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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在与中国现代化道路艰辛发展历程有关的西方国家里，美国占据独特且重要的位置。从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到在华办近代教育，如清华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建立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体系等。这些近代教育、医疗机构，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科学家，在抗战期间还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开展斗争，包括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地方建立地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也在助力中外籍学子们奔赴延安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配合第二战场迎接新中国到来的美国教会学校师生，以及冲破美国限制奔回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钱学森等优秀学子，都成了新中国各领域建设的栋梁之材。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人员中，在留学与回国之间往来量最高的还是留美学子，其中科技人才占了相当大比例。归国学者当选中科院院士的占比，也能显示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当代留美人才之间的密切性和现实性。

　　回顾近代美国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有科技衡量标准，更有政治准则影响。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历史阶段中是占主导的。认识近代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必须要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分析。由此，重读1949年毛泽东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对今天认识中美关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一定启示。

　　1944年10月25日，魏德迈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美军总司令。11月30日，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援蒋抗日”转为“扶蒋反共”。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是其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放置于战时与中国人民结成的战斗友谊和技术协作等领域之上，这一转变也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强调：“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世界上两大阵营出现。美国、苏联之间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垒和美苏的对华政策，都在一定程度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发展，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形势在总体上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有利的。由此，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旧中国要在此时灭亡，新中国要在此时诞生，局势变化之迅猛，前进过程中不确定因素之多，是平时难以见到的。”在决定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走上独立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关头，国内各党派和中间人士也有不同态度。幸运的是，在历史关键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国人民最终作出正确选择。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对新中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文化观方面绝对不同之处做出阐释，他明确断言，战后美国企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将战时“援蒋抗日”的政策转为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

　　1949年1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其第二个任期。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年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结果，是国统区经济体系总崩溃，政治体系危机四伏，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解放战争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节节失败，已呈现崩溃之势。艾奇逊上任不久，面对国会和报刊舆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艾奇逊向杜鲁门谈到，美国政府需要把援蒋失败的情况公之于众。为此，应准备一份过去五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文件，并向公众发表，以说明错是在国民党。杜鲁门同意了艾奇逊的主张，国务院随即在远东司成立班子，编辑发表的文件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强调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他一再催促要加快进行编辑工作，并指示已经退休的前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通读全部文件，还要求在白皮书开头写一个短文件，阐述全书中心思想，这就是后来艾奇逊的《在国务院的岁月》。

　　马歇尔在任时，曾担心此举被视为是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而拒绝这样做。这次，美国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国民党政府都表示强烈反对。艾奇逊也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们的反对意见告诉了杜鲁门。然而，杜鲁门不为所动。他认为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是必要的和适宜的。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被简称为《白皮书》的发表，彻底暴露了美国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意识形态划线的反动实质，显露“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已成事实。然而，中国国内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本质认识不清，仍对美国寄予希望。他们也被美方认为是终将会“再显身手”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希望”。对这些人的错误认识，美国给予鼓励。或可说，这是美国后来着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初表露。

　　针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新华社连续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5篇评析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从理论上做了权威阐述。毛泽东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到，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应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说，对于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对于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我们要做很多耐心的工作，要真正去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技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采取具体举措，直接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第一，宣示主权。1949年4月20日，长江上发生紫石英号事件。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驳斥了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所进行的辩护，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明确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英国人没有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和平争取。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赴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就黄华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做了具体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查美国政府之意象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没有毛病。……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话，黄华也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的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不无遗憾地说，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实施和政府阻止，司徒雷登最终还是告老还乡。

　　在与新中国成立前夜相关的历史人物中，司徒雷登是至今被人们时常提起的一位。他本是知名教育家，却以外交官身份黯淡收场。从个人角度说，这是个悲剧，但是从当时中国革命发展走向看，这也是必然。新中国告别司徒雷登，不仅告别了曾经的燕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末任驻华大使，更是告别了放不下、又改变不了的对新中国充满敌意的美国外交体系。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积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所致，也是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气候下的结果。除意识形态因素，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坚定立场，是新中国选择“一边倒”政策绝对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在那个时代，新中国外交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面对很多困难乃至局限，但在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的情况下，“别了司徒雷登”，就意味着别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也使得亲美派、一些持“中间路线”人士断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共和国、独立开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看，这是历史的必然。

　　面对行将崩溃的国民党统治，当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不能清分社会发展方向，还在期待以所谓“和平”运动阻止革命战争推进。他们试图推行“中间路线”，即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实行的方法，就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持这一“中间路线”态度的人并没有看清楚，他们提倡和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道路。何况，这也是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容的。为教育对走“中间路线”抱有企图或希望的人，毛泽东在1948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鲜明提出：“用革命的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接受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是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两条路究竟选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动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还侧重强调了两方面问题。

　　（一）认清革命胜利前夕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毛泽东高度重视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反面教材功能，明确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继续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他指出，美国大规模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事实上，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不想直接侵略中国，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所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入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者的人是有骨气的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多少一点儿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的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气势昂扬，最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二）揭露美国对华政策本质，号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9年8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指出：“帝国主义给自己预备了灭亡的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这篇文章被也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8月2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四评白皮书》，就是著名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文章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教科书，它公开地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关于即将诞生的共产党政权的国家性质，毛泽东重申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艾奇逊所说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五评白皮书》，也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友谊”，还是侵略？》。社论列举1840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驳斥了艾奇逊所说种种“友谊”和“原则”，指出其实质都是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去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关于如何能独立地走上中国现代化道路，事关新中国发展方向。由此，各种政治力量对毛泽东系列文章、社论的反应也不同。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世界本可以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是，紧接下来发动冷战，美国又把世界范围的矛盾和对立持续了46年。在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特别亚洲冷战重于欧洲冷战的战略下，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两次印度支那战争等，都带着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试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企图。美国还就“谁丢失了中国”问题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激烈讨论，把新中国作为在亚洲的头号敌人。自此，有绝对科技强势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一穷二白奔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只是斗争起伏的阶段及程度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美好愿景，也一直被美国全方位封锁和破坏。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加入世贸组织等，本身对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美国是不可能让中国在民族复兴之路上顺利大步向前的。今天重读毛泽东的系列文章，对于认清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丢掉幻想，有积极的警示作用。当时，社会上有三种分析和态度印证了历史发展趋势。

　　（一）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在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奔向新中国关键的三年里，中国当时有三种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向的政治方案摆在人民面前：一是继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三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建国方案，即先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再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对此分析：

　　第一，帝国主义不可能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激烈，就使任何改良和中间性质的政治方案都失去实现的可能。

　　第二，毛泽东将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结合起来分析。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然基地，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结合，具有买卖性、风险性和垄断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随着新中国成立，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将在根本上被推翻。至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并受它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性，也就是革命性、进步性和妥协性、软弱性。他们本应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却因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没有勇气和能力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道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软弱性，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又不能不对其依赖，结果也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虽有革命性，但是也有软弱性，不敢发动和领导人民，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况且他们没有武装力量，不敢进行武装斗争，在革命中会有妥协。毛泽东的结论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人民的唾弃。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第三，各解放区工农政权建设的生动实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逐步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所以，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最终起引领作用的只能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断言：“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归根到底在于其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及其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也促使中间力量最终放弃了“第三条道路”。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二）历史学者认为应该对美国的本质有清楚认识

　　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发表了有针对性论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的2卷《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等刊物和文章，立足批判、以正视听。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一书的出版，至今仍对学术研究有深远指导意义。

　　在这本90页的小册子里，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后起的一个国家。它又是一个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国家，首先着重在国内的经营，然后才加强其对海外的扩张。这两个因素，规定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过程：起先是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其次是逐渐走上独立侵略中国，再次是争夺中国霸权，最后则进行独占中国。在这全部过程中，美国的侵略与邻近中国的日本，尤其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当时这本书的结构模式，不仅为美国侵华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框架，也呼应了毛泽东提出的“友谊，还是侵略”著名设问。

　　1908年始，美国用庚款兴办了遍布中国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宗教团体，受其资助而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和善良的中国人对美国大有好感。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日最重要盟国之一，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中国知识界，从自己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感受到了这一点，社会上弥漫着亲美、崇美、恐美的氛围，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站在爱国主义立场，扼要叙述了美国侵华的历史过程，揭发了美国“帮助”中国的假面具，起到告诫中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作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了译本。

　　（三）民主党派中间人士逐渐认清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8月29日《大公报》发表主编王芸生写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其中写道：“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开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国人有它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社论字里行间透露着“中间力量”对战后和平到来的期待，对国民党政府的乐观期待。

　　然而，美蒋反动势力一系列从政治军事方面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企图失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特别是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翻了身，广泛动员了他们投身解放战场的积极性，大量社会现象教育了曾主张走“中间路线”的人，一些爱国、正义的人们由衷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赞叹，赞扬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们汇集于香港，又跋涉到东北、再取道西柏坡，一路追随共产党，最后到了北平，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民主人士马叙伦说：“我们以为在共产党方面，战是他根本不愿意的，因为战是他们的损失；可是应战是他们不能避免而且愿意的，因为不应战而坐待消灭，当然没有这样的道理。”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他对周恩来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有希望考个好成绩的决心。毛泽东带到赴北京路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和一个政治理念。“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有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事。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同年5月1日下午，毛泽东从香山别墅乘车到颐和园，前往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住处益寿堂拜访。谈诗甚畅，随后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其间柳亚子先生问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妙计会这么快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要说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决心是建立在人心向背基础上的。

　　1950年10月3日，毛泽东诗友柳亚子先生于国庆观剧其间即席赋诗一首给带着三个武器和一个理念领导革命成功的毛泽东：“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允尔。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迁。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省会喜空前。”毛泽东随即奉和了一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溯源历经数十年亦友亦敌的美国，一直以先进的科技军事为本钱，或搞和平演变，或搞颜色革命，或挑动战争，或进行斩首行动，尤其是自己出钱出枪让别国打仗，发动代理人战争，使用多种方式搞国强必霸，毁掉、拆散一个个国家，造成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从两大阵营之首到独霸世界，一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资本集团取利为前提，阻碍、迟滞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还有一股正义、领头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今日美国则完全是操纵世界，使世界动荡不安的机器。现代化在美国这里，只能独占，不能分享。因此，不论今日美国更换了多少手段，其帝国主义本色最终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最终的阻力。丢掉幻想与如何面对未来，还是需要中国人树立斗争意识。只有斗争才能获取真正意义的和平，才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和轨迹。重温75年前毛泽东对国人的提醒和对美国的警告，仍对如今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回看1949年前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背景，可言这是历史性选择，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75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明确历史责任的担当，才有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才有独立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底气、骨气。正是45年前正确的改革开放国策，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使广大中国人民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正确认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新时代国际大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还是需要当年的那句话：丢掉幻想！只是我们当下也更需要放眼未来。

　　（作者简介：梁怡，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