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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的时期，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承前启后的重要转型时期。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文化，无论政治、哲学、道德伦理，还是经济思想，都发生了急剧动荡分化，被封建纲常礼教压抑成一潭死水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波澜汹涌的巨变。中国思想界在这个时期开始总结和告别传统的经济思想，接受西方新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播种、扎根创造了思想条件。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国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面对灾难深重的时局，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说，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个大变局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极大波澜，各种救国救亡的思想纷纷涌现，颇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意味，就经济思想而言，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01

　　“师夷制夷”的经济社会变革思想

　　“师夷制夷”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经济思想领域围绕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和商务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改革主张。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林则徐不仅是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开明的政治家和先进的思想家，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其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不仅查禁鸦片身体力行，而且还能从经济上分析论证鸦片贸易的危害。他计算出，中国四亿人口中若有1%的人吸食鸦片，就会导致每年一亿两白银因鸦片输入外流。鸦片输入还导致国内工商业被破坏，苏州、汉口等地工商业的营业额因此比二三十年前减少一半，这减少的部分哪里去了？“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他看到西方国家铸造的银币由于有确定的重量和成色，比中国的银块更便利流通，东南沿海地区在贸易中多接受外国银币，导致银币溢价（高于银币的含银量），一些外国商人利用输入银币换成银块出口，以套取中国更多的白银。为此，林则徐提出改革货币的建议，提出铸造含银量五钱的银币，形式仿造中国的制钱，铸出后和洋钱同时流通，一段时间后，再考虑是否禁止外国铸币流通的问题。这说明他认识到铸币比称量货币先进，而且采取的办法是学习西方以抵制经济侵略。为了铸造银币，他还主张开采银矿，在经营形式上主张商办而不赞成官办。他认为官办易于产生贪污、行贿、任用私人等种种“弊窦”，但开矿所需资本甚巨，因此要“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官府只管动员鼓励，经营管理全由“商民”做主，自负盈亏，“成则加奖，歇亦不追”。他主张严禁鸦片输入，但不反对一般贸易，他把禁止英国输入鸦片，而允许同其他国家贸易，争取它们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或支持中国，称为“以夷制夷”。但同时他还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符合中国商人的经济利益。他指出，中国商人对西方商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莫不歆羡垂涎”，只是因为朝廷“定例”不允许，不能出国贸易，以致对外贸易的好处都被外国人占去了。为了防止西方的军事侵略，他还提出了要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技术，主张中国自己“制炮造船”，而且要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

　　魏源是近代初期中国经济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之一。鸦片战争后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对西方的了解使他在1852年完成了《海国图志》百卷本的增补工作。在社会经济领域，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甚至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样激进的口号。他的基本经济观点是“缓本急标”论，这是他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教条“重本抑末”论的重要修正。这个思想就是在抽象地承认重本抑末教条的前提下，重点保护“无田富民”及其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他本人参与了两江地区的盐政改革，实行了允许一般商人领票经营的“票盐”制度后，还亲自出资与人合伙经营“票盐”。

　　他对儒家“黜奢崇俭”的信条作了重新解释，说黜奢崇俭“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主张允许富民奢侈，刺激消费有助于“通工易事”（分工与贸易）。他还提出借助海商进行漕运改革。漕运是清代国家财政和民生大政，也是积弊最多的政务。魏源、包世臣等极力论证商人海运比官府河运优越。魏源不避讳为商人言利，“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他指出，如果没有鸦片输入，中国对外贸易可以实现贸易顺差，完全有条件多进口大米和金属材料。在货币问题上，他与林则徐都主张仿制银币，但货币改革的出发点应当是“其意一主于便民，而不在罔利”。就是说，货币改革的目的是有利于商品流通，而不是增加财政收入。对货币的属性，他认为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意思是货币必须是有较高价值的商品。这种观点接近于货币金属主义的认识。在发展新式工业问题上，他也主张除了官办也应当允许民办，“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这已经流露出民间向新式工业投资的需求，也成为后来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思想来源。

　　02

　　发自中国农民的呐喊与革命诉求

　　中国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末，土地制度的安排及其改良都由统治阶级操刀，从鲁国“初税亩”、承认私有土地开始，中经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王莽改制实行的王田制（封建土地国有制）、北魏的均田制等；关于土地制度的设计与抑制兼并的改革基本也只在知识阶层中讨论，而且主要围绕三种基本模式——井田、限田、均田——展开。正如恩格斯所说：那“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末才被改变。明末李自成起义，首次提出“贵贱均田之制”以及“均田免粮”的口号。如果说在此之前，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到明末，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完全腐朽没落，不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已经发出自己的呐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两个珍贵的历史遗产——《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前者是中国农民对土地革命自发的最后呐喊，后者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发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声。

　　《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土地均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许多内容和思想观点并非一朝出现，它是中国千百年来关于土地制度革命和进步经济思想的集成，如“人人平等”“太平”“均贫富”“计口分田”，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等都有据可考，甚至其中的“圣库”制度也可以从汉末的太平道以及后代起义教派中找到思想渊源。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是历代农民起义最完备和最具革命性的土地纲领。

　　《资政新篇》是中国最早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它的起草者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之一，早年长期在香港生活，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资政新篇》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设想涉及范围广，其系统性在当时罕有其匹，包括兴办制造“器皿技艺”的近代日用品工业；各种矿业开采；发展火车、火船等交通运输业；修筑全国公路网，大办水利工程及浚河；兴办近代银行并准许银行发行钞票，举办各种水、火、人寿保险业务；鼓励私人建筑房屋，以朴实耐用为主；“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资政新篇》在财政上主张设立各县钱粮库以支应政府人员的薪俸和公费开支（这与《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圣库制度有很大不同），并主张征收内地的水陆关税。更重要的是，《资政新篇》突出强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经济，鼓励私人出资经营，政府给予专利权鼓励；在劳动组织方面，反对奴隶劳动，鼓励雇佣劳动制度。这说明，这个经济纲领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出现甚至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遗憾的是，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资政新篇》没有流传开来，也没有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应有的影响。

　　03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经济变革思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仅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证明“师夷制夷”策略的失败，这深深刺激了中国的思想界，使其由此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开始的主要学习仿效技术、生产工艺和现代生产方法，发展到学习西方制度及其社会文明，这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新潮流，在经济方面，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是经济思想界的一股新风尚。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企业开始逐渐出现。代表民族资本的经济思想家也开始出现。郑观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当时国内流行甚广，甚至传播至海外。他最早提出“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他提出了以商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并以“振兴商务”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总纲要。他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是“握四民之纲领”的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因此，国家的一切部门，如政务、外交、军事都应当“为商立”“为商置”。针对传统的以农立国，他提出效法外洋“以商立国”。尽管郑观应等对封建政权的“困商之政”十分不满，却又把自身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保护上，希望其“保商”和“富民”。为此，他呼吁清政府设立“商部”，这就可以使“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近代初期代表民族资本的思想家对西方的大工业虽已有见闻，但印象还不深，于是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振兴商务上。直到甲午战争前两三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才认识到西方大工业的重要性，开始产生“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之类的看法。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经济思想界开始摆脱初期以商为中心、依靠封建政权振兴商务的幻想，而把发展机器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模仿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主张。康有为、梁启超即为其中的代表。在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明确地把发展大工业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用“兴实业”来代替郑观应等人“振兴商务”的口号。他提出要鼓励资本家“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并且要求把“定为工国”作为“国是”，并驳斥封建顽固派反对新式工业的“重农抑末”“以农立国”的旧论调。他指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实际上这是中国近代提出的第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设想。但康有为还认为，筹办“矿务”“商务”“铁路”等还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要变法就必须“全变”。所谓全变，就是经济和政治都变，政治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设立制度局来筹划变法。

　　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近代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在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中，他特别重视民生主义，他之所以献身革命，“就是为实行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个定义反映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两个特点。第一，关心人民生活。民生主义的目的是改善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即“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第二，他倾向社会主义，虽然他并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完全熟悉，但他欣赏社会主义理论对工农群众的认识以及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把实现民生主义称作“社会革命”。为了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建立物质基础，而中国严重“患贫”，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但振兴实业的前提是要进行他所说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为“兴利”而“除害”。从中国的现状看，“兴利尚可缓，而除害尤宜急”，他之所以一生为革命而奔波，就是希望通过“除害”为振兴实业创造条件。他的社会革命有两个重要的纲领，一个是平均地权，一个是节制资本。这两个纲领就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通过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扫除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所以孙中山说：“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得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

　　04

　　西学东渐：现代经济学的引进

　　中国近代也是经济学术语和概念从中国传统表达方式向现代表达方式转变的时期。在五四运动掀起新文化和白话文新潮流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经济问题的表达方式仍然主要沿用的是传统的文言文表达，其经济学的概念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也不完全吻合。夹杂其中的既有政治和社会伦理思想，也有经济问题的意识，在现代经济学术语和概念的革命尚未完成之前，这些思想的表达就像某一种金属的矿石，需要加工和提炼才能获得其中蕴含的金属矿物质。1880—1901年，几部经济学英文著作开始被翻译引进。严复在1898—1900年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02年出版时书名定为《原富》。严复翻译有个习惯，经常根据书中思想结合自己的认识展开论述，撰写案语，该书长达六万多字的译者案语被编为《译事例言》，可见，书中的翻译不免掺杂他个人对原著的理解。而且，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术语和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贴切的翻译，译者为了使其译文能够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尽量采用中国旧有的经济术语和表达方式，从而限制了原著中新思想的表达。因此，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得到西方经济学知识的途径仅限于三四本英文经济学教科书的中译本以及一些西方传教士对经济学似懂非懂的解释性论文。

　　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云集日本东京。借助日本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学习和消化，从日文再翻译为中文的西方经济学论文和著作在此时大量问世。但对这门新学科的命名仍然没有定论，所谓国富学、理财学、生计学、计学、平准学，不一而足。在此期间，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习杉荣三郎从日文移植而编写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学讲义》，首次使用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1908—1910年又出版了几部颇为流行的直接从英文翻译的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才被约定俗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知识界积极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传入中国。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名字首次见诸中文报刊是在1899年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一书，书名译为《大同学》，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该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也。”这是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02年，梁启超在赞扬进化论的同时，也简要提及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指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此后，不断有人在著述或译著中提及马克思和《资本论》，但都比较简略。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发表了个人见解。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评析了《资本论》的观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宣传和初步研究《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此，有学者认为，孙中山阅读《资本论》，可能始于1896年流亡伦敦期间。还有学者认为，王国维读《资本论》是在20世纪初，这在时间上比陈寅恪20世纪20年代初读《资本论》早了十多年，即便与李大钊读《资本论》的时间相比，王国维也早了约十年，由此断言，王国维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还有研究者考证，马一浮1903年赴美后购得英文版《资本论》，1904年赴欧后又在柏林购得德文版《资本论》，并在1905年回国时将这两部外文《资本论》带回，因此马一浮是中国引进《资本论》的第一人。

　　由于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斗争中不断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朝野受到极大刺激和震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中国思想界以儒家纲常礼教为一统的意识形态也被打破，并发生了重大分化。即便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依据对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也分化为不同的政治派别，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思想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01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化

　　封建意识形态的分化首先发生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当掌握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统治阶级的这种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难以为继的时候，必然会从自身营垒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大官僚，勾结西方侵略势力，利用外国的洋枪洋炮，对其进行了残酷镇压。他们由此认识到，外国侵略势力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并不威胁清朝的统治。在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上他们与西方侵略者取得了共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发起“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民用工业，并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和支持。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朝政府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这种政治状况总结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外国侵略妥协退让，与侵略势力相勾结以维护封建统治，这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政治路线。

　　在地主阶级当权派代表人物中，曾国藩是最早看到西方武器先进的人物，1862年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随后李鸿章等人也积极创办采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僚总共创办了19个军用工业企业，总共雇佣工人9100~10810人，投资5032万两白银。

　　这客观上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其中，张之洞是有较多经济见解的洋务派官僚，其思想的基本论点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主张要学习西方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为什么要学新学，他的回答是：“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这个论点某种程度上与西方侵略势力不谋而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如以中国之声名文物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对待清朝政权与国内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提出了“利权分离”论，即允许资产阶级获利，但不允许资产阶级染指政治权力，“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二是依赖外国资本办洋务。他把借外债办洋务看作“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万难缓图”，只有大举外债办理各项“自强新政”，中国富强了，就“不患无还债之法”。更有甚者，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俄国争夺东北，提出东北门户开放，开门通商应外国人一体均沾，还要任外国人为顾问官、法律官和警察官，实际上是一个变中国东北为帝国主义列强共管的殖民计划，张之洞不仅欢迎，而且与刘坤一联名上书称“皆于地方有益，即皆于国家有益”，“使各国公同为我守此根本”。

　　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他们反对外来侵略，但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外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发展对外贸易。在国内治理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财政经济的措施，以改善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传统经济思想不同的是，他们朦胧地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开始超出“师夷制夷”的思想局限，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提出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变，开通风气，开发民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重视商业，也不仅是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认为商业发展有利于国家富强。特别是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他对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广东海关报告的分析，已经接近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中的贸易差额学说，分析的结论是：“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他明确指出了正是由于鸦片进口才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差额。而在此之前，中国对外国贸易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仍然是一种封建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并未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租剥削以及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统治。对于学习西方，也只限于器物方面，而不涉及体制和其他上层建筑。他们所主张的“变法”，只是封建制度内部的改善措施，在后来，他们也没有把“师夷”同“变法”联系起来，给予变法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对立面是地主阶级顽固派，他们的经济思想与当权派、改革派都不同。顽固派主张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中的旧事物，拒绝接受中国封建社会中未曾有过的任何新事物，主张“封关禁海”，断绝对外贸易以及与外国的正常交往。但是他们对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却不闻不问，甚至反对查禁。刘锡鸿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对待外来侵略，他因惧怕而主张“攘夷”，实际上是反对洋务派引进外国军事工业；而又因惧怕而主张“抚夷”，甚至提出与英国结盟，靠英国舰队保卫中国沿海，以省去中国“办海防之财力”。在经济思想上，他死守重本抑末的教条，把农、圃、渔、樵、蚕桑、织、牧及百工，也就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视为“生物以生财”的部门，而认为商贾（这里他专指新式工商业）“耗物”“费财”，引起社会奢靡风气，是造成民财皆空的首恶。因此，要富国就必须“重农抑商”“务本知俭”，并由封建朝廷整饬“纪纲”。这种陈词滥调的出现，足见封建传统落后思想的顽固性。

　　02

　　农民阶级反抗思想的新高度

　　太平天国起义提出的两个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对其革命理想的最高认识。前者要求对全国土地实行国有，并且绝对平均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建立公有制和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后者是在太平天国政权的晚期，个别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案。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对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给予了沉重打击，但它毕竟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天朝田亩制度》反映的仍然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理想化方案，历史的局限性使它不可能提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前景。《资政新篇》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它在太平天国内部找不到实施的社会条件。由于它与太平天国政权同时消亡，对后世没有产生影响，它的出现，只能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即将出场的预告，而不是这种思想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03

　　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终结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已经完成，与此相适应，经济思想也脱离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进入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而且这是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发展的主体阶段。这个阶段最先活跃的人物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他们在许多领域广泛地提出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国并抵御西方侵略，应先发展经济以富国，建立起强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他们宣扬的先富后强论。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论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但是把“商”尤其是对外贸易看作是发展经济的中心和关键，提出“振兴商务”“以商立国”的口号。例如，马建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贸易差额原理作为主张发展海外贸易的理论根据；他还建议铸造和发行银圆以代替银锭的流通，建议发行金币以适应世界通行的货币制度；他对西方股份公司制度做过比较深入具体的研究。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事实进行了抨击，也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对封建政权压制民族资本感到不满，提出“保商”以及提高商民政治地位的要求。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缺乏明确和完整的认识，只关心经济发展的途径问题，充分表明其认识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继之登场的是1894年变法维新活动的思想家，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的经济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以“振兴实业”的口号取代“振兴商务”的口号，提出以大工业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国家发展目标“定为工国”，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理想。1902年，梁启超就中国经济落后问题提出了“生利分利”的说法，认为国力的兴衰，取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多寡，“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可至国富民强；反之，则难逃贫弱的命运。为此就要改变女性状况，使之成为“生利”之人，这是女性贡献国家的重要方式。这一思想在近代女性解放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发动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企图通过君主立宪制的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他们要求的“全变”，包含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封建守旧势力的强大，他们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自愿地实现社会改良的愿望在中国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提出要打倒封建统治的时候，他们都变成反对革命的保皇派了。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他的经济思想既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问题，也包括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了在民主政权领导下，由国家和个人共同努力来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全面的战略构想。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体现这一战略构想的国家工业化方案。《实业计划》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出现的唯一完整的、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他还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看作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他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比前人更全面、更激进的纲领和方案，对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分析论证，也大大超过了前人。他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方面，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都创造盈余价值。这些认识反映在政治上，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的妥协性、软弱性，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领导责任的历史使命。随着孙中山的逝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事实上宣告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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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学输入的思想分化与阶级倾向

　　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前，梁启超就开始试图运用近代经济学说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和与经济有关的历史文献。1897年，他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释》一文，20世纪后又陆续出版了《管子评传》等著作。他打算“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但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在现代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既成为教科书的知识，传播给青年知识分子，作为课堂学问盘踞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思想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运用，成为经济政治改革的思想依据。为此，曾经有学者把经济学分为“纯理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前者“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界的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性质，无足深论”；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的改造思想”，则“远较重要”，因为，这种经济思想“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

　　20世纪第一个20年间，中国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经济学领域西学东渐的主角。他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初期，留学日本的人最多，学成归国后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他们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引进了大量经济学名词，使中国经济思想的表达方式发生变化，开始了经济学领域影响深远的“术语革命”，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移植性变迁，大量经济学名词是由日语转译过来的。其次是大量翻译了日文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到1911年，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经济学原理的著作约38种，来自日本的就占30种。1908年，中国开始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陈焕章是第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学者。191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孔门理财学》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资料。民国以后，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从日本转向欧美，其中学习商科和经济学成为留学美国的热门专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成归国的留美学生开始取代留日学生，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中主要发挥了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先锋作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补充了思想能量，同时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生力军。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并不关心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不考虑回应时代与人民的需求，他们的学问只是象牙塔里的理论。在政治上，除少数人外，他们中多数人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希望中国成为美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自身利益与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少数人与买办资产阶级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就趋于式微。因此，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数虽然也不少，但是他们的活动一般局限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中国学生输入新的经济学知识，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和研究，也没有运用新知识改造社会的志向和行动，缺乏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考和求索，事实上他们只起到留声机和传声筒的作用。

　　而我们研究的主题和目的要求把研究对象对准那些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运用新知识唤起民众，并逐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少人也是海外留学归来，他们关心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本着经济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力求学有所用，对社会有益，因此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参与或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投身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其中的主要代表有王学文、陈翰笙、杨端六、陈豹隐、刘秉麟等人。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留美归国，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端六，研究会计学，留日归国，对商务印书馆的会计制度进行过改革，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长沙演讲“社会与社会主义”等专题；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新中国成立后曾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陈豹隐，原名陈启修，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5年归国后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刘秉麟，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了《马克思传略》《劳动问题是什么》等文章，尤其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人没有加入，但他们的经济思想都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不仅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其中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参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作出了卓越探索。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社会急剧动荡分化，围绕救亡图存，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纷纷发声，经济思想领域也异彩纷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里既有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些开明思想家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也有中国农民阶级对自身利益的理想诉求；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振兴实业、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设想，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工业化和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设计方案和战略规划。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早期共产党人迎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渴求。

　　01

　　严复对封建社会经济规律的总结

　　马克思在1863年至1865年写出《资本论》的草稿，这个年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成熟的时期，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前夜。因此，马克思有可能对一个成熟形态的社会经济形式进行解剖和分析，从而得出完整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严复在1896年到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这个年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完全成熟并走向衰败的时期，严复虽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他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熏陶和启发，以先进思想的眼光对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历史透视，达到了在此之前的经济思想家难以企及的认识高度，代表了对封建社会经济规律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他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思想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改造和转化。

　　严复虽然仍然使用“本末”的概念来区分农业和工商业，并分析农工商的关系，但他提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释。他认为农业虽然是唯一产生剩余产品的部门，但它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如果农业生产“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社会财富就不能增长，“宇内之财只有此数”，如果农业不发展，作为社会分工结果而形成独立部门的“工商之业”，也就无从“得立”。这种解释既继承了传统经济思想的“本末”概念，又为其注入了一些新的内涵。他把工商业称为“末业”，不是轻视和蔑视的意思，而只是分工概念；相反，他认为，没有工商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本身也不可能得到很大发展，整个国家也不可能富强。他以移民垦荒为例，说如果国家只是为移民“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而不考虑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那么，移民将会因“货出于地而莫与为通”，不久就会“委之而去”，新垦的土地仍然被抛荒。他还以俄国、葡萄牙等国为例，认为这些国家“皆不富”，而且“进治极迟”，就是因为它们“舍农而外几无余业”。当然，这里他说的农业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能够“得赢”的商品化农业，因此才有运输销售的需要。他对农工商关系的理论总结是：首先，农业和工商业“理实有本末之分”，其次，不应该“贵本而贱末”，而应该“于国为并重”。

　　严复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重农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舍弃了“抑末”的封建主义偏见，从而对传统的“重农抑末”经济思想给予了改造和转化。但是这仍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解，而恰恰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总结性认识。其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唯一生产剩余产品部门的认识，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因素，而关于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对农业本身的作用的看法，则比法国重农学派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02

　　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版的空想社会主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游历欧美，接触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进化论，之后在印度旅居期间（1901—1902年）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但直到1913年《大同书》的部分内容才在《不忍》杂志发表，全书更晚至1930年才由他的学生钱定安公开出版。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的说法与《公羊春秋》的“三世说”结合起来，运用西方社会进化论，把“小康”等同于“升平世”，把“大同”等同于“太平世”。《大同书》就是关于“大同”或“太平世”人世间美好生活的空想设计。针对西方社会存在剥削压迫、财富集中、人民贫困、阶级斗争激烈的现状，《大同书》对经济制度的设计包括以下方面。（1）生产资料公有。“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2）社会经济计划化。他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企业“各自为谋”，社会“不能统算”。只有去私产，“弭竞争”，建立“公政府”，统筹各个经济部门，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才可实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盈”。（3）仍然存在商品货币。由公营银行的“公金行”负责货币发行和社会资金核算。（4）劳动者以工资形式领取个人收入。工资水平有差别，工资外还有奖金制度。（5）“大同”时代仍有富人和大富人，但没有穷人。公金行的管理者必须是有益社会的“仁人”。（6）经济发达，人民富足。劳动生产率高，“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教育水平高，社会实行五年制的普及大学教育。《大同书》中描绘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具有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也有鼓励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作用；但是《大同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以“博爱”“主乐”“进化”作为社会经济制度设计的思想基础，反对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主流的时期，它的思想是反动的，书中甚至把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小国家的征服说成是“大同之先驱”。但是它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能否认的，它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部乌托邦思想文献，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珍贵文献，其历史价值应当得到肯定。

　　03

　　孙中山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方案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中国近代最值得珍视的经济思想遗产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工业的积极性空前增长，在这种形势鼓舞下，孙中山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1919年完成了《实业计划》的写作。这个计划不仅包括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设计，还蕴含着他对有关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和集中反映。针对中国的贫困，他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生活最廉”的国家，但如果不用货币而用劳动来衡量，中国却是“生活最贵之国”。

　　在旧式生产方式下，中国劳动生产率低，所有物品的生产都耗费大量人工劳动，这是中国贫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高的实业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观点具有西方劳动价值论的因素。关于实业发展的重点，他从国家经营的层面提出：“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这里他把交通运输和农、矿等原材料生产作为国家经营实业的发展重点和主导部门。至于解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农业和轻工业，孙中山主张应由私人资本经营，任由发展，而且不应只“谋求一端”，必须“万端齐发”，这比张謇提出的以棉铁为中心的实业发展更全面，但这不在国家经营的实业计划考虑中。

　　在实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上，由于孙中山没有考虑过如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来解放农业生产力，从而在农业部门筹集剩余资金，因此目光只能盯在国外，企图靠外国资本来实现他的实业计划，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他呼吁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投资，他把这种思路称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当然他注意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侵略的事实和结果，因此他强调利用外资要防止主权遭受损害：“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为此，他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如签订平等互利条约、利用私人资本的商业性贷款、利用好有利时机等。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思想对后人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国家丧失经济主权而尚未实现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利用外资而又不损害国家主权，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04

　　早期共产党人为中国命运迎来真理之光

　　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主要从日本输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留日学生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或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早期留日学生中，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朱执信是十月革命以前介绍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一位”。同期的宋教仁、廖仲恺等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朱执信留日期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于《共产党宣言》一部分的完整翻译。1908年１月，留日知识分子创办的《天义报》第十五期刊载了民鸣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这是关于恩格斯1888年序言的完整中译本。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完整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也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的介绍和解说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那时在中国还没有对马克思和列宁原著全文的完整翻译和出版。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也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这启发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从而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14名成员中有10名留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多达９人”。

　　李大钊1914年至1916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深受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论著的影响。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发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大钊的3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两篇文章是中国人认真研究《资本论》并准备将其原理付诸实践的第一个标志，它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从而为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陈独秀1901年至1914年曾5次留学日本，在此期间的学习生活使他广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经历。

　　李汉俊1918年前也在日本留学多年，与日本左派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交往甚密，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返回中国时，携带了大量日文、英文、德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为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献资料。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李汉俊根据日文版重译的米里·伊·马尔西写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大钊、陈独秀大力推荐了该译文，因此使其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中流传很广，深受欢迎。

　　李达在1913年至1920年留学日本，1918年后在日本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从1918年秋至1920年夏，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翻译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书。此外，李达还于1919年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发表于同年６月18日和19日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

　　周恩来曾于1917年至1919年到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日本左派学者的书刊，如《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以及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著作，广泛接触了新思潮，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从此在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天津爆发了声讨反动政府卖国罪行的运动，周恩来因领导了工商界和学生集会游行而被军阀逮捕。在监狱里他鼓励狱友们坚持斗争，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给被捕的青年和各界代表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六月七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这个生动事例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开始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周恩来出狱后于1920年11月前往欧洲留学，他通过实地考察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对各种社会改造学说进行了比较鉴别，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人类社会的真理，从思想上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他于1915年至1919年在日本留学，接触了日本学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经常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他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与河上肇、山川均等积极进行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回一大批日、英、德等语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在陈独秀的鼓励支持下，他很快把该书译成中文出版。正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播种者之一。1918年4月他和蔡和森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年到北京后，接触到关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主张“我们应当起而仿效”，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必将普及于全世界”。1919年12月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之后，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大量阅读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使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熏陶。1920年4月至7月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有机会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如何开展湖南革命运动等实践问题，进一步奠定了他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从而使他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相比，百年中国近代历史是短暂的，但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转折时期。面对千年大变局，中国人民的抗争、求索与觉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旧阶级内部分化，新阶级产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都试图回答这个时代的叩问，探索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就经济思想而言，不仅总结了前人从未意识到的中国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达到了空前的学术水平，而且大量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名词和概念，完成了从传统经济思想到现代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更重要的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先后提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充实了现代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使书本上的经济学从课堂走向社会。在西学东渐中，一批有志青年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真理之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高潮，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提供了理论思想指南。这就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轮廓。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