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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演进，出现了不少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国际因素。其一，第三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力量，并带来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二，经济全球化正式开启，新一轮的生产制造呈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化布局，东亚经济体开始崛起。其三，金融全球化加速演进，促使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其四，随着跨国经济活动发展壮大，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配置，并开启了全球研发布局。其五，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开始演化为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主要载体，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资源。邓小平站在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最前沿，敏锐洞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外力量推进对外开放，为此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前夕，面对经济落后、科技力量薄弱的现实国情，邓小平并没有局限于发展传统工业，而是敏锐洞察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大势，前瞻性地提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思想。这在世界范围内高新科技产业初见端倪，而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历史环境中，是非常难得的。

　　坚定不移支持高科技研究。早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提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财政比较紧张，在几次紧缩基本建设的调整中，一些高科技项目下马。其中1980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决定终止高能加速器建设。有观点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建造加速器的能力，可从发达国家买进一套。对此，邓小平从未来国际竞争的高度坚决支持了加速器建造。1983年12月，中央决定将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针对“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的疑问，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是从长远考虑。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1986年3月，邓小平对有关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作出批示。在其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战略性地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七个领域作为发展高科技的重点。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时间，该计划后被称为“863计划”，它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前瞻性推动高新科技产业化。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已经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有了较多关注和思考，只是尚未具体深入到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经过一系列改革探索，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高度强调科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1985年3月，为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中共中央随即正式启动科技体制改革。此后短短几年，大批科研人员纷纷走出大院大所，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之路。一些科技资源密集区还出现了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的雏形。到1987年，高技术产业产值已达742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重要论断的正式提出，标志着基于中国改革十多年的具体实践，邓小平对于科技产业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多次参观高科技企业，敏锐地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同时勉励大家：“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此后30多年，中国高新科技产业飞速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前瞻眼光。

　　利用已有国防军工储备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虽然科技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薄弱，但电子信息技术由于具有国防军工属性，历经“一五”计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两弹一星”研制、三线建设等，已具备较好发展基础。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已建成电子信息企业2779个，科研单位143个，固定投资达158亿元，能自行生产1500多个品种的整机设备和元器件，电子工业遍布全国，并形成七大电子工业基地和科研网点。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国防工业要服务经济建设的思想。他强调：“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他还敏锐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的相对优势：“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此后，随着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相继启动，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国防科研机构、三线工厂等挖掘已有国防军工储备，走上了一条探索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改革之路，不仅积极开拓国内市场，还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开拓国际市场。如深圳华强北“电子一条街”，最早的产业集聚来源于电子工业部下属企业与三线电子厂，后来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之一。

　　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提高国内技术水平。1979年，随着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这为中国面向科技发达国家开放提供了机遇。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强调：“我们这个大国要充分利用国际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吸收国际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能关起门来搞。”由于国门初开和对外商企业内销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初的在华投资企业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技术水平不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跨国公司开始纷纷抢滩中国，并带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还通过人才流动、当地配套、技术交流、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的技术外溢，直接提高了所在地企业的高新技术水平。目前，中国已经是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并开始跻身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和枢纽地位，实现了邓小平当年所倡导的“资本与技术联动引进”的改革设想。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对外开放，邓小平主导推动的中国对外开放，一个重大特色就是高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正是由于中共中央、邓小平前瞻性地作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战略决策，中国才得以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国家，并为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凭借强大的渗透力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不仅发挥着重塑全球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的基础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更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寻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问题。自1978年中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否定价值规律、要求回到计划经济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邓小平明确提出“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国际化方向。

　　积极培育市场经济因素，吸引“三资”企业入驻。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国内资本和技术短缺的现状，划定一定区域允许外国资本进入，成为邓小平较为提倡的开放模式。1979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1980年起，随着经济特区的创立，“三资”企业利用中国土地、人力资源相对低廉的优势，陆续进入中国投资。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按照当地情况进行市场化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培育出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体系，为“三资”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例如，深圳实施的劳动合同、土地拍卖制度等改革，主要是应香港投资者呼声而进行的。另一方面，“三资”企业在与本地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开展合作时，必然带来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而引发当地的体制变革。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市场化改革模式虽然在体量上还无法撼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相对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的集聚优势，为其他区域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很难自上而下地集中构建，只有通过局部优化的方式才能逐渐成长、完善起来。1989年，拥有全国“三资”企业总数一半以上的广东省，率先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所以说，没有市场化，工业化很难实现；而没有开放的倒逼，市场化也难以推进。

　　按照国际惯例改革旧有体制机制，主动对接国际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正从以国内生产、对外交换为特征的传统贸易向以国际生产、跨国经营为特征的现代贸易转型。而1978年以前，中国进出口额仅占世界的0.78%，没有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中美两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可以采取合作方式，使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偿付能力，也发展了自己。按照邓小平的思路，率先开放的广东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各项权力，以国际市场通行的法律法规为导向，积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实施配套的条例、办法，尽可能衔接国际市场，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出口生产体系和国际销售体系。这种利用国际大市场来带动国内市场发育、壮大的做法，是广东能够先于全国建立区域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1986年，广东进出口总额达68.1亿美元，相当于1979年的3.6倍，首次跃居全国首位，从此形成了“全国外贸看广东”的局面。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探索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伊始，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他提出，“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开启了以银行改革为突破口的金融体制改革。1984年，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启动，股份制公司在全国各地出现。1990年底，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运行的起点。针对发展初期股票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自此，中国资本市场建设进入快车道，“坚决试”成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明确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鉴于上海在近代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还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金融改革思想指引下，中国金融界不断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发挥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充分挖掘并重用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优秀人才。建设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发现、培养一批具备市场经营观念和市场管理经验的人才。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他敏锐地在党内外挖掘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荣毅仁、王光英、经叔平、刘靖基等著名工商业者，习仲勋、谷牧、张劲夫、任仲夷、袁庚等党员领导干部。他们都有着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例如，习仲勋抗战时期曾在关中分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由其兼任县长的新正县开办农场，成立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业贸易单位，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实现粮食自给，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主政广东，他勇于突破，推动创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奠定了广东对外开放的格局。又如，袁庚早年曾从事对外联络和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一度负责联系港澳。改革开放初期，他在深圳蛇口打响“开山第一炮”，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新变革。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发生，并在开放理念的推动下逐步延伸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外开放是中国持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源。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对接国际市场，都要求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对此，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基于种种现实因素，迅速建立与国际社会的连接仍然比较困难。因此，借助华人华侨和香港的优势连接国际资源，便成为邓小平较为关注的问题。针对当时对“海外关系”的不信任，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他还多次指出：“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

　　利用华人华侨资本带动引进外资。近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华人走向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形成了“遍布全世界，集中东南亚”的基本格局，逐渐崛起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政治制度差异和文化风俗上的陌生，很多欧、美、日企业不敢贸然投资大陆。1979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他在筹划经济特区时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1980年前后，在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带动下，华侨中的有识之士率先进入内地投资。1983年至1994年，华侨实际投资额为719.02亿美元，占累计实际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73.3%。华人华侨还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为经济特区建设提供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比如，李引桐根据在意大利、巴西等地建设自由港的经历，向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货币流通、保税、落地签证等一系列建议。可见，华人华侨带给中国的不仅是资本支持，还有富含技术、政策、市场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价值，并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尤其是跨国资本进入内地投资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走出了一条利用华人华侨资本带动国际资本进入的道路。

　　发挥华裔专家的智力支持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批取得重要科技成果的华裔专家享誉世界。代表性人物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等。邓小平曾形象地将这些专家比作“活的宝贝”，感叹“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他还指出：“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随着国际环境逐步缓和，许多华裔专家通过各种渠道回国探亲、讲学、交流。邓小平不仅频频约见他们，听取他们对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建议，还指示相关部门把加强同华裔专家的交流沟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邓小平的示范倡导下，不少中共领导人也通过会见、座谈、开会、书信等方式与华裔专家密切互动。例如，李政道自1979年起便与邓小平有过多种方式的交流，后来在推动重大科学工程建设、人才培养、科教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1985年初，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策科学性，经中央批准，科技主管部门先后两次邀请来自美国大学、企业界和联邦政府研究机构的25位华裔专家来京座谈，就《决定》草案提出意见。

　　以香港和香港同胞为桥梁连接国际资源。20世纪80年代，香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不仅成长为亚太地区国际贸易、金融、物流和服务中心，而且涌现出一批在金融、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颇具实力的工商业人士。这就为内地重新融入世界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通道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回溯改革开放史，相比于海外华人华侨主要投资实业，香港工商业人士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作用。从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定，从行政体制改革到建立若干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香港的经验与人才都不可或缺。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内外资金流通的重要通道，以及内地转口贸易的关键枢纽。不少西方资本倾向于通过香港地区总部对华投资，许多东南亚华商和台商也在不便直接投资内地时，选择通过香港进行投资。1985年，内地成为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占香港贸易总额1/4以上；1987年，香港也成为内地的最大贸易对象，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4。总之，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以其特有的国际优势和人文优势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连接的重要节点。邓小平在谈到坚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时，就有把港澳台发展与中国整体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性考量。他指出：“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改革开放最艰难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和香港连接海外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封闭的中国重新融入世界。正如有学者所说，深圳起初发展的主要助力来自香港和海外华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资本的纽带”。1993年，邓小平曾回顾道：“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贸易增长和新的劳动地域分工逐步形成，城市作为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主要载体，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背景下，建设具有世界经济节点作用的城市，代表中国有效吸引外国资源，对中国确立未来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1984年，邓小平听取福建省和厦门市领导汇报后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从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在设立开放城市时，将其放在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希望相关城市可以代表中国争取国际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键节点。

　　深圳成为连接世界经济的最初节点。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国内资本和技术短缺的双重困境，广东领导人向中央请示，允许广东划出几个地方，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争取在不触碰国内传统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可行模式。这个建议马上得到邓小平首肯。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外引内联”，先于其他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连接的节点，短时期内吸引了大量海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一方面，港澳资本利用特区的政策优惠大举进入深圳，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正如有学者所言：“借助香港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中国内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被吸纳到全球经济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被抑制的生产力首先在深圳找到了面向全球的释放口。”另一方面，鉴于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内地企业纷纷选择在深圳设立窗口单位与内联企业。这使得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积累的生产力在深圳市场经济环境下得到释放。“特区也是历史发展的纽带，把过去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联系到一起。”今日观之，深圳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全国并未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成为20世纪80年代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最重要的节点。正如邓小平所言：“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在改革实践中早已超越了最初设立时“出口加工区”的定位，形成了内地资本和国际资本、人才和技术竞相流入的“地区洼地”，创造了“内地—特区—国际”互动融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也实现了较快发展。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特区，对特区建设作出充分肯定，有力回应了党内外“要不要办特区，要不要对外开放”的争论。中央随即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从北到南连成一线，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战略设想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对外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的同时，也面临着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各国的区域竞争。其中1983年，韩国宣布要把济州岛建成“第二个香港”；1987年，日本在那霸港开辟自由贸易区。在这种背景下，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此时，他已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要想发展，必须在内地打造几个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城市。换言之，建设像香港一样的国际性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支撑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性问题。内地城市与香港尽管有不少制度上的差别，但是通过借鉴香港取得国际枢纽地位的经验，确立更科学的市场经济管理手段和运作方式，完全有可能建成具有香港经济功能的国际性城市。在邓小平的号召鼓舞下，从沿海到内地，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再造香港”的发展目标。有的要建设“社会主义香港”（深圳），有的要建设“北方香港”（大连），有的要开发“第二香港”（湛江），还有许多城市以“再造香港”为目标，制定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战略规划。尽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各地“再造香港”的战略普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但随着各地不断提出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理念，借鉴香港经验、加强国际化建设日益成为一种潮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再造香港”的战略一再被提及，也从侧面说明，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建设若干世界经济节点城市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战略需求。

　　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纵深推进的战略高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发达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的国际机遇面前，中国急需建设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与世界对话，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于是，20世纪30年代即是远东金融、商业、运输中心的上海，成为邓小平重点关注的城市。邓小平认为：“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与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杀出血路”不同，此时中央对上海浦东的开放程度、产业选择、机制演进等均提出了更高要求。邓小平也强调：“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因此，中央在开发开放浦东之初便提出了金融贸易、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先行，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不仅吸纳了更多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而且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际投资机构、生产者服务公司等机构。这些功能性机构通过其内部网络使上海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连接。浦东开发开放后，有效贯彻了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切实承担了中国连接世界的节点功能，并强劲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敏锐意识到，具有国际化功能的城市是推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因此，建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关键节点意义的城市，始终是他思考的重要议题。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5年，邓小平因时因地推动建设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国际化城市，这些城市则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高速成长。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不仅成为内地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关键节点，也充分释放了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枢纽型城市的重要作用。从某种角度看，深圳与香港相辅相成，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局面。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国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引下，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无比伟大的开放之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纵观世界历史，目前还没有其他后发大国通过对外开放成功实现经济崛起的例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又并不意味着必然成功。中国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邓小平在推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没有停留在简单确定战略方向上，而是深刻把握全球经济与产业变革新特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思路和做法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充分利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累的资源和经验。

　　由于中华民族经过近代以来的积累，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的时期，改革开放可谓适逢其时、恰逢其利。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1840年起，中国被动卷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客观上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开拓进取、扎根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崛起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社会飞速发展，逐步成为亚太地区的枢纽级城市。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新征程，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以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指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不仅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成就。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建国三十年来……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搞四个现代化。因为有这个基础，人家才看到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并不是随便讲大话。”这些都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

　　第二，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

　　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核心逻辑在于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的历史契机，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高科技、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四维互动的内生机制。迄今为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大都是实现这四者良性互动的地区。以深圳为例，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科技资源极其匮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城市。从高科技的角度看，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依托本地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技术转化不同，深圳的科技创新主要得益于企业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的学习能力和面向国际市场的规模化运营能力。深圳是全国第一个将技术创新变成经济活动的城市。从市场化的角度看，深圳在成立之初即通过承接香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加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之中。虽然最开始主要出口一些中低端产品，但是在对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自然演化出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比如，深圳已发展成为全球手机制造创新中心，产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国际化的角度看，深圳从承接香港低端电子产业开始，切入全球电子产业链，逐步从产业底端、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进化到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系统设计整合的中高端生态环节。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与研发始终是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制胜法宝。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起步于边陲小镇的深圳，凭借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便迅速汇集了国内外积蓄已久的优质资源。这种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形成的强大的资源聚散与创新功能，让深圳成为上海浦东开发之前中国内地连接世界的重要节点。这种对外开放的路径固然有自发形成的一面，但其逻辑起点却往往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高超谋划和周密部署。

　　第三，不断试错，渐进式推进对外开放。

　　纵观世界历史，对外开放可谓一个具有一定风险性的选择，不少国家打开国门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反而陷入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试验是我们成功推进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在试错中探索”成为最鲜明的改革特色。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试验，他指出：“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邓小平更是强调试验的重要性。如谈到深圳时，他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回应发行证券中的争议时，他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当然，所谓“大胆试验”并不是不计风险、不顾后果的盲目与莽撞。对此，邓小平强调了三点：一是试验要符合中国国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二是试验的过程要总结经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划定一定区域谨慎试验。1980年，邓小平首先只划定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84年，特区建设初见成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此次开放虽然在区域上加大了范围，但是开放的优惠政策仍限定在第二产业和少数第三产业（如宾馆及其他服务业），对金融、贸易、商业等核心领域并不开放。直到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浦东开发的重要决策，开启了更高起点的改革试验新征程。

　　第四，坚持出国考察学习与引进国外智力并重。

　　邓小平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十分重视向全世界“借智”。1977年7月，国家计委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在各部门、各省市组织下，从1977年到1980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360次，科教经贸类代表团出访472次。改革开放前夕，中共领导人的高频次出国访问为中国提供了直接而具体的经验。正如1978年邓小平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所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对外考察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具体政策、技术、管理等境外经验的借鉴利用上，问题导向凸显，专业性、针对性不断加强，并通过培训班、研究班等形式将境外先进经验在更大区域内进行推广和落实。1983年7月，邓小平针对国内形势和国际竞争格局指出，要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一项战略。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下发《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对引进国外人才的重点、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机构，以及工作制度、专家待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在中共中央推动下，各部委、各省区市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专职机构，广开引智渠道。从1984年开始，来华外国专家数量迅速增加，除文教专家和随设备合同来华服务的经济专家外，使用引智专项费用聘请的专家人数从1984年的3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000人，出国培训人数从1985年的9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500人。在邓小平引进国外智力的战略思想引导下，引智工作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支撑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简介：杜磊，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晓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