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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春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1]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已近六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对“普世价值”思潮的评析，呼唤着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般在文字形式上能够比较简洁凝练的，易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为之作出了不少努力，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我们认为，李长春同志这句话的要求，在于“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换而言之，只有“从实践中来”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回到实践中去”，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同”。

　　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点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除了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前提性要求以外，还应当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体现中国特色以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三点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价值论不同于真理观，前者体现的是主体标准，而后者则体现的是客观标准。这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而价值可以多元；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一致的——在这里，我们完全赞同钟君（2010） [2] 所言的那样，没有实然的普世价值，只有应然的即只能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不赞成当下“普世价值”思潮的哲学依据。有别于封建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在这三点上下功夫。

　　首先，体现社会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社会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规定性、是其发展方向的根本保障。“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周新城，2011） [3] 在当代中国，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原则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两个重要理论成果里，一是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四项基本原则”，二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概括。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小平同志晚年思考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概括，是实践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丰富、发展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内涵，提出迄今近一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其具有凝集成果、体现特色、彰显优势、引领方向等十分深远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原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十分宝贵的政治财富，必须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既不能“古色古香”、又不能“洋里洋气”，“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定语是不能够不彰显的。

　　其次，体现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超越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完全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那一套，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5] 应当认识到的是，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至于同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诸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等提法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抑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别于其它社会制度的价值观是第一位的，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忘记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虽同根同祖同源，但由于国情不同也应略显差别。这就是说，我们所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秦宣（2005） [6] 认为，“特色不仅包含特点、特征，而且还是对特点、特征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特”即不同，凸显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完全符合李长春同志“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的要求。

　　最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是“中国奇迹”发生的重要思想原因，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涵的四点基本内容，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应当不丢老祖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应当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当承古袭今，不能割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不应排斥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社会主义荣辱观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导向，如侯惠勤（2009） [8] 所言的那样，表明我们意识形态建设的落脚点已经从偏重“外部”灌输转向注重“内外共生”。

　　二、探索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思路

　　基于“在实践中探索”和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体现中国特色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样的基本要求，我们可以有一种全新的思路去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应当着眼于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集合总体布局中“几大建设”所蕴含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从而从“总体性”的高度去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富裕、人民至上、马列主导、团结和谐、绿色环保这五句话的全新概括。

　　以2002年我们党召开十六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短短两年之后的2004年，美国著名学者Ramo基于对中国改革成就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后，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意义上的“北京共识” [9] 。值此，“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道路”成为了中外学术界广为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从六个不同又互相联系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六大驱动力量，看作实现“中国奇迹”的基本原因。应当看到的是，“党的建设”同前“五大建设”在层面上有所不同，它的主要对象是执政党这个先锋队，而其它五大建设则覆盖的是全体公民。因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前“五位一体”上着眼。分别提出这“五大建设”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进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上应追求的价值目标，可谓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他的晚年思考，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他曾警示我们，“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0] 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来阐释——在生产力层面，它指向的是“富裕”，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穷过渡”，在生产力水平远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在生产关系层面，它指向的是“共同”，即承认“劳动优先”地位，要求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侯惠勤（2012） [11] 说得好，“共同富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富”、“共富”思想，而是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真正实现人的解放的科学论断。它本质上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共产党、属于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

　　第二，人民至上。“至上”一词本来就体现了作为主体选择的价值观的特征。河清（2004） [13] 曾谈及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当东欧国家纷纷发生“民主化”变革之时，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人民”的字样却悄悄从它们原来的国名中消失了。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民主化”以后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人人都说“民主”是“由人民当政”，人人都不怀疑“民主”是“人民”概念的空前高扬。何以“民主化”了，却连“人民”的称号也不能见容了呢？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14] 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美国那套1%大资本家同99%民众尖锐对立的假民主即“钱主”。总体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决不能把在实践中证明是对的东西、好的东西譬如“人民当家作主”革除掉，把不符合中国国情、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政治体制照搬照抄过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5] 。

　　第三，马列主导。西方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三大代表性思想。前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小平同志把它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后者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等。这股思潮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提出诸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等政治要求——国学值得重视与科学弘扬，但复古主义则是行不通的。这两种代表性思想的性质以及追求的目标看似不同，但其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与社会制度，因而有时会出现同流合污的态势。因而，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当其冲地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即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胡锦涛同志日前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16] 因而提出“马列主导”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统领社会思潮的多元，是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

　　第四，团结和谐。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 “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一论述，是我们提出“团结”是社会建设价值目标的现实基础；“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是我们提出“和谐”是社会建设价值目标的现实基础。“团结”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中国标志的天安门城楼上所悬挂的标语，就鲜明地提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促进党内团结、各民族团结以至于世界人民大团结，我们的基业就能够长青，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和谐，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科学概念。冷溶（2006） [17] 指出，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大亮点。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进行概括,并把这一本质属性明确为社会和谐,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过去没有讲过的“新话”。它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故而，团结和谐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绿色环保。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的概括和补充，是中央提出的一项全新的建设任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路，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目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将传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一道列为了其批判的矛头 [18] ；英国著名思想家唐纳德•萨松（2008，中译本） [19] 也认为，“社会主义的”东欧和中欧，在1989～1991年之前处于共产主义者的治理之下，那里的环境恶化要比资本主义西方严重得多。在其“赶超”战略和信心激励下，他们追求经济增长，民主的或大众的控制都不能阻止其发展。毋庸讳言，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挖掘和认识的缺失以及发展生产力的强烈要求，很难说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保护是合格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作为重大战略思想的确立，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逐步重视并着手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显而易见，生态文明建设得好，对于中国长期发展进步的作用是巨大的、搞得不好，必然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所以，“绿色环保”理念应当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也应当被包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60页

　　[2]参见钟君：《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J].《红旗文稿》2010年第2期

　　[3]周新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能够趋同吗——评辛子陵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个观点》[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页

　　[5]杨莘：《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J].《管理学刊》2012年第1期

　　[6]秦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11页

　　[8]参见本刊记者：《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9期

　　[9]该文的中译版参见《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N］, 约书亚•库珀•拉默（李丽编译）：《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N].《证券日报》2004年6月6日

　　[1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64页

　　[11]侯惠勤：《论“共同富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期

　　[12]河清：《民主的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绪言第1页

　　[1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1页

　　[16]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2年第1期

　　[17]冷溶：《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

　　[18]参见张剑：《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研究》[A].冯颜利 郑一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第219页

　　[19]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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