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越南宣布独立，于1945年9月2日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不甘心丧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随即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并派兵入侵老挝，占领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战争由此开始。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也相继成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美国刚开始采取观望政策，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美国认为印度支那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是遏制苏联扩张的一个前哨阵地，而且还可构成反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由此，美国决定与法国通力合作，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取得优势地位。到1954年，美援占了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支出的7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应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向其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团。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动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缓解西南边境安全压力、突破美国对华遏制封锁、争取和平周边环境的必要举措。越南人民军在中国的协助下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平原战役、西北战役等的胜利，不仅壮大了队伍，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而且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4年1月至2月，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全程参加会议，其他有关国家分别派代表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柏林四国外长会议结束后，2月2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将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同时，用协议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前了一步。”但同时，周恩来也敏锐地意识到，“越南和平的恢复问题，关键在于美国”。

　　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当时，法国已难以承受战争的重负，试图通过谈判实现所谓的“光荣解决”，以便保存其在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势力和影响。法国希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干涉来增强自己在日内瓦会议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并不希望美国的干涉危及日内瓦会议的前景，更不希望美国借机占取其在印度支那的既得利益。英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但有和平的意愿，因为不论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增强还是美国势力大规模介入印度支那，英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马来半岛的既得利益都将受到冲击。英国还担心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会导致同中国的新一轮对抗。美国从推行遏制政策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服法、英同它一起在越南采取集体干涉行动，认为“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则对于我们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以及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力量对比的改变来说，其最终影响将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抛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宣称印度支那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如果共产党将这张牌“推倒”，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接着失去的可能就是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动摇日本、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结成的沿海岛屿链，进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法、英两国曾表示只有在谈判失败后才会考虑集体干涉的方式，这使得美国更不愿会议取得成功。事实上，美国只是由于担心会严重损坏它与法、英两国的同盟关系才被迫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讲，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作为一个“观察员”，而不是作为会议“参加国”和“谈判者”去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的态度对日内瓦会议能否成功十分关键，其在战后的地位与实力，使它常常能成功协调西方大国关系，推行自己的意志。因此，美国表面和谈实则破坏的态度无疑将给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带来很多困难。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对日内瓦会议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1954年2月27日，周恩来召集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在发言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二是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其中指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中国采取积极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对中国来说，朝鲜停战后，在战略安全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威胁中国。因此，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对中国西南边境乃至全中国的战略意义都十分重大。二是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在战场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停战，比一旦战争国际化以后再被迫停战条件更有利。在越南，胡志明在人民中的影响比法国傀儡保大政权要大得多，停战后进行普选，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因为美国干涉而扩大化，形成类似朝鲜战争的复杂国际背景，越南统一道路将更加曲折。三是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有利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进行的斗争，将加强东南亚国家的中立性。这也就是后来周恩来在谈判中反复要求禁止美国在印度支那三国建立军事基地，而希望它们成为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一样的东南亚中立国家的原因所在。四是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势必会增强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无论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是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深入分析了印度支那问题背后的暗流涌动后，认识到只要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利用其中的矛盾，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可能的。正如周恩来在《初步意见》中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事实正如此，直到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美、英、法三国仍未能协调好彼此的政策。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艾登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我们未能及时准备好来进行谈判，正好给莫洛托夫和周恩来提供了“武器”。

　　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准备工作。

　　一是与苏联、越南交换意见，协调策略方针。1954年3月6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了《初步意见》，交换了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相关看法，以及中苏磋商的具体时间安排。3月中旬初，周恩来致电胡志明并越南劳动党中央：“目前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3月29日，周恩来会见胡志明，商谈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方案。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4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意见》《保障亚洲和平公约草案（基本原则）》等文件。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2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中、苏、越三方再次商谈了印度支那问题。苏、越对中方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认为该文件中的意见是对的”。

　　二是适时进行舆论宣传，释放外交信号。在中美两国缺乏官方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报纸和公开的外交谈话成了反映态度的风向标。不少美国文件显示，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宣传中的口号和辞令，将之视作感知中国政策变化的晴雨表。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美国继续加紧与英、法进行协调，同时公然宣传反对停战，策划扩大战争，动员舆论叫嚣。对此，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指示：在2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加进四句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别人对我们的任何武装侵略，我们决不会置之不理！”同一天，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并在回答提问时说：“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结论是：第一，美国要侵入亚洲；第二，亚洲各国人民要解决的是如何自救的问题，这就是要团结友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集团；第三，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它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它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

　　三是通过军事斗争胜利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1953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胡志明，除了鼓励越南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同时提醒道，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因为“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1954年3月上旬，周恩来致电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发起奠边府战役并取得胜利，共毙伤俘法军等1.6万余人。奠边府的解放，给法国以巨大打击，为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权。

　　日内瓦会议于4月26日开幕，先讨论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从5月8日起开始讨论，到7月21日结束。会议形式有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又叫秘密会议）两种，其中限制性会议由首席代表偕两三名顾问出席，不向新闻界公布会议内容。在印度支那问题讨论前，周恩来已经开始注意搜集各方信息，并与英、法等国进行初步接触。周恩来发现，法国急于和谈，法国外交部部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皮杜尔找到莫洛托夫希望与周恩来见面，“会外亦设法与我代表团人来往”。而英国认为“美国太急躁了”，自己与美国“除共同语言外，别无共同之点”，且在美国“企图组织东南亚侵略同盟”的问题上态度“踌躇”。再结合其他情况分析，周恩来得出了“美现已无法阻止印度支那的谈判”的认识。印度支那问题讨论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出席日内瓦会议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由副国务卿史密斯接任首席代表。周恩来认为，美国没能协调好与英、法之间的关系，因此，“杜勒斯很窘，只有一走了事，将难局留给副国务卿史密斯”。但同时，周恩来对美国的行为仍然保持高度关注，发现杜勒斯“尚不甘心于失败，还企图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他现在退到幕后进行阴谋活动”。事实的发展确实如此，美国的“幕后”活动之一，便是利用奠边府战俘问题大做文章。

　　根据《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在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奠边府战役中，越南人民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于3月14日、15日主动写信要法国撤运被俘之法方伤兵，此事有奠边府西北之坂骄据点指挥官迪莫尼埃的感谢信为证。其后，法国印度支那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很久不再提运走伤兵的要求，越方打算“待纳瓦尔再度要求时答复，或待我军事进展可达到完全控制敌援兵时，始主动提出准敌运走伤兵”。法、美等国却利用奠边府被俘伤兵大做文章，制造撤退伤兵的请求遭到拒绝的谣言，“皮杜尔和杜勒斯在日内瓦几次声明越南未回答撤退法方在奠边府伤兵叫嚣颇厉害”，试图在舆论上掌握主动。周恩来在 4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分析指出，“此举系对付法国主和派最近关于立即谈判停战的要求，并企图保持紧张空气”。5月7日，奠边府大捷，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8日，中国与越南代表商议释放奠边府战役中俘获的对方重伤员事宜，并对法国在当天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可能提出的奠边府伤兵遣返问题作了准备方案。但是由于法国后来并未在会议上提出相关内容，所以中、苏、越经商议决定，由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在10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动提出，然后再由越南与法国商议具体释放办法。周恩来指出：“这样：一可有力地揭穿敌方并不关心他的伤员死活，而只是为的叫嚣的阴谋。二可提高越南代表团的政治地位，便利于今后工作。”10日，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范文同发表声明，首先提出释放重伤俘问题，影响很大。为了配合揭穿法、美利用奠边府伤兵问题进行责难的阴谋，周恩来特意电告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并报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奠边府敌方重伤员的双方商谈情况和释放转运的具体进展情况，请能随时电告，以便转交范文同同志和苏联代表团，据之进行宣传，粉碎敌人之阴谋。”他还非常周到地指出：“若能动员奠边府战役中所俘敌军高级军官发表有关我们优待俘虏伤员和释放敌方重伤员的人道主义措施的谈话，则更好，但请不要勉强他们去做。”

　　由于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以及我方主动提出释放法方伤俘等原因，美国、法国主战派破坏印度支那停战的阴谋遇到很大困难。法国国会议员“多数要求停战，政府中坚决反对停战者亦占少数”。周恩来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停战可能性增加，谈判已有具体进展”，“但美国和法国主战派的破坏活动亦会加紧”。形势的发展确如所料。法国先是故意不积极接运伤员，反说越南推迟遣送伤员。然后又说越南拒绝运送保大政权伤员，后来还说越南借撤出伤员掩护对红河三角洲的进攻。5月15日，皮杜尔致函莫洛托夫，表示14日于奠边府举行的会议上商定的第一批释放的450名重伤俘中，“未包括一名越南人”，这是“在伤员的种族或民族方面”有“歧视”，同时质疑越南提出的伤员撤退期间“四一号公路不应成为任何军事行动的对象”的要求，认为“这个长时期的中立化可能实际上被利用运输军队，这可能根本改变北越的军事形势”。当日，史密斯也给莫洛托夫致函表达了和法国相同的意思。

　　周恩来立即给韦国清去电查询伤员国籍情况并部署具体斗争方法。他提出：“若这批名单已经公布内中又无越方伤员时，请即将第二批准备释放的重伤俘名单公布，其目的在显示我们无民族歧视的政策（若原拟第二批名单中无越南籍重伤员时，则应调换一些，若越方重伤员不愿遣返时，则可邀法方医疗人员予以证明），同时撤退的时间安排和交接转运的具体办法应以双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公布。至于四一号公路，则可以我方转运伤员的理由要求对方停止轰炸、扫射活动，敌若拒绝我即可指责其无理和不人道，敌若同意亦应以协议形式公布，使敌无法造谣惑众。”他要求迅速查清相关情况，以便越南代表团在5月15日发布新闻时使用。5月17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一次限制性会议上，针对法国再次要求对越南重伤俘“不加歧视”的措辞，范文同发言追述事实，说明越方曾正式声明允许运走法国远征军的重伤人员，不问其属何国籍；“至于运出伤员中没有越南人是因法军司令曾宣布过在奠边府集中他的精锐部队，其中仅包括少数越南军，且在败退时越南军大量向我军投降脱离法军，因此越南伪军的伤员数目很小”；运送伤员少是由于法方没有积极努力于运送安排。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法国空军轰炸撤出伤兵区域的不人道，因法国远征军的伤员可以空运而越南人民军伤员只能从陆地撤走。

　　5月18日，法国恢复对41号公路的轰炸，炸死正在路上运送的法方受伤战俘 15名。法、美主战派企图继续利用伤员问题“制造紧张空气，进行政治讹诈，作为日内瓦谈判资本并便于其国内的动员”。面对诽谤宣传，越南代表团1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事实揭露对方阴谋。随后法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则遭到了质问，尤其是法军18日恢复轰炸、炸死15名法方伤俘事件引起关注。周恩来 1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关于此事（苏联）《真理报》连日有评论，我亦组织新华社记者配合宣传揭露。”他还强调：“在此一宣传战中，只要能及时掌握材料就可以继续揭露对方阴谋，掌握主动。”为配合斗争，《人民日报》5月 19日至23日迅速发表一系列揭露法国故意中断撤运奠边府伤俘的评论文章，还刊登越南人民军代表就撤运伤俘问题给法军总司令部的信等材料，以及法军当事人的文章，如《被俘的两个法国军医联名写信抗议法军当局破坏撤运奠边府伤俘工作》《奠边府被释法军伤俘称道人民军人道待遇》等一批稿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配合打响舆论宣传战。经过不懈努力，从5月14日到26日的13天中，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共释放法国远征军伤俘858名，奠边府法国远征军伤俘的撤运工作全部完毕。5月29日，范文同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八次限制性会议上再次谈到奠边府运送伤俘问题，指出虽然对方片面撕毁协议、轰炸41号公路，但由于越方的努力，已将包括21个国籍的858个法国远征军伤员如数运走，这样就对伤兵问题在会议上作了圆满的交代。

　　印度支那问题谈判的一个焦点，是越南与老挝、柬埔寨问题是否应该分开处理。英、法、美等国认为，老挝、柬埔寨问题应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因为越南问题既有军事问题又有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是法军、保大政权一方与越南人民军交战的问题，政治问题是指停战后越南政治前途的谋划。而老挝、柬埔寨只有军事问题，关键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撤军而非两国内部交战双方停战。而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老挝、柬埔寨问题是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组成部分，应同时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战。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三次全体会议上，“西方国家发言仍是法国方案的立场，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企图先求得一个在国际监督下的停战，而把高棉和寮国的问题单独解决”。史密斯先是反对范文同提出的邀请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的建议，继而扬言将尽力援助法国和保大政权、老挝和柬埔寨抵抗外来“侵略”并支持法国的停战方案，强调美国愿意帮助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之发展，还特别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侵略者，对保大、柬埔寨、老挝都是侵略，应由保大与胡志明直接制定和平，意即应由保大来统一”。中方最初是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周恩来在5月12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全面性的发言，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的抗战性质，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进行了批判。周恩来一方面利用法美矛盾，指出美国政府利用法国战争失利的情况，“加强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干涉，以图逐步代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这种政策，既侵犯了印度支那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是在排挤法国，以便最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号召亚洲人民反对美国策划的所谓“防御集团的组织”，指出这一组织的实质是为了在亚洲进行“分而治之”的阴谋，以便把殖民主义的枷锁强加在亚洲人民的头上。

　　5月17日、18日、19日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一至三次限制性会议，都在讨论是否应单独解决老挝、柬埔寨问题。双方持续争论数小时却毫无进展。5月20日上午，周恩来在与艾登的会谈中，再次就这一问题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还以“朝鲜停战拖延的结果是李承晚吃了亏”为例指出，“希望战争愈早停越好”，艾登则表示，“我们很希望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5月21日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四次限制性会议上，英、美、法作了一定妥协，在程序问题上作出让步，即“先讨论对三国有关的印度支那全境停战的一般原则，然后谈这些原则的应用问题，即要照顾到三国各自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并没能得到解决，且在双方转而讨论的越南停火及监督等内容上又出现了拉锯。6月10日，艾登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公开会上表示：“联合王国代表团准备解决这些分歧，但是假如不同立场仍然像今天这样坚持下去，那么大会就只有向世界承认它的失败了。”6月14日，西方十六国代表团召开会议，在美国的推动下，十六国集团作出决定，在6月16日的会议上结束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6月15日，艾登更是感觉“会议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濒于破裂了”。

　　英国之前对日内瓦会议抱有积极态度和希望，为此被杜勒斯称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西方阵营中“影响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英国对“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前不讨论东南亚集体防御计划”的坚持，使得美国策划的东南亚防御体系迟迟不能前进。因此，英国是中方争取的主要对象之一。英国的悲观与放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内瓦会议和平协定的达成。美国十分愿意看到日内瓦会议无果而终。6月10日，杜勒斯指示美国国务院：对我们而言，日内瓦会议在印支问题上除了倒退没有出路，共产党国家只是“以会议为掩护进行共产主义侵略”，建议降低美国与会代表团级别，史密斯可以回国，留下代表团成员、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罗伯特森负责会谈。6月14日，美国代表团致电美国国务院，“一些证据显示，艾登打算最晚周四（17日）收拾行李离开（日内瓦），大部分英国代表团成员将和他一起”，“我们也应该在本周的最后一天离开”。同一日，杜勒斯指示美国代表团：“我们认为会议最终休会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艾登的离开将表明再无充足理由继续拖延在东南亚集体防御问题上的对话了”。

　　即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放弃，认为“不管对方包括艾登在内如何宣布会议失败，我方仍采积极态度”，“主张根据已有的共同原则继续讨论求得协议”，“应尽量使美国的破坏阴谋遭遇更大的困难”。在和老挝、柬埔寨、印度、英国等国的接触中，中国更多地了解了印度支那三国的具体情况，并在会谈中表现出了灵活性。5月27日，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七次限制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们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即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的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同日，在周恩来会见艾登时，艾登提议双方间成立一谅解，即在越南的协议生效前，要先解决老挝问题，并根据这一谅解，先开始讨论越南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和周密思考后，5月30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过去我们在国内没有看得这样严重。”“柬埔寨、老挝两个王国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仍然是合法的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这次在日内瓦会议的接触中，我们才懂得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中国的建议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同意。6月13日晚，中、苏、越三国代表商谈决定：由中国提出对柬埔寨、老挝问题“必须予以具体讨论，并提出与越南不同的办法”的建议；由越南提出“三国应相约互相尊重独立、统一和国内制度”的建议。

　　为防止美国破坏，使英、法对会谈有底，6月16日上午，周恩来主动拜访了艾登，提出了中国对老挝、柬埔寨问题的看法，指出在政治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在军事方面应承认有本地的抵抗部队，也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应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艾登马上说：有希望了。艾登认为这次访问“令人鼓舞”，他“获得深刻的印象”，周恩来“的确是希望取得解决”。他敦促皮杜尔同周恩来会谈，讨论这项新建议，并向皮杜尔表示他的信心，这次会谈的结果也许有希望达成协议，他要求皮杜尔抱着极其认真的态度和决心去进行会谈。

　　6月16日下午，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也就是美国所设想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敌对行动的停止将与越南敌对行动的停止同时宣布”等六点建议，希望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就此达成协议。周恩来的建议在会上赢得了广泛支持，连史密斯也表示这个建议是“温和的、合理的”。周恩来的建议使会议渡过了破裂的险滩。17日，周恩来会见皮杜尔时，皮杜尔明确表示，会议既然因为周恩来的建议有进展，就应该研究会议如何获得具体结果的可能性，不应在此时使会议结束。19日下午，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第十六次限制性会议上，以中国的建议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敌对行动问题的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司令部代表立即在日内瓦或在当地会晤；他们将就有关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撤退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和外国军事人员的问题开始，等等。由此，日内瓦会议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及时挽回了濒临破裂的会谈，美国使会议就此终止的愿望落空。

　　6月19日通过协议后，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各国外长纷纷回国。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此后，又进行了密集的会外协商，直至7月21日三个停战协定签订。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领导中国代表团协调多国之间的关系，以高超的外交艺术，照应各方利益关切点，促使会议在停战划界等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最终成功助推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打破了美国在印度支那三国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

　　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的外交斡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印度支那三国的直接接触。6月21日，周恩来会见了老挝外长、出席日内瓦会议老挝代表团团长冯·萨纳尼空，并宴请了老挝代表3人、柬埔寨代表4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范文同、黄文欢、谢光宝等。6月22日的会议上，“老、柬两国代表的态度有显著的转变”。23、24日，印度支那三国又约定在中国代表团处见面。他们多次表示，直接接触使会议气氛好转，才能使协议达成。二是与法方人员接触，更多地了解法、美等国的政策。6月19日，法国组成了以主和派政治家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上台后即公开宣布，如果他的政府不能在一个月内实现印度支那和平，他就辞职。周恩来抓住法国“迅速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态度，从6月20日至23日，先后会见了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和萨瓦利、法国驻瑞士大使萧维尔以及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孟戴斯-弗朗斯。孟戴斯-弗朗斯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进展很高兴，他表示：老、柬问题上的进展是中国代表的努力得到的。他还进一步强调，在主要点上中法的意见是接近的，并建议集中精力解决停火问题，包括集结区问题，军事专家的讨论要迅速地进入具体化阶段。心中有底之后，周恩来进一步加紧了中、苏、越三国在底盘方案上的协调。三是推动召开柳州会议确定在停战划界问题上的底线。停战划界问题也是印度支那问题谈判的焦点。此前，双方已经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集中到越南北半部，而法国和保大政权的部队集中到越南南半部，但是分界线划在哪里，却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法国主张划在北纬18度线，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张划在北纬16度线，两者相距甚远。感受到法国新政府松动立场后，7月3日至5日，周恩来偕有关人员赴广西柳州与胡志明等围绕印度支那问题先后举行了8次会谈。周恩来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局势肯定下来。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在越南，准备在16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武元甲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妥协，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胡志明提出两点意见：“一、我们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使他不下台，这对我们有利。二、时间问题，在十一月份以前，必须和法国搞好，取得和平。因为十一月以前美国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十一月以后就不保险了。”

　　达成一致后，周恩来回京，并对出席日内瓦会议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在7月 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等项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他还指出：“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7月9日下午，周恩来去日内瓦途经莫斯科时，与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等交换了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周恩来认为，苏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观点同中越在柳州讨论的意见是一致的。关于各项问题的讨论都应“从争取迅速达成协议的角度加以考虑”。

　　7月12日，周恩来返抵日内瓦。鉴于13日至14日英、美、法将在巴黎举行会谈，为防止美国在巴黎会谈中对英、法施加压力以破坏日内瓦会议，12日晚上，周恩来分别拜访莫洛托夫、范文同，向他们说明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13日上午，中、苏、越商谈决定，“为了使孟戴斯-弗朗斯在去巴黎前有把握能坚持其立场，我们决定在孟的口气稍松时提出十六度方案。关于老挝划区问题，原提要划老挝的一半，现亦应表示可以缩小”。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其时，美国正在积极活动要终止会议。孟戴斯-弗朗斯在谈判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引起了美国的不满，杜勒斯7月11日曾致信孟戴斯-弗朗斯表示警告，美国代表团在各种场合对法国代表团施加压力，法国内部的反对派也借机攻击孟戴斯-弗朗斯，声称停战将损害法国与美国的关系。这时候，尤其需要帮助法国坚持信心。当然，看待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周恩来指出：“孟也是有意识地在去巴黎前坚持十八度，希望我方让步，并且可用以向越、美双方讲价钱，实际上法国是想在十八度与十六度之间达成协议的。”13日上午10时半，周恩来在与孟戴斯-弗朗斯谈划区问题时，两次表示，如果法国肯前进一步，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希望他再加以考虑。11时半，周恩来会见了艾登，一定程度上告知了中法、中越会谈的相关情况，在防止美国破坏会议达成和平协定方面协调行动。事实证明，这些努力产生了积极效果。7月13日至14日的英、美、法巴黎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会议公报说，孟戴斯-弗朗斯发表了为艾登所赞同的意见，即：美国最好是“再次派一个部长一级的人出席日内瓦会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已要美国副国务卿华尔特·贝得尔·史密斯在最近期内回到日内瓦”。

　　接着，中国又进行了一段密集的会外协商。7月14日，周恩来分别回访柬埔寨外长泰普潘和老挝外长萨纳尼空，提出希望老、柬中立，并指出只要大家都努力争取和平，美国要选择战争也是很困难的。周恩来还对中方建议中的一些具体条款作了解释。柬埔寨外长这才对相关内容“恍然大悟”，并说与中国的会谈“有很大的好处”。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国代表团还推动了英、法等国在划界、停火、中立国监督等问题上的有效协商。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关注美国态度，当获悉美国将向保大政权、老挝、柬埔寨作出单独保证，并给予经济援助时，立即开展了外交斗争。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美国现在积极活动，把印支三成员国拉入它的东南亚防御公约”，“现尚不清楚孟在巴黎会谈中是否已对杜勒斯有所承诺。因此我方应立即积极加以反对，因我们在老、柬问题上让步就是为了使老、柬不参加军事同盟。否则越南分治后，美国即可利用防御公约，在越南和老、柬重整兵力准备再战”。根据这种新情况，中、苏、越决定“对此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向对方施加压力”。从17日至协议达成之前，周恩来前后多次会见孟戴斯-弗朗斯、艾登、萨纳尼空、泰普潘等人。对法国，周恩来着重询问关于美国要拉印度支那三国参加东南亚防御同盟问题是否在巴黎已经有了什么承诺，并表示如果参加美国的同盟建立美国基地，和平的恢复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为美国扩大阵地，这对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都是不利的。对英国，周恩来从其在印度支那的自身利益出发，建议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说服美国。对老挝，周恩来表示，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军事同盟，而并非法国、老挝自己的协定。对柬埔寨，周恩来指出，关于柬埔寨不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不参加外国军事同盟的原则，英法印缅越都表示同意，但巴黎会谈后据说美国要吸收印度支那三国参加它的东南亚同盟，使我们感到忧虑。法国否认了在巴黎有达成防御同盟的协定，英国同意会和美国谈一谈，而老挝和柬埔寨则表示会认真思考中国的建议。

　　最后，法国放弃了以18度线划界的要求，双方协议以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为界，老挝和柬埔寨也接受了不参加任何军事条约集团、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及破坏和平的可能。7月21日，《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签订。下午，艾登主持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决定不在会议宣言上签字，史密斯在会议上宣读美国代表团的单独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使用武力干扰这个决议。历时近三个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终于在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闭幕了。

　　五、结语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通过大型国际会议争取和平协商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首次尝试和运用多边外交的开端。在日内瓦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通过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印度支那停火，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中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近邻的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中英关系、中法关系等都有了明显的改进。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被初步冲破，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得以进一步拓展。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这样回顾：“正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的杰出活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中国以其鲜明、独立的外交风度和特点令人瞩目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少人通过这次会议认识到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是一个坚决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强国的有耐心而又讲道理的大国。”美国中情局1954年11月23日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日内瓦会议及随后事态发展的实际结果已提高了共产党在亚洲的地位。西方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威信已大大受损。”

　　为了达成争取和平的预定目标，周恩来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领导中国代表团采取了多样的谈判方法。一是注意开展舆论斗争。从会议准备阶段就开始配合谈判需要释放信号，开展前期舆论引导。在会上，面对对手的造谣与污蔑，第一时间掌握材料，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积极发声、果断出击，及时揭穿、回击对手谣言，使自己站在道义的主动方。二是善于审时度势，抓住重要时机。在会议陷入僵局时，以退为进，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把会议从无谓地争论和拖延中解脱出来，使谈判进一步深入。在法国主和新政府上台后，又不失时机地推动己方阵营迅速达成一致，目标明确地解决问题。当会议取得重大进展时，继续坚持向前一步，抓住一切可能性，不断扩大战果。三是重视各国利益关切，尽可能争取到最大多数国家达成和平协议。在会议进程中紧密关注各方动向，认真分析掌握的情况，恰当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英国为重要突破点，顺应当事方法国尽快结束战争的要求，回应东南亚国家和平中立的愿望，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四是积极开展会外活动。在会外活动中，周恩来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和默契，有力地配合了会上的谈判。周恩来在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归国途中总结经验时特别提到：“会议上的正式辩论，都是照本宣科”，“会外活动，私下接触，可以冷静地交换意见，互相揣摩，各自逐渐亮底”。双方经过协商“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倒是较切实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些方法和智慧，是我们党外交实践创造和对外工作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作者：茅文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