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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关注，主要聚焦在方法论层面，体现为两种理解维度：一是在提炼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中将自我教育构建为一种方法知识；二是适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属性，将自我教育视为一种实施方法。现有关于自我教育的方法理解实际上已勾勒出其基本的方法实践样态，但仍需要立足实践性思维与总体性视野对自我教育样态作出分析。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实践智慧的总体性视角出发，阐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所展现出的超越具体方法样态的实践样态。这种自我教育的总体性实践样态，具体呈现为躬于行动的自我教育知识样态、境遇再现的自我教育方法样态、主体省思的自我教育价值样态。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知识样态，主要是指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知识化”理路中呈现的基本样态，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在自我教育中的呈现方式。目前，这种自我教育知识样态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经验主义的自我教育知识样态，即以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在自我教育中的实用价值为知识目标，强调从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化、私密化的经验实践中归纳自我教育知识、形塑自我教育实践模式；二是借鉴取向的自我教育知识样态。这种借鉴式样的自我教育，其知识构成主要包括对国外自我教育相关理论、国内传统自我教育思想的借鉴，以及具体学科自我教育知识与方法的演绎等。

　　已有经验主义和借鉴取向的自我教育知识样态，虽有不同的自我教育知识生成依据，但本质上，这两种知识样态都指向以知识为导向的自我教育观。这种以知识为导向的自我教育观，通常在研究中呈现为对自我教育的认识论研究，在自我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则体现为理论演绎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应用。具体而言，以经验主义为特质的自我教育认识论研究，本质上是将自我教育的实践目标设定为重复性、可操作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获得，重在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因此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往往是通过“意会”他人的经验、总结个体经验完成经验知识的教育传递；而以借鉴取向为特质的自我教育认识论研究，实质上是将自我教育的终极目标锁定为通过自我教育途径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认知，由此可知，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得以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经由过往经验循证的规律知识，获取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认知层面的正确反映。

　　然而，经验主义或借鉴取向的自我教育知识，实际上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的强调，只是这种“先验知识”生成的来源不同而已。特别是，过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在自我教育实践中所具有的价值，容易忽略和遮蔽自我教育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知识”。在总体性的知识层面，这种实践知识能“洞察传统、扎根实践、呼应现实、透析人性”。因此，在具体的自我教育实践中，不仅涵盖了源自过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方法、技术等理性知识，也凝聚着具体实践中实践行动者的感知、判断、顿悟等非理性知识，更有在具体实践场景和情境中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交织、知识与情境融合、行动者与场景互动的实践性知识与智慧。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一方面，难以依托形式逻辑将经验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原理与方法，而局限于私密化、个体化的实践经验知识，使自我教育呈现为重复性的、质量堪忧的经验主义知识样态；另一方面，因对具体实践情境中的实践知识凝练不足，而局限于外引生成的“外部化”自我教育知识理据，使自我教育呈现出自身“专业化”“学科化”知识储备较为薄弱的单纯借鉴式知识样态。

　　事实上，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就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过程。但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更“合情合理”的方式不是以概念思辨的方式去把握它，而是在具体的自我教育实践中，通过行动者自身的体验、理解、感悟的经验循证获得的。并且，在自我教育中获得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指向的是在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中产生的始终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追求，锁定的实践旨趣是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对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体验。比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理解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以思辨演绎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则只会停留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规律性认知，得出“一个规律论”“两个规律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等知识概念的正确反映。从面向行动的理解视角来看，就不会始终停留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先验知识”的解读，而是一方面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运动过程中的知行互动矛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现象表现；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作为一项政治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追求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通过自我教育而达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不断追寻与理解，在持续性的自我教育中生成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实践性认知。在面向实践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命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实践领域，乃至不同的实践情境中有不同的现象表现，我们常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德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中辨析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些观念恰恰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向实践的总体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现象表现。

　　在自我教育中不断生成对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把握和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知识难以表达的内容，展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被建构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中的实践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自我教育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与外界事物的互动融合，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教育构成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践行能力。首先，自我教育中的自我认知能力，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得以获得、丰富与完善，是超越一般知识意义上的自知，是在实践中不断带着已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与外界接触、互动、确认的一种自知。这种自知是一种不断用“已知”触碰“未知”，并生发出“新知”的能动的知识生产过程。基于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呈现为一种躬于行动的知识样态，追寻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言好的政治参与方式、善的政治素养与道德品质。其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不是停留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化对象化的认识，而是一种以实践为目的并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联系的践行能力，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化为自身行动，在践行中不断体悟和生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理解、行动的实践智慧。而生成这种实践智慧所需要的主体条件中就包括在自我教育行动过程中的自知能力和实践能力。

　　在具体的自我教育行动过程中，这种自知能力不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自我教育的知识对象，也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直接应用，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自我教育的理解对象。而这一理解过程，既有源自现实生活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样态，也有观念想象层面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样态。特别是在与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作用中，观念想象层面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当我们希望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自我教育不断生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时，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的传递效果并不理想，但一些凝聚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对学生理解和感悟思想政治教育中难以用知识表达的意蕴，更具实效性。当然，类似作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需要教育者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和实践体验进行诠释性解读，但更需注意的是，教育对象和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不断理解依靠的是双方的诠释性行动，其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双方带着各自的“先验知识”进行对话协商以相互理解的过程，是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并生成自身实践智慧的过程。也正是依靠这一自我教育途径，练就了教育行动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教育实际上完成的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升华为思想政治教育智慧的实践问题。作为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其不包含特殊的理智能力的训练，而是已经获得并且储存起来的学问，是过往经验循证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而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则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去指导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能力，是理智训练的良好成果。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其自我认知与实践能力获得的重要条件就是“知行合一”。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旨在通过自身实践而获得智慧，从而不断提升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既离不开通过接受教育者的施教解决认识层面‘知’的问题，同时也离不开把认识付诸实践，解决‘行’的问题”。这种在认识层面的“知”与实践层面的“行”的高度统一，在中国传统自我教育思想中，是孔子《论语·子路》中的“言必信，行必果”；是孟子主观见之于客观，才能自我实现的“践行”；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的生动体现。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我教育思想中，这是立足“现实的人”而不断促使自身全面发展的实践旨趣，是审思“物化的人”超越“异化的人”，成为“发展的人”的鲜明实践行动。

　　如何认识自我教育决定了何以开展自我教育，因此，与自我教育知识紧密相关的是自我教育方法，也正是基于对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自我教育知识的样态把握，从而呈现出自我教育方法的样态取向。已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方法样态，主要是指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方法化”理路中呈现的基本样态，指向的是作为方法的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呈现方式。现有自我教育方法样态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同样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工具化”的方法取向，即将自我教育视为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工具；二是“技术化”的方法取向，即将自我教育视为完成和达成思想政治教育中程式化、流程化、可控化的规则与要件。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角度溯源，这种“工具化”与“技术化”的方法主要来自“唯科学主义”的文化观念。经典力学在17世纪的兴起，实质上树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这种知识典范蕴含一套普遍性、实用性的方法与技术，包含自然对象的可计量、可检验、可重复、可预见的知识理想。而这种知识理想在自然科学取得显赫成绩的同时，借由技术的转化创造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成果促进这一科学理想从自然领域向人类社会领域强势扩展，并不断主导着社会的文化观念，塑造着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特别是人文学科中依然保有稳定的现代学科的知识分类、专业分工与特定的理性逻辑，使得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科学”观念中有了对话和转化的空间。但是，“唯科学主义”在全力推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却也在面向人的世界中模糊了“人”的意义世界。追求“科学精神”是科学得以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过度追求“科学精神”，排斥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意义世界中存在着难以量化、难以预料、难以工具化的部分，如集知情意于一体的行动、非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直觉感悟等非理性特性等。这些人文学科研究对象中的特殊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精神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与其说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念中，不如说从教化概念的传统中更容易得到理解。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要回顾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与现代科学要求的对抗中赢得了某种新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些特殊性在伽达默尔的阐释中，通常具体化为一种“前见”，是集人的知识背景、经历体悟、感觉意识等为一体的实践要素，反映着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社会关系和人的全部活动的人文意义。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更是如此，许许多多的精神政治现象不仅蕴含着需要借助科学精确的量化手段进行把握的客观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中还需要借助诠释进行深度理解，以此才能真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探查和触及这一特殊世界中人的感知、观念，达成教育与自我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陷入“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在自我教育中更是要注意从“唯科学主义”的关系思维中解脱出来，不能将科学的逻辑强制嫁接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实践情境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世界，是人们观念、思想、价值理念的传递与创新，而这一过程就是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展开的精神性交往、对话、理解、行动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关系不是物理和被动的实践关系，而是人化和能动的精神政治实践关系。

　　而在已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过度地强调“工具化”与“技术化”的自我教育方法样态，容易导致将自我教育演变为他我教育的单纯工具。如前所述，这体现为直接将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应用在自我教育中，从现有确定的、逻辑化的概念、原理出发，遵循已有规定的方法和规则开展自我教育。从具体实践来看，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单纯的知识灌输与受教育者单纯的知识搬用，实际上代表着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认识和理解，而这些理解通常取决于直接或间接的理论、知识背景对于他们知觉方面的作用和改造。这就会导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自我教育中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先验知识”的确证，并以这种标准化的知识感知、理解和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以至于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刻板化、教条化的理解，难以化思想政治教育“知”为“行”。究其根本，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的自我教育式理解仍然没有形成对生动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注是其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其实践智慧的来源，认为理论研究“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人”与“情境”的在场，渗透着知识、价值、理念、行动、环境、情境等诸多因素而因时因人因事而异。因此，即便在过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有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但仍不能忽视的是，正是随着人们实践生活和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不断变化和深入，才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新现象、新矛盾，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基于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而言，自我教育方法的知识要素，不是局限于过往由教化或经验习得的知识，而是这些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下实践中的应用。只不过，这些知识在自我教育的实践中构成我们生成对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理解的知识能力，通常是作为实践知识生成的经验要素被带入，而只有在当下的自我教育实践中具体地思考、判断、选择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对实践者自身和情境研判的实践性知识，在转化为方法应用时，不像工具或技术一般能与主体间存在一定距离。所以，难以像程式化、规范化的规则、条例一样展开，而是实践者自主自为地始终进行自我教育的态度，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时、因人、因事来选择应用与否的方法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方法样态，源于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的生命经验，既离不开普遍性的理论知识，也离不开特殊性的实践知识，更深深扎根于实践者在当下自我教育实践情境中的现实体验。尤其对行动者本身而言，更强调自我教育知识与方法在实践中的相融贯通，进而生成人的实践智慧。特别是，这种实践智慧本质上就凝聚着行动者的知识、价值、能力的主体观念，而这种主体观念型的实践智慧正是源于人的现实，源于人在现实中的生活世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就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反映，它是基于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精神性交往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更是立足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切实提升人的思想道德认知、塑造人的思想道德行为、培育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养。例如，对于学生而言，以自我教育方法加深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不能仅仅依赖于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概念的理据式应用，而要关注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实践情境及其思维方式、性格特点等，让学生能够在自身的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中寻找到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样态，从而增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并激活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自主能力。在这一程度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方法样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在自身生命体验和生活情境中得以理解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教育。它不是一种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和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技术应用，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行动情境中被具体化的方法应用智慧。因而，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构成了自我教育的现实性，这种方法应用不是一种单向和机械的还原，而是考虑实践中特殊处境的选择要求，是一种行动者感知、创造的实践智慧。当然，还需注意的是，作为一项观念领域的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不仅是一种躬于行动的知识实践智慧、境遇再现的方法实践智慧，还是一种拥有确定价值追求的实践智慧。

　　上述两种自我教育实践样态表明，自我教育总是出于一种生命体验，源自当下作为实践经验的知识应用，聚焦行动主体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思考与判断。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知”与“行”总是在总体善的价值追求中得以创造、完善和超越。就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而言，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追求，本质上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价值的追求，二者相互关联且内在统一。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中，作为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主要是从教育主体自身活动出发，能够正确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自主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自身的重要存在方式。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所追求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拥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行动者不仅会认识到自身所遵循的规范性，而且还懂得在具体实践中灵活调试并使之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然而，这种价值关系既不单纯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他我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教育与教育主体的关系，而是特指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主体需要的关系。从教育主体的需要来看，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判断主要源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满足自身的实践需要。从基本的生存需要来看，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判断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在其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有用有利，如果具备这样的使用价值，教育主体就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度高。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更迭、发展，一方面教育主体有新的需要产生，从而在生活和生产劳动需要中派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间接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积累和创造的如精神产品、制度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化物，其中蕴含着更多需要诠释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言，其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就不是单一的确定价值，而是日益复杂交织的多重价值关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也因需要的差异性而有不同的价值需要。

　　基于此，从教育主体需要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际上呈现为一种主体性现象，需要从教育主体需要的角度入手才能衡量对教育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有无价值、有何价值、有多大价值，也才能找到其是否认同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各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需要都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价值的确定者为前提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价值需要，承认其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判断是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价值权衡的结果。那么，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言，既然价值选择具有个性化，是否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失去了确定性标准呢？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时就是以需要作为其分析的始因，尽管人有不同的需要，且在需要不断满足时会有新的需要产生，但人的需要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社会性需要，受到时代条件、认知水平等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既不以他人的评价为依据，也不以主体自身的评价为依据，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满足教育主体的需要为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有集马克思主义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实践原则，它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客观性，而是虽因时、因人、因事而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仍具有实践条件的确定性。

　　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尽管因需要的差异性而有不同的价值需要，但不同的主体也有需要的共同性，由此形成了主体的共同价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教育帮助教育主体达成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从而体现为一种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主体需要之间的价值互动关系，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行动中行动主体具体的、与其当下存在紧密相关的知觉、洞察，是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生存状态的觉醒与审思。就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而言，追求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是在自我教育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这种理想状态落实到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中所产生的实践效能。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主体自身的最终目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成为其终极追求，自我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智慧。

　　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来看，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尤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言，其所需要的已然不是单纯地接受和内化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己的分析、判断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正如我们在思考何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以“抬头率”“出勤率”等作为判断指标，实际上是在量化层面完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管理效果的确证，对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纪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就教师课堂教学实际效果和学生的实际接受程度来看，并不尽然如此。而只有学生自己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传递的教学内容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具体化，对相关价值观进行对比、分析、研判、选择，才会逐渐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和践行。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始终以自我教育引导自身学会理性地思考，自主认识为什么要形成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从而进一步自主地追求作为自身政治生存觉醒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理解和践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当然，我们不是要逃避这一发展退回传统之中，而是要不断适应并与现代社会相互协调与融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分工愈益精细的当下，工业生产方式更是突出表现为愈益自动化与程序化，这种流水线式的分工生产方式，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整体社会发展中的批量生产“效率”，但正是由于对讲求规模、效率、规格、产量的“工业逻辑”的过度推崇，导致人们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越来越被束缚在机械化、规格化、标准化的流程作业之中，人的整体性逐渐被遮蔽甚至丧失，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

　　然而，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养成而言，恰恰是不能通过“工业逻辑”而生产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自我教育，并不是为了实现对自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强调躬于行动、境遇再现、主体省思的集知识、方法、价值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出于获得自身思想政治品质和实践能力提升而作出的主体性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自身进行自我教育，需经过行动主体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理性认知、判断和选择，进而意识到本然目的价值的正确。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合理定位使我们得以确定自我教育的具体行动目标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手段。因此，对人的思想品德发展与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引领而言，都要求我们开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自我教育，通过对自我教育的追求、实践，真正在现代社会中保有“自我觉醒的意识”“自我实现的动能”，达至对思想政治教育之真、善、美的追求与践行。

　　（作者简介：虞滢，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应用研究”（项目号：23SZC-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项目号：B230207024）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