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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对立说”、“并存说”、“融合说”三类。在这些观点中，笔者最赞同的是方克立先生提出的“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该观点不仅能较好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而且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求。本文试图从儒学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角度对方先生的理论观点作具体的说明。

一、方克立先生的“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是方克立先生2008年10月19日在“2008·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上正式提出来的。“我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1]与把儒学看成是过时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全盘否定的观点不同，方先生认为儒学在今天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作用。他说：“‘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弔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2]方先生的这一观点, 是对他本人多年来学术探索工作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实际的概括，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以为，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方先生几十年学术研究工作的话，恐怕没有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合适的了。方先生20世纪6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讨论，可以说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工作的开端，因为那时他已经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具体实际，对“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行运用、说明和发挥了。只是，他当时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努力还处在自发的阶段。70年代以后至今，方先生则自觉地[3]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工作，他在各方面的学术探索如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等，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方先生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4]。在这两个结合中，方先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他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在中国根深叶茂，获得新的重要的发展，还取决于它同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相结合的程度。”[5]在这种“古为今用”的思想原则指导下，方先生自然不可能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以哪种思想为主导的问题。在此方面，方先生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成是夷狄文化“入主中国”、“用夷变夏”的错误观点。这也是他与现代新儒家学者分歧的焦点所在。就像他所说的：“在今天多元化的时代，持排他性的一元单线进化观念的是极少数，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兼容’、‘综合’趋向，只是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上，三派明显地区别开来，在处理‘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关系问题上各派的取向不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是非常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但是它并不排斥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儒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它们都可以作为‘支援意识’而被兼容，或者说辩证地综合进来。另外两派呢，只不过是主导意识不同，西化派是以自由主义为‘一元主导’，新儒家是以儒学为‘一元主导’，……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上，三派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所以才有对立和紧张。”[6]方先生在此后不久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说，可以说就是他上述“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思想的直接体现。

与“对立说”、“并存说”、“融合说”等观点相比较，“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从思维方式上说，“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而“对立说”则坚持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即仅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立性方面，而看不到二者的统一性方面，因此不能合理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对那些坚持“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的大陆新儒家来说，其最终结局将是走向“文明的冲突”，这与他们一贯“信奉”的儒学中的“和谐”理念也是相违背的；对于那些坚持“左”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完全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孔子和儒学全盘否定。“并存说”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种主张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融合说”的各种主张，看似十分合理，事实上其中存在着很多含混、模糊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如何融合，两者的地位如何判定？到底谁融合谁？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哪些方面可以融合，哪些方面不可以融合？很多论者都没有讲清楚，或者是有意用含混、模糊来掩盖其真实主张的实质。像一些提倡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学者，恐怕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则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明确回答和较为充分的说明。

以上对“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的理论优越性作出了说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观点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如何？按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实践上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上的彻底性。因此，笔者在这里仍从理论的角度，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地位和儒学的“支援意识”地位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这种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体系为“主导意识”，不可能以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作为“主导意识”，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导意识”，也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和探索后作出的历史选择。因此，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儒学作为“支援意识”的根据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经典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继承历史上的一切合理思想以发展自己。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讲的那一段经典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提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8]的观点。二是学术依据。儒学之所以能作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源，还在于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某些相容相通之处，正如方先生所论述的：“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9]这些都可以说是儒学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支援意识”的学术基础。

二、儒学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支援意识”作用

方克立先生提出的“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为我们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这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一观点，中共中央近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完全可以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之核心的儒学价值观中吸取必要的智慧资源。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此，笔者试从这四个方面对儒学价值观的“支援意识”作用加以简略说明。

1.对“指导思想”的“支援意识”作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其根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二是“为人民服务”，即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方面。田心铭教授曾将这两个方面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他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真’，就是我们的真理；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善’，就是我们的价值准则。这两条，就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10]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又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

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为人民服务”，中国传统的儒学价值观都可以提供许多相应的思想资源。就“实事求是”思想来说，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有充分体现。比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在《论语·述而》中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的这些说法被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发展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这一思想原则被毛主席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杰出范例。就“为人民服务”观点而言，儒学价值观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仁”的理念，就包含了一定的人民性思想精华。比如他讲“仁者，爱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节用而爱人”等，无不体现了对下层群众的关爱和体恤。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点。传统儒家价值观中的此类“爱民”、“惠民”和“民本”思想，都是可以作为“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思想资源的。

2.对“共同理想”的“支援意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要理解这一主题的深刻内涵，必须结合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来加以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主要体现了三点内容，分别是：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以说，这三者都可以从儒学价值观中吸取一定的思想资源。首先，儒家历来主张发展经济和“藏富于民”，比如孔子讲“先富后教”，孟子讲“制民之产”，荀子更提出了“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富国富民”思想。其次，就社会主义来说，邓小平同志讲主要把握两点，即“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这可以从孔子规划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的理念中得到一些思想支持。再次，就和谐社会建设来说，儒学价值观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就更为丰富了。比如在儒家早期的经典《易经》中，就出现了“太和”的观念，对该观念所包含的具体含义，汤一介先生曾结合儒学的思想发展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自然的和谐”（如张载所说“太和所谓道”）、“人和自然的和谐”（如儒家讲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与人的和谐”（如孔子所讲的“礼之用，和为贵”）、“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比如儒家推崇的“孔颜乐处”以及《中庸》所讲的“中和”思想）[11]。这类思想资料在儒学典籍中大量存在。

3.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支援意识”作用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就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培育而言，儒学价值观也可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就爱国主义来说，儒家知识分子曾留下一系列铮铮的誓言，诸如“国耳忘家，公耳忘私”（贾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爱国主义是团结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12]诚哉斯言！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培育而言，儒家思想中的“与时偕行”、“与日俱新”、“因时而变”、“日日新，又日新”、“穷则思变”等皆可为之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持。

4.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支援意识”作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荣耻观的思想资源。比如，孔子在《论语·子路》曾说：“行己有耻。”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将“荣”“耻”对举，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荀子则把“知荣辱”看做是修身养性的根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分荣辱的标准，在《荀子·荣辱》中指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管子在《管子·牧民》中更是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把“知耻”观念提升到了治国的高度。后世的思想家如欧阳修、朱熹、顾炎武、龚自珍等人对此都有不少论述。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荣辱的警句和格言，比如“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历史渊源和伦理基础。

就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建设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掘出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比如“八荣八耻”中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所包含“诚信”和“重义”观念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即有所论述。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在《论语·学而》中说：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论语·卫灵公》中又说：“君子义以为质”，在《论语·述而》中说：“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然，这两种观念在以后的儒学发展中也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八荣八耻”中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也可以从传统思想家的言论中找到一些资源。就艰苦奋斗来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曾讲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就反对骄奢淫逸一点而言，孔子曾在《论语·八佾》中讲：“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而且，他和他的高足颜渊都可以说是努力向学、艰苦奋斗的模范。此后儒家学者们还有许多相关言论，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发挥儒学价值观的“支援意识”作用需要注意的理论问题

由上可见，儒学价值观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或者说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援意识”作用。然而，如何发挥儒学价值观的这种“支援意识”作用，我们认为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理论问题。概括言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地位不动摇

在发掘儒学价值观“支援意识”的过程中，有一个前提不能忘记，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地位不动摇。然而，一些从事儒学思想研究的学者，由于在研究中对儒学倾注了过多的情感认同，以致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思想文化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态度。因此，我们对于此类错误观点，必须有针对性地给以回应。现将其不同表现作如下说明。

其一，一些带有极端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地位说成是“鹊巢鸠占”，公开主张要“以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并要求将其写入宪法，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王官学”地位。这种主张的错误在于，根本不理解或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他们错误地认为，作为一种外来的以革命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是倡导普遍“和谐”观念的儒家思想的死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集大成者，虽然来自西方，但它并不是一般的“西学”，而是代表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世界哲学”。就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十分重视研究儒家的人文思想、注意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的，他们更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对于一名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学者来说，若理解到了这一层，就不会对今天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持排斥态度了。因此，对于此类极端化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从理论原则上作坚决的斗争。

其二，一些对“儒学复兴”充满信心的研究者，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近年来倡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在向以儒学价值观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种思想主张，混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儒学价值观的思想界线，没有认清两者在指导思想以及基本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区别。就指导思想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儒学价值观以儒教为内容的宗教神学为指导，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以儒学“和谐”价值观来混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也根本不可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正如李一氓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中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13]因此，对于这种以温和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错误思想倾向，也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2.对儒学价值观复杂性的具体分析及对其合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儒学价值观确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支援意识”。但真正落实到实践环节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经历若干重要发展阶段后，已包含了许多不同学说且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因此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精华与糟粕往往纠缠在一起的。用庞朴先生的话说就是，它既是“包袱”，同时又是“财富”[14]。如何将“包袱”转化为“财富”呢？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对儒学价值观内容的复杂性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许多学者都主张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本着一分为二的观念，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但就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来说，精华与糟粕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截然二分的，而是经常混杂在一起的。以儒学价值观的内容来说，民本思想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虽然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老百姓有利，但它的前提是维护君权的，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如此，荀子的“君舟民水”之喻亦如此。对于儒家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刘泽华教授曾给以具体说明[15]。传统儒家学者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念也体现了这一两面性的特点，具体说就是：其中既包含“天人感应”、“性天相通，天人合德”的神学目的论的解说，也包含“参赞”、“裁成”、“辅相”的以人力引导调节自然变化的天人协调主张。前一种解说为儒学的糟粕自不待言，后一种理解就是儒学中的精华，即一方面积极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注意保持生态平衡。

在儒学价值观中，除了这种糟粕与精华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之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些大多数人认为的糟粕本身也包含着某些精华，比如传统中国的“礼教”，一般是作为糟粕来批判、否定的，儒学之所以不断受到批判，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像鲁迅、吴虞、蔡尚思等学者就是坚决批判封建礼教的代表。同样将“礼”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台湾学者南怀瑾却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而大力阐扬。相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启蒙志士所批判的礼教主要着眼于其外在的方面，如“吃人”，即压制人的个性的方面。南怀瑾等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则更加关注其（“礼”）内在精神——谦让的精神。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南怀瑾很认同他的一位老师的说法：《史记》中最好的文章是《伯夷叔齐列传》，因为其中包含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礼让的精神。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在理论上作具体分析，同时分别给以恰当评价。

其二，对儒学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阐释和现代转化。儒学价值观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观念，不可能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接发挥作用。若要发挥其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作用，必须经过现代人的科学解释和创造性转化方可实现。对于这项工作，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步：一是选取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一步与前面所讲的“对儒学价值观内容的复杂性进行具体分析”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将儒学价值观中的精华方面加以保留，对其糟粕方面则加以否定。二是对所选取的合理思想进行科学解释。解释要合乎当时的历史实际，不能违背事实和本来面目，将古人没有的思想硬挂在其头上。就是说，在研究中我们要严格贯彻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从“实”事中求其“是”。三是对所选取的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就是说要结合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我们仍以儒学价值观中的“礼”的思想为例来略作说明。中国古代的“礼”，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压制人的个性方面的消极作用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汲取的。我们要吸取的，是其中所包含的积极精神。如前所述，南怀瑾先生认为“礼”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谦让精神。在笔者看来，其中还有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合理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可以说是谨约守礼的典范，他“事君尽礼”、“违众拜下”，还告诫学生要“克己复礼”。他的相关做法在当时就被人们视为迂腐，但事实上他的做法也包含着一种合理的思想，那就是遵守秩序的态度。我们说，任何一种社会都会有相应的制度要求，如果大家都不自觉遵守所要求的制度规范，社会必然陷入动荡失序的状态。在笔者看来，孔子的这种恪守周礼的做法在今天可以转化为一种守法精神。或者说，倘若孔子生在今日，他绝对应该是一名守法的好公民。试想一下，这种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的必要！如果大家都像孔子循礼一样守法，会有掺杂三聚氰胺的奶粉吗？会有瘦肉精吗？会有地沟油吗？会有那么多违法乱纪的腐败官员吗？……另外，这种精神不也正可以为“八荣八耻”中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要求提供思想支持吗？

总之，“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作为一种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指导原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而且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实需要，应该在儒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设中加以很好地借鉴。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掘儒学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加以科学阐释和现代转化，以使其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支援意识”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

[3] 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

[4] 贾红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5] 阮青：《九十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载《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编辑：刘德中）

（作者简介：张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陆信礼，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