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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下文简称“统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以贯之并不断发展的思想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国共两党走向合作抗日，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在实践中逐渐成熟。而高华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高著”）一书，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喊着“拂去历史的尘埃”的口号，以权力斗争为阐释主线，曲解中共党史，在毛泽东与王明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方面颠倒黑白，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高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毛泽东的责难，最关键的是以下三点：第一，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拥护是虚伪的、被迫的，是为了顺应政局的需要，即“虚假拥护说”。第二，《论持久战》未被《新华日报》转载是因其暗藏破坏抗战和统一战线的“玄机”，即“破坏统战说”。第三，毛泽东《论新阶段》是讲着王明的话来批判王明，“两面策略”体现出毛泽东变幻多端、出尔反尔的政治品格，即“翻云覆雨说”。对此，有必要以档案史料和权威文献为基础，对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澄明其与王明错误路线的区别，驳斥高著在这一问题上对毛泽东的诸多责难，以达澄清事实、批驳谬误、正本清源之目的。

　　高著认为，毛泽东并非真心实意地拥护统战政策，其相关表述仅是形势所迫和策略需要。高著断言，毛泽东作出拥护统战的姿态，是在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春夏之间，由于“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自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此处高著对毛泽东的责难可分为两条：其一，在时间上，毛泽东拥护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春夏间发生的。其二，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拥护是虚假的，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摆出的姿态。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发展脉络作大致梳理，以揭“虚假拥护说”之虚假。

　　毛泽东统战思想可追溯至1923年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该文以政治见解为据，将国内各种势力划分为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革命与非革命的民主派为了“推倒共同敌人”联合在一起，最终结局必然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在同年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毛泽东初步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问题，明确提出“受压迫的国民”应“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去反对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外力军阀。在1925年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从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入手，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明确回答了中国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首要问题，提出了应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统战思想。是年冬，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认为假革命派留在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把假革命派赶走，“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1926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农民的拥护和参与“革命不会成功”；同时强调坚持“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在该文中，毛泽东已产生了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思想，这是对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和完善。这些文献中的论断表明，早在大革命前后，毛泽东统战思想已初步形成并随着国共合作的实践，得到一定程度的检验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其统战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然而，以王明遥控、博古实际负责的临时中央却无视这些新变化，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地重复着“两个世界对立”“两个政权对立”“中间党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类的套语，未能有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联署这里强调毛泽东等人联署签发的原因，是由于部分论著认为该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王明起草说最早见于1969年孟庆树写的《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和毛泽东》：“1933年1月，王明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其中表达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签署协同作战的协议。”这种说法又在其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中重复。除此两处外，未在其他档案或回忆录中见到可证实这种说法的材料，属一面之词。鉴于王明和孟庆树在《八一宣言》著作问题上有沽名抢功的行为，故孟庆树说法的可信性存疑。《一·一七宣言》的真正起草人，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来确定。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即《一·一七宣言》。宣言率先冲破了在当时共产国际制定的、以王明为代表实际执行的“左”倾关门主义统战路线，提出在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动摇了蒋介石派去“围剿”红军的前线官兵，迫使前敌总指挥陈诚及其他将领“不能不要求‘北上抗日’”，而蒋介石则急忙发出“谁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命。是年冬，十九路军被从上海抗日前线撤出并投入“剿共”一线后，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决定与苏维埃政府合作，订立《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继而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效清晰展现。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和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局限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同年，根据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局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宣言继承和发展了《一·一七宣言》的精神，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共同救国。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论述了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即“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由此，共产国际正式转变了过去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具体纲领，批判了党内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但是，由于蒋介石仍旧奉行对日不抵抗和对内剿共的政策，因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仍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头子”并将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视作最凶恶的敌人。

　　在瓦窑堡会议闭幕后的第二日，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专门对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亮明态度，作了集中论述并强调，“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基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毛泽东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报告重点对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左右两派的态度作了分析，并以抗战以来大量的鲜活案例，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营垒的不统一性。在对国内总体形势和各阶级对抗日问题的态度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任务：“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于混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坏分子，毛泽东也有充分的估计，认为坏分子的退出是会发生的，但只要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必然存在和继续发展，“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报告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论析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过去党内长期存在的使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狭隘关门主义和对革命的“急性病”。同时，毛泽东提醒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预见性地指出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的反动本质，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论述对后来的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毛泽东统战思想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文献。

　　1936年4月下旬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放弃“反蒋”口号，以促使国民党转变态度合作抗日。同年5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国民党、社会各界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同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Parks Snow）的数次谈话中阐述了他对统一战线的观点。在此期间，在致老友易礼容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和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毛泽东执笔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国民党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文末，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向国民党提出的以“防共”为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是对国民党发动的“亡国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认清形势，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救国统一战线”即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前，为挽国家危局，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频频致信蒋介石和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将领及蔡元培、宋庆龄等各界人士，亲自做国民党领导人物的统战工作。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这种形势下，3月6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致任弼时的信中，强调党的工作仍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且应“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明确指出了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称“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改编红军联手抗日的协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形成。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在8月底召开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第一个议程是讨论毛泽东关于军事外交问题报告，在国共两党关系部分，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军队方面，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要求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直至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另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重点指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辩证地论述了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此，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概括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将其作为一条关键原则阐发，特别指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上述文献清晰地反映了自1923年至1937年11月底之前，毛泽东统战思想形成、发展和丰富的基本情况。其表明：毛泽东统战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已萌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倡导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统战思想亦随革命实践不断丰富发展。1933年，毛泽东、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四人合署发表《一·一七宣言》，率先冲破“左”倾关门主义禁锢。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较早提出党应夺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首先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始终坚持，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因此，高著中为渲染突出毛泽东和王明的矛盾，蓄意制造“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间对立的所谓1937年11月底毛泽东才“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的谬论，在前文陈述的铁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高著认为：“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而这恰好可以“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简言之，《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短短100余字，却对毛泽东发起三重责难。一是高著断定毛泽东主观上“根本不相信”武汉能够守住。二是高著认为，毛泽东十分期待武汉失守的结果，因为这将有力证明毛泽东的论断并能对王明等人造成“沉重打击”。三是高著断言《论持久战》中暗藏对王明等人的批评，因而未被《新华日报》转载。对这些责难的辨析需分两步：首先，应探究毛泽东对待武汉保卫战的真实态度。毛泽东是否对武汉保卫战的失败颇有期待甚至乐见其成，不惜拿国家和民族事业的重大失败来证明自己见解的高明。其次，要深入探究《论持久战》是否真的“暗藏玄机”及其未被转载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对保卫武汉绝非持隔岸观火的态度，不仅提出了包围进攻武汉之敌的战略构想和保卫武汉的战略目标，更为此作了积极的军事部署。1937年12月，毛泽东等提出了“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的战略构想。为达此目的，要求“我军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并对每个军区的任务作了周密的部署。此举可以证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不仅丝毫不想放弃武汉，反而积极部署，调遣重兵戍卫。1938年2月，毛泽东和任弼时在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等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中，未雨绸缪，为保卫武汉作出具体部署和行动建议。不仅明确提出要“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的目标，还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更远的潼关也要“确保在我手中”。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安排一一五师适时“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足见他对武汉的重视。3月，在给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总的方针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安”。但当时日军实力强大，谁也无法确保武汉一定能守住。因此，毛泽东分析道“武汉一失守，局势一定是很坏的”，而“武汉失守”作为一种趋向是“可能的”。5月，毛泽东再次指示应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高著将毛泽东对“武汉可能失守”这一可能结果的考量及应对办法，曲解为毛泽东在主观上就希望武汉失守，以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其背后的用意暴露无遗。

　　从《论持久战》内容来看，文首“问题的提起”处，即指出“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高著关于毛泽东期待武汉失守的臆断与毛泽东“痛驳”亡国论和号召抗击侵略者的事实是根本矛盾的，孰是孰非分晓自在。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日军的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并指出“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文末，毛泽东指出“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而“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显然，毛泽东对武汉保卫战是全力支持的态度，并积极建言、付诸行动。熟读《论持久战》全文，丝毫看不出所谓毛泽东在此文中暗藏了诸如期待武汉保卫战失败来证明自己意见高明、意在破坏统一战线的不可告人的“玄机”。

　　王明、博古等人决定不予转载《论持久战》原因究竟为何？笔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博古个人卷宗中找到了博古的《我的初步反省》。是其在延安整风时期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文辞恳切，反省深刻。博古自言“武汉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全部是投降主义的宣传”。博古所写《新华日报》发刊词中，就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坚定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在党内关系方面，该刊“又成为党的宗派的报纸，极力为宗派的人物吹捧，拒绝刊载党的领袖的著作”。博古的言论证明，《论持久战》未被《新华日报》转载的原因，在于该刊当时被王明等宗派团伙把持，是山头主义的结果。对于同一问题，王明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事实上，《论持久战》全文近40处提及统一战线，将其作为抗战胜利的核心要素来论述。毛泽东在该文开篇第二句就指出“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还用“伟大的”一词来形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列为“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的头一条，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文章从诸多方面论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根本不存在消极抵抗的倾向和把战火引向苏联的意图，而是在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总体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把握下，得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这一科学结论。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本是王明错误思想的暴露和对毛泽东的污蔑，高著为了渲染“权力斗争论”，竟又把《论持久战》污称为毛泽东暗藏玄机用来“反击王明等的‘炮弹’”，在王明错误观点的基础上再加以歪曲性发挥，其丑化领袖人物的目的昭然若揭。

　　高著质疑：“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高著继而发挥道：“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此处高著的责难可分为两点，一是毛泽东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的原因，是其包含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二是毛泽东讲着王明的话批判王明，体现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性格和手段。对这些责难的辨析需分三步实现：首先，澄清《毛泽东选集》没有全文收录《论新阶段》的原因。其次，分析毛泽东到底在何处与王明观点存在一致，又在何处与之存在分歧。最后，基于前两点的分析结果，考察所谓“翻云覆雨说”能否成立。

　　为什么《论新阶段》没有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选集之所以为“选集”，就在于其“择优性”，这也是与“全集”最大的区别。如果按照高著的逻辑，未被全文收入《选集》即是“有问题”，那么《毛泽东文集》中的所有篇目就都是有问题的，这样的逻辑和论断显然站不住。其二，《论新阶段》一文，内容上并无问题，也因此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权威史料汇编相继全文收入。其三，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各地各组织曾出版过数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均未经著者审核校正。1951年至1960年，国家才陆续发行由毛泽东亲自审订的版本。而此时的形势与1938年10月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时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作此文时，尚处于全面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先后组织领导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诸多新气象。在这一阶段，蒋介石扮演了总体比较积极抗日的角色。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益明显，并于1941年1月，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公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略反攻阶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遭受豫湘桂大溃败，国民政府颜面扫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旨在建立其独裁统治的内战。在国统区，蒋介石集团利用各种手段，掠夺人民财富。在行将失败之时，更将大量黄金、文物珍品等悉数运往台湾，带不走的物资设备，就下令摧毁。凡此种种，罄竹难书。因此，在《毛泽东选集》收录文章时，对当时曾经合适的，但后来因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已不合时宜的内容作适当删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高著有意抛开历史背景不谈，片面强调毛泽东本人的主观意愿，得出毛泽东“不愿收入”和希望人们忘却此文的论点。这样的结论，显然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

　　毛泽东所著《论新阶段》中，所谓“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使用了“和王明几乎同类的语言”的问题。前文已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已是共识，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和始终坚持的。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在坚持、巩固、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王明，抑或是党内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分歧。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的认识方面，二者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就曾明言：“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和王明观点的分歧，在于是否“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要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反观王明，在刚回国参加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即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国民党的进步，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上，反对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宣称“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宣扬实际上有利于国民党的“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和所谓“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右倾主张。王明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在1937年12月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和1938年1月在武汉大学所作《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演中，王明均大谈如何“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却对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重要问题只字未提，这充分暴露了他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对长江局的活动造成了直接影响。因同时兼着与国民党交涉的任务，统战工作是长江局最主要的工作，“务外不务内是整个长江局的工作气氛，一切向国民党建议，等待和依赖国民党，是当时的工作精神”。王明等人整日忙碌于上层的来往，放弃切实的下层群众工作，“甚至长江局的会议亦常因之不开或开得草率仓促”，整个长江局的统战工作，“鲜明地表现投降主义的可耻面目”。王明的步步退让，造成了国民党的步步进逼，促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独裁主张的进攻，企图取消共产党。曾作为王明路线积极拥护者的博古，直斥王明的上述主张为“新陈独秀主义的纲领”，其最主要的部分，是“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公开的否认无产阶级有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之必要，否认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纲领，主张统一战线中的所谓共同领导，主张一切经过国民党，依赖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这样的认识，是博古在王明路线彻底破产之后的彻悟，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即“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事实表明，高著对毛泽东的种种构陷，是架构在对毛泽东思想蓄意曲解之上的歪论。其所谓的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等，都是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根本不能成立。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其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否定唯物史观，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类著作往往打着“学术研究”“还原历史”的旗号，采用“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臆断曲解”“造谣生事”等手段，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构党史、国史，其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不容小觑，必须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通过对原著原文和俄藏档案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可知高著以“权力斗争论”框架阐述党史，提出的所谓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虚假拥护说”、《论持久战》破坏统战“暗藏玄机说”和《论新阶段》讲着王明的话批判王明的“翻云覆雨说”，不仅没有实证依据，而且与历史事实明显相悖。高著对毛泽东思想和历史事件的解读存在严重失实和谬误。对此，我们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充分占有确凿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研究党史，避免将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加诸到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上，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伎俩和实质并自觉抵制。

　　（作者简介：叶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