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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著名讲话。邓小平最重要的新闻思想——“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正出自这篇改革开放初期纲领性文献。实际上，邓小平还提出了党报党刊等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的重要认识：“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溃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思想，我们一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阐释不足。面对当下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迁，重温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思想，可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其科学性、现实性和指导性。

　　任何思想、概念的提出都有现实土壤和环境条件。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一个重大关键点：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序幕，构成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大成果，就是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全面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为配合保证党的中心工作顺利转移，我们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着特殊含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二者有机统一，既不能因强调解放思想而脱离实事求是，也不能因突出实事求是而任意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为了冲破改革开放前一些旧观念、旧思想的理论藩篱和思想牢笼，打碎一些旧标准、旧尺度的评价枷锁和判断局限，释放一些过去积累、积压的不满情绪洪流，从而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应该说，这条路线、这个思想、这个目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心情舒畅，欢欣鼓舞，思想之活跃、言论之生动、局面之活泼，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程度。然而，同时不能不看到，一些错误思想沉渣泛起，公开出现如反对宪法原则的所谓“自由言论”。一些党员在揭露、纠正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不但不承认存在这股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政治智慧超群的邓小平敏锐注意到这一反常现象，严厉指出：“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980年2月6日，邓小平发表《目前形势和任务》讲话几天之后，胡乔木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呼应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讲话。他说：“这三年工作，当然还不足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打消由于过去十年我们所经历的曲折而引起的怀疑、失望和不满。要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生的不信任、怀疑、失望、不难都打消，这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胡乔木还强调：“如果不努力从思想上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以致某些妨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很顺利。”

　　许多党内高级干部也关注到邓小平、胡乔木已关注到的现象。例如，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的萧克回忆道：“1979年2、3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右派、退赔‘文革’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从邓小平、胡乔木的论述和萧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由衷拥护、热烈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人们已经欣喜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逐渐摆脱困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会触动各方利益，由此引发各种议论、看法和情绪。这些议论、看法和情绪既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非法甚至反动的。对于后一方面，倘若任其自由泛滥而不加以遏制，必然会破坏正在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建设性批评”重要思想提出的基本背景。

　　邓小平关于媒体发挥建设性批评作用的认识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守护健康的社会表达空间。面临大转折、大变动，任何国家的社会舆论场必然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嘈杂声音甚至是山呼海啸的冲霄呐喊。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外国如此，中国亦如此。邓小平知道，当中国这艘巨轮调整航线，驶入新的航道，必定会引起七嘴八舌、东长西短的议论。他说：“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这里所说“对的”意见和“正确意见”指的正是“建设性批评”。“发牢骚、泄情绪、逞偏激、冒过分”属人之常情，对此，应设立能够接受和容纳正确意见、正确批评的健康大空间，使建设性批评意见能够在适宜环境中存活和成长。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或社会具有的建设性批评空间是其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并且，建设性批评空间更是文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标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配备一个反映人民利益呼声和诉求的建设性批评空间理所应当。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创立的，不断完善直至今、已相当成熟的人民群众信访工作机制，正为建设性批评空间提供了坚实的法规权力保障。

　　第二，充分认识建设性批评的内在必然性。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容纳批评意见、允许批评意见存在。有批评，就说明社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完全正常，但应清醒意识到，建设性批评与非建设性批评有很大区别甚至根本不同。笔者认为，要发展完善并做好建设性批评，应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营造良好的建设性批评氛围。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事物的存在是由矛盾双方共同决定的，一方存失决定另一方存失。由此观之，没有建设性批评，就没有非建设性批评，反之亦然。因此，要确保建设性批评存在，就要具备辩证法思维的包容胸怀，畅通各种批评意见的表达渠道。邓小平关于畅通群众表达渠道的观点是长期的、一贯的，他多次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阐述过。例如，除之前已经引用过的讲话之外，邓小平于1957年就说：“群众有气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

　　二是要坚持“三不主义”大度方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大声疾呼：“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持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在1979年6月1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反复强调“三不主义”，就是要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敞开心扉、敢于说话；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都可以说。

　　三是要确立建设性批评的基本要素。批评当然允许，但滥用批评绝不允许，绝不能让批评表达成为胡说、乱说、瞎说的借口。建设性批评突出的是“建设性”，不是一般性，也不是非建设性，更不是破坏性和毁害性。具体言之，建设性批评应包含四个基本要素：

　　其一，必须具有为着改进工作、有利于今后工作的价值取向。正如邓小平所说，“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为改进工作、推动工作，建设性批评应该而且必须是善意、认真的、负责任和积极的，而不是恶意、率性、不负责任和消极的。只要批评改进意见是建设性的，肯定会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反之则为人民群众所不齿。提出积极的改进工作意见，是建设性批评的底线和初心。

　　其二，必须坚持利党利国利民的政治立场。对此，邓小平说：党员当然有权利批评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批评“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凡事都要有利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利益，这是任何建设性批评的起码立场和政治坚守，而党性原则则是建设性批评的根本和灵魂。

　　保持改革开放初期安定团结，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邓小平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邓小平认为，安定团结出现的问题，既有来自改革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开放方面的因素。他准确预料到：“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邓小平主张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与理论批评。他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对西方思潮批评和批判是严厉严肃的，但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有利于国家事业进步和人民明辨是非。开展积极的建设性批评，敢于斗争的精神不能缺席。针对一些持有正确观点的批评者被“围攻”、被指责为“打幌子”，邓小平愤慨而强硬地指出：“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这一论述具有极强穿透力，至今仍能感受到其蕴含的巨大能量。

　　其三，必须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法宝，也是我们党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不断夺取胜利的锐利武器。建设性批评无疑属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畴。一旦得到作为特别元素的建设性批评加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的能量就会更加强大，正如炼钢时加入特殊原子会使普通生铁变成高级钢材一样。一旦加入建设性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生产会变得更加活泼，其严谨面貌会变得更加清新，其作风主题会变得更加鲜明，其实践主线会变得更加亮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客双方都应向建设性重心积极靠拢，以便推进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其四，必须把握好建设性批评的方法和分寸。邓小平指出：“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同时强调：“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党报党刊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因此，即便是善意充分的建设性批评意见，也要注意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用什么手段讨论，否则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批评效果。态度要循循善诱，不要以势压人；面孔要和蔼可爱，不要强词夺理。不要把个别现象当做普遍现象，不要把局部东西夸大为整体行为；只有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出问题，才能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此，邓小平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讲究和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分寸，说到底是为顺利达成建设性批评的效能和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视的家庭覆盖率大幅上升，整个社会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电视力压报纸成为第一强媒体。电视的强力介入，使媒介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媒介生态的重大变化，又推动传播理论、传播路径、传播观念、传播方式等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诞生于纸媒时期的建设性批评理念，为适应大众传媒时代的新生态新变化，衍生出一些新“变种”，如“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祸福论和利误论”“正能量宣传”“团结稳定鼓劲”等。虽文字不一，但这些提法的核心意义同建设性批评相同，内涵意蕴上也非常接近。

　　进入互联网时代，舆论生态更加复杂，舆论场景更加斑驳，舆论格局由此发生深刻变化。除上述提法外，又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如“舆论引导人心论”和“共识论”等。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细读、细思、细想习近平这番实在、中肯、暖心的话语，便会发现，它简直就是建设性批评在今日的翻新版。建设性批评不正是为了最终达成共识吗？这说明，邓小平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信息传播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给人类社会的舆论面貌带来彻头彻尾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声音表达和信息传播变得空前繁荣、兴旺发达，传播手段和传播技术变得空前复杂、迷乱高超。这可喜而壮观的众声喧哗场面，也搅动了从未有过的鱼目混珠、瓦釜雷鸣。杂音、噪音和不谐之声、损人之语、害人之论等，都呼唤建设性批评“重返江湖”。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多种声音，但我们更需要建设性批评的积极声音。我们对建设性批评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对建设性批评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对建设性批评的发展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乐观。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基础扎实、议程有序、环境健康、氛围和谐的建设性批评传播体系，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产生能量最大、效能最优的动力和助力。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近年来，有人从西方理论文库搬来“建设性新闻”这一“新玩意儿”并奉为圭臬。笔者认为，对任何一种西方理论，我们都应抱着正常的学习态度，但不可顶礼膜拜；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抄照搬。这种理论究竟对我们有没有思想指导和实践指引作用？如果有，我们当然应当学、必须学；如果没有，我们学它有何用？并非任何理论都是好东西。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初闻“建设性新闻”，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西方新闻理论的基本点，通俗来说，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追求新奇、惊奇、好奇，是西方新闻界的最大特点。现在突然抛出“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莫非他们要发生新闻转向了？后来看了一些学者的文章，才知道，这只不过是西方个别学者的反思，并未在西方新闻界形成气候。

　　问题在于，邓小平在40年前提出的建设性批评是不是、算不算“建设性新闻”？为何对建设性批评思想长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却对冒出不久的西方“建设性新闻”大声叫好，又是开研讨会，又是出版专题书籍？同样一件“商品”，自己早已产出且“质高价优”，“市场反响”也不错，为何要用外国刚刚生产且“市场反响”很一般的呢。对自己的东西放置角落，对别国的同类东西却多加追捧，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幸喜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有不少明白人。笔者多次耳闻一些学者对“建设性新闻”发出反对声音，业界一些记者对之嗤之以鼻，甚觉幼稚可笑。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新华社资深记者胡孝汉说：“对中国来说，建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从来都是我们所倡导的，以正面宣传为主、激人奋进、催人向上也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这就是说，不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建设性新闻”，而是西方应该向我们学习开展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不是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新闻理念纳入西方的“建设性新闻”范畴，而是西方应当认真学习中国新闻思想。

　　（作者简介：尹韵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