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属性。远离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要颠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批判“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不仅要看到它的危害，更要分析其成因和本质，给出克服这种思潮负面影响的见解和方案。

一、批判“淡化意识形态”思潮要深究其形成因由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不是偶然生成的，也不是单一原因所能够导致的。“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之所以能够孕育成形并呈蔓延之势，其成因是复杂的。

1．“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非意识形态化”主张的当下表征

“意识形态终结论”首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时代语境中产生的；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意识形态情势而再度勃兴。第一次“终结论”思潮的主要后果有二：一是通过错读和误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将“意识形态终结”这一提法归咎于恩格斯。比如，李普塞特就曾指认，“像其他许多‘政治相关’概念一样，‘意识形态终结’这一著名说法也首先早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说，除非支撑各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利益仍然‘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①]二是出于对工具理性、物质财富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极度推崇，而得出“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破灭”的不当判断。比如，曼海姆等人就曾系统地论证了如下观点：工业化必然导致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所谓完整的理论正在分化为部分的务实的学说，在下层阶级得到某种程度的相对富裕之后，他们将失去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抱负，至于资本主义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则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②]即便斗争还会继续下去，“这只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没有红旗、没有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的斗争”[③]。“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④]20世纪80年代末再度勃兴的“终结论”热潮，其目的已不再是以“淡化”或“趋同”的方式模糊不同意识形态之争的认识，而是立足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剧变的事实，论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的优越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在布热津斯基、尼克松、福山和亨廷顿等人看来，人类理性无法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在冷战之后，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冲突已不存在，“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⑤]“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便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泛文化“共识”中化蛹成蝶。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以抽象的人类价值或人性尺度来否定阶级分析，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原则界限。早在194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首脑舒马赫尔就曾提出“世界观中立”的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排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企图引导工人运动“非意识形态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经济改革受挫之后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树为苏联改革的敌人，而纠正的办法就是用所谓的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亦即所谓的“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⑥]

与政治领域相呼应，思想领域出现的“融合论”和“知识学”则是以学术的方式趋附“非意识形态化”。比如，英国学者吉登斯主张“超越左与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融合，以“第三条道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全球世界主义秩序”；[⑦]再如，曼海姆和舍勒等人从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入手，以知识社会学方法，建构一个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超阶级、超党派的、类似自然科学客观知识体系的“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遵循这种“融合论”和“知识学”的致思之路，必然迈向“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之途。

2．“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呼应

后现代思潮原本是对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资本主义社会加剧的政治经济矛盾，以及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和批判，质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性”（启蒙、理性化、民族国家等）的合理性，但它矫枉过正，走向了对传统文化的核心——理性、中心、结构和历史的全面反叛。这种思潮将一切认知对象都归之为“文本”，而认知的方法是解构，目的是“颠覆”。

后现代主义表征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直接将历史归结为文本。由于文本必然会受到叙述者、解说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扭曲，把历史视作文本，历史也就成了人为编造的游戏。在“重新评价历史”中，历史被曲解；在“理性思考”中，社会主义被否定；从歪曲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入手，新历史主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⑧]，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告别革命”。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表征——文学自由主义，对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的探究表示不屑。为了彻底的自由，他们拆解中心、拒绝规律和逻辑，游戏化和无主体化文学，调侃和嘲弄主流意识形态，以君子为耻、以痞子为荣，抛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家的那种救国济世的责任感、教育民众的良心、对真善美的歌颂和对假恶丑的鞭挞的信念坚守，昔日泾渭分明的崇高与粗鄙、高雅与庸俗、伟大与卑劣之间的界线被模糊，“价值”没有标准，“怎么都行”。相反，对严肃问题的思考却受到“玩什么深沉”的质疑，在“无厘头”的搞笑和人性本能的“匪气”张扬中“嘲笑理想”、“躲避崇高”。

历史和文学是观照现实的“镜子”，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受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影响，载负在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等观念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淡化”而被“淡出”，特殊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主题”被疏远。

3．“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泛意识形态化”的逆反

“泛意识形态化”之“泛”，就是对“意识形态化”的夸大、膨胀和绝对化。所谓“意识形态化”主要是指作为某种社会形态的精神指南或者理论依据的思想学说的制度化，可简称为“思想制度化”。[⑨]通过思想的社会建制，不仅使得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学说能够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获得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维护，得到物化的设施、专门的媒体和特有的科层体制等支撑。一般的说，只要还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纷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化”。“泛意识形态化”是对“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和范围的僭越，是将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公共政治活动空间与个体私人生活空间等完全混淆和等同起来，并以建制化的意识形态方式进行干预。

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与敌对阶级和不同党派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还要在党内进行不同路线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确保了中国革命按正确的方向前行，也是党内统一思想形成向心力的保证，这是适度的“意识形态化”所发挥的正面功能。毛泽东看到了意识形态化的这种功能，格外关注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先导作用，这在革命时期无疑必要和有益的。问题在于，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仅仅强化意识形态这个看问题的视角，就有点简单化了，以致任何意见和行动都要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判[⑩]，最终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意识形态化误区。日常生活的全面泛政治化，导致民众对意识形态教化的逆反。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在‘文革’中，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替代性、过度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几乎集中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和资源，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和作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革命和政治的剧烈冲击，并没有树立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绝对权威，相反，意识形态领域所导致的混乱，使一些人失去了热忱”[11]。走向了回避、拒斥意识形态，刻意遮蔽意识形态意识的另一极端，将社会主义国家“左”的失误全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出于对政治问题的厌倦与反感而“远离政治”。

4．“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对现实不良问题的不满和回避

“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之所以会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这些人看到了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及其不良影响。比如，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教育不公、分配不公、就业难、看病难，特别是某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等问题。党员干部本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忠实的信奉者和率先垂范的践行者，有些人却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言行不一，官德不彰，作风失检，党性不存，蓄意将“人民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有化、既得利益合法化”，严重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内涵的社会价值取向，造成了社会主义局部异化现象。而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早已形成了“听其言、观其行”，凭据经验事实作价值判断的习惯。党员干部的行动就是他们判断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可信与否的依据，而现实中的种种不良问题，尤其是在被有意或无意夸大之后，激起了普通民众“淡化意识形态”的情绪，同时也加大了我们在实践层面批驳这一思潮的难度。

二、批判“淡化意识形态”思潮要有理论功力和实践方略

“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成因复杂，批判这一思潮的方法和路径也应该多种多样，但从首要的和根本的角度说，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要有清醒的意识形态意识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谓清醒的意识形态意识，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乃至其间的斗争情势有准确的了解和切实的把握，对杂芜的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有清醒的认识，没有这样的把握和认识，就会迷失政治方向，丧失思想观念的党性原则，就会沦落为“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附庸。当然，这种清醒的意识乃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只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素朴的信奉情感，尽管这种情感十分珍贵也不可或缺，甚至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着力培养和加强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内涵的历史真理和社会价值取向有透彻的领悟。透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需要有理论功力。这不仅是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化理论为方法”，辨析和解答政治思想问题的需要，更是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需要。

1．凝练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剖析“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政治利益诉求，积极回应关涉意识形态本质的重大现实问题

按照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2]的思想，精神力量也只能用精神力量去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源起于意识形态之争，就要在澄清意识形态是与非的基础上给予应对。澄清意识形态的是与非，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本义，把切“意识形态”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弄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因由及其本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及其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以及“科学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等问题。而要清楚地阐释这些基础概念和基本命题，又必须真正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及其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乃至他们的批判所要解决的重大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遭遇的最大悖论，即“在促成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成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13]从一定程度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14]，而在于打破资本逻辑的支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他们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把意识形态的实质界定为阶级意识，实现了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困境，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困境，使得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证。如果我们真正弄懂了这里的理论问题，练就了过硬的理论功力，“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所惯用的人类性、全球性、普世性等“超党派”话语，我们就不难识别其意识形态用意，也就不会给各种各样的“淡化意识形态”论调留下“以马克思的名义来驳斥列宁”的机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用暴露、展开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中的含糊性的丰富遗产这种办法，来粉碎共产主义学说的极权主义外皮”[15]的目的。

有效抵制和批判“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不仅要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精神实质的理论功力，还要有理论创新的功力，有应对因时代变化而出现的关涉意识形态本质的重大现实问题给予理论回应的功力。比如，当代社会关于人权、民主、法治之争的问题，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分裂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要批判财富，而建设则要积聚财富；革命要靠理想支撑，而建设则靠利益驱动；革命要突出阶级界限和斗争精神，而建设则要突出举国一致和知识技能”[16]等疑惑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17]，给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合理的解答，就不会出现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者集体失语或胡言乱语的现象，就可以及时避免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混乱，也就不会给“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留下蔓延的空间。

2．纠正和防止思想政治教育“泛意识形态化”的失误，引导受众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和世情，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及其历史性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时，固然要防止重蹈“泛意识形态化”教育的覆辙，避免“再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发生，但我们也要积极引导受教育者，清醒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国情和世情，认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中国共产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排除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干扰，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一系列重要调整。从“文革”结束至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齐头并进，由从追求GDP到对民生工程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关注，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和巨大变化。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引导受教育者辩证地看待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负面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但并不可怕，这就要看执政党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有没有一贯坚决的态度和治理的力度。上述成就和问题，如果取得了受教育者的“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就不难获得“共识”和认同。

3．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表达方式，着力提高受教育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和认同度

自从特拉西创作《意识形态原理》以来，不同层面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有了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宣传领域的政治话语和生活领域的大众话语等。话语是思想的载体，特殊的话语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的载体。哈耶克特别清楚这一点，曾以“中毒的语言”为借口，试图颠覆马克思语汇中诸如“社会”、“人民”等关键词，雷蒙·阿隆则试图根本取消马克思语汇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基本概念；[18]话语是思想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只有合适的话语才能有效实现表达的诉求。布热津斯基曾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裂现象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消亡的前奏。[19]毋庸讳言，我们在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的确存有缺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价值观的正确、合理和科学固然重要，但传播的技艺也很重要。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的军事化语言和工程类术语的超常运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和平年代，哪有那么多阵地、堡垒、主战场、攻坚战、夺取最后的胜利？到处是工程，到处是硬邦邦的语言，哪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20]

作为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作用机理是情感认同。真理性认识也要通过调动情感的方式才能奏效。在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整体（阶级）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组织性和自觉性高于自发性的历史背景下，阶级对抗的政治教化话语也曾发挥过应有的激励和凝聚作用，但在历史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体制架构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话语、宣传的政治话语和教育的日常话语进行创造性的转换，特别是要探索适合于不同层次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体系，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与群众生活密不可分的话语表达方式，将抽象的理性价值观念通过生动的感性教化方式“输入”大众的“头脑”；将意识形态内核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消费和道德情感平台获得有效传播；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国家核心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21]

三、批判“淡化意识形态”思潮要纠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教学和宣传中的不良倾向

在批驳“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意识形态企图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反省，纠正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宣传中的空洞化、纯粹知识化和庸俗化等不良倾向。

1．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思想问题，防止空洞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中固然有经济原因、历史原因，有多元文化冲击和竞争意识形态渗透等原因，但就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而言也确实存在有待纠正和防止的空洞化倾向。曾几何时，思想政治教育几乎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在教育话语方面，仅仅做了“鹦鹉学舌般”的传声筒工作，政治宣传中的“高、大、全”形象和战斗性话语被直接搬用到日常思想教育之中，给受教育者造成了隔膜感甚至是“隔世”感，产生了腻烦情绪；在教育内容方面，仅仅做了政策注释工作，没有针对受教育者思想问题作深入的学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2]不能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作必要的理论探究，只限于现象性描述，必然要落入空洞化的窠臼。为此，有位学者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今天做思想政治工作，仅仅依靠个人良好的品格，坚强的党性和满腔的工作热情还不够，还必须熟悉当代各种思潮，并与之对话，说出点道道来，还必须懂得区分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并用不同方式处理。”[23]

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有政治意识，不能纯粹知识化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和建设的历史并不长，迫切需要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增强学科特色、提高学科水平等科学化建设，但科学化建设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化建设，更不应该取向“纯粹理性”而走向“泛知识化”、“价值中立化”、“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因为，思想政治问题终究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坚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知识性要服从并服务于其意识形态性，要以促进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旨归，否则就会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

3．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升华和超越，避免滑入庸俗化

在某些人看来，“俗即大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俗”。于是，把媚俗、低俗、俗气甚至恶俗、恶搞当作思想政治教育通俗化、提高受教育者接受度的灵丹妙药，完全忘却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精神上的升华、在自我意识上的超越、在健全人格铸造上的引领责任；忘却了形式只能为内容服务、话语只能是为思想服务的起码常识，仅仅为了追求形式的多样、话语的“魅力”而丢失了内容、失却了思想。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信仰世俗化的后果时曾经说过，信仰世俗化必将导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24]，最终结果只能是信仰的消亡。这也是对那些试图将思想政治教育庸俗化者的最好忠告。

正如任何社会思潮都不是单一原因、陡然形成的一样，我们批判和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也不能仅凭一种力量、一蹴而就，它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者有坚强的党性、良好的品格、满腔的热情、厚实的理论功力、动人的语言魅力，更需要胜于雄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成就的事实等，形成抵御和批驳的应对合力。有效批判和应对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和教育强基固本、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活力和创造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李辽宁：《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4] 理查德·尼克松：《角斗场上》，刘炳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

[5]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编辑：张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