构成租佃关系。为此，在调查统计时，既要准确掌握土地数目字，又要研究土地归谁所有，不必拘泥于数目字。张闻天与高鲁关于农村调查的实践和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机械的（地）看数目字”和“不必拘泥于数目字”是调查研究与数目字管理相结合在调查统计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实际时做到了“有数”和“无数”相统一。

　　“有数”和“无数”相统一，既是中共解决革命问题的方法，也如列宁所言，是共产党人应学会的“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艺术的目标是创造性能力。革命战争艺术强调的是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创造性能力，“是对标准、规范的超越，与弹性、策略的联系更为紧密，或者说是一致性与多样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共认为，党的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党员干部必须学会革命艺术。而学会这种艺术，就“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这样既能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实现“具体领导”，也能依此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制定和执行政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斗形式与组织形式”，争取革命胜利。因此，注重调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目字管理，就是学会这种艺术的不二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闻天和高鲁的农村调查经验，不仅反映了党员干部可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农村实际情况，而且更能够说明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

　　延安整风时期，调查研究经过中共组织化、制度化以及将其付诸全党实践后，被写入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份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成为中共全党制度化共识性工作方法。这意味着调查研究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需要普遍遵循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标志着调查研究这一革命领导和工作方法走向成熟。正如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对自身掌握领导与工作方法情况所作的判断：“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

　　调查研究是中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但培养这“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得（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检讨延安整风时期中共调查研究的组织行为，使党员干部掌握“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掌握领导和“政治的全部艺术”、“适时地估计到并了解应该把主要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等问题，仍在一定领域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这并不影响中共关于党员干部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理念的总结。梳理延安整风时期中共调查研究的组织行为，中共中央显然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掌握调查研究的复杂性作了较为充分的估计，为此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方式不断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调查研究进行纠偏，使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并以此克服“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这一过程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形成的过程。

　　一定意义上，形成的过程也是建构的过程。就逻辑建构而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是中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凝结。如毛泽东所言，“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只有“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问题在于，延安整风运动前，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一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使“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不能实事求是；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去检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既“注重学风”，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又“注重党风”，解决“实践问题”，“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调查研究去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注重学风”和“注重党风”是辩证统一的，统一于全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调查研究这一领导和工作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延安时期，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完成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互构。在重要性上，中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系统周密地对中国革命环境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完成确定的任务”，“不失前进的方向”，在革命战争中“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在内涵上，中共将实事求是释义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方法上，中共要求共产党员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研究中国实际情况，“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实践上，实事求是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同时，中共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将实事求是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其是判断“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的思想根源。经过系统互构，调查研究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形态。中共推动和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再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动态过程。一定意义上，与其说中共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毋宁说中共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付诸实践，重塑中共党员和党组织。

　　（作者简介：许江，博士，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