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先后规划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且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2023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2024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不仅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而且就推进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途径、保障体系和总体目标作出了总体部署，并要求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2024年9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鉴于此，通过揭示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文化基础，探讨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与全民自觉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文化基础
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生态制约，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具有深厚的生态哲学文化基础。
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彰显了地球生态系统诸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关系，揭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既突破了近代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又突破了近代哲学的分析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形成了以研究整个世界的关系关联为主题的生态哲学与整体论、系统论生态思维方式。德国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强调：“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借助生态哲学和生态思维方式，人们对西方现代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增长热”的负面效应展开了反思，由此形成了各种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尽管观点和侧重点各异，但其共同点是认识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重新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把如何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作为理论主题。从当代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来看，可大致分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超越西方生态哲学和继承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体现和最新发展阶段，构成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文化基础。它既是指导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必然展开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
西方生态哲学虽然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却割裂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使得它们不是立足于人与人的关系去考察和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去考察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之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如何中断的，而把生态危机仅仅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这一方面使它们把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张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的价值与权利凌驾于人类的价值与权利之上；另一方面使得它们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理解为否定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人类屈从于自然的后物质主义的生存状态。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主张“天人合一”的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以“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尊道贵德”“泛爱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民胞物与”“万物平等”的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持中贵和”“中庸之道”的文化价值观，主张节俭简朴、珍爱自然的生活观，上述观念都是中国古代先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和认识，并外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国家管理制度，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清晰的概念和逻辑连贯的语言表达生态智慧，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基础，实现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换，使之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真正实现“两个结合”，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坚持人类与自然、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不仅强调不能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认为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强调只有通过实现“两个和解”，即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重要性，吸收了西方生态哲学、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对生态价值观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又推动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变革。首先，三个共同体原创性概念是习近平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两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正是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生态制约，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和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反思，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开了创造性转换，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强调中国“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实现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变革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其次，三个共同体原创性概念分别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人类实践活动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的矛盾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地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底线，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最后，根据三个共同体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辩证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和修复；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又强调加强生态文化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和顶层设计，形成了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企业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实现了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美丽中国与美丽清洁世界有机联系起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明确了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相容性，阐明了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克服了西方生态哲学缺乏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维度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克服了西方生态治理观的无政府主义和缺乏效率的缺陷，保证了生态文明的有规划性和效率。而这些都是习近平坚持“两个结合”的结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而且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文化基础，并展开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
二、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的内涵
2018年5月，习近平在第一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的要求后，202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虽然学术界对如何理解“美丽中国”的内涵存在分歧，但都认为“美丽中国”应当包括经济发展美、生态和谐美、社会民生美、社会法治美与世界和谐美等基本内容，并把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支撑体系划分为文化支撑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制度支撑体系、政治支撑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这五个支撑体系构成了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辩证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要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又要加强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建设，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外在的强制要求内化为人的道德自觉，使生态文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成为指导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准则。三是既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看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关键，又要看作是保障人民的生态权益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
第一，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辩证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辩证地处理自然规律性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念，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与把握。其一，习近平用“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概念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强调既要坚持自然规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又要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必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其二，习近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思想，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看作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在论及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时指出，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依靠其本能，仅仅为了满足其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的活动，人类的劳动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能动的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强调正是这种区别，使得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需要和尺度适应自然，而人类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改造自然和进行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马克思所谓“美的规律”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即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人类实践的价值追求与目的。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实践具有按“美的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特点，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不仅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态共同体，而且地球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个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根基，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不超过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底线，才能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习近平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了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演替，指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只有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其三，要辩证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为基础，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命题，反对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绝对对立起来，进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理解为排斥科学技术进步，否定经济增长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在习近平看来，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并指出这一矛盾必然经历“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个发展阶段。习近平认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系，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能找到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思路。必须认识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只有摒弃那种只顾经济增长而不顾生态代价，以经济增长率论英雄的发展思路，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才能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就要求我们转换粗放型的发展思路，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对于那种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习近平指出这种观点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错误地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不需要追求发展，实际上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前提，不过这里所说的“发展”不再是追求数量和速度增长的粗放型发展，而是数量、速度与效益有机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追求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没有认识到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发展本身，而在于粗放型增长方式。“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不仅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影响长远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经济增长也必然难以持续下去”。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又要加强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建设，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割裂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之间有机联系的缺陷，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文化建设两个维度，阐明了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机理。习近平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首先需要用制度从外在强制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切实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才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顺利推进。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习近平在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顺利推进的同时，也强调强化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在习近平看来，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与功能，强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明确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也就是说，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制度、生态法律法规从外在方面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又要在全社会树立爱护生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观，把外在的制度强制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要实现这种转换，就必须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和”文化价值观。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尽管存在着儒家、道家和佛教等不同流派，但其核心都是强调应当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习近平由此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就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由此形成了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指出这种“和合”文化价值观所强调的“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习近平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文化理想展开了创造性转换，形成了“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并从三个维度对其内容展开了阐发。其一，对于如何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概念为基础，强调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我们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自然才会馈赠人类，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其二，对于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问题上的和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性质的论断，只有协调好人与人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由此，习近平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等，保障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并通过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来协调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保障环境受损人的权利，实现环境正义，从而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和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良性循环的和谐社会。其三，对于如何实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问题上的和谐，习近平主张应当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按照“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不同民族国家的共赢。
第三，保护人民的生态权益和增进人民福祉。生态环境保护和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既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关系到能否保障人民的生态权益进而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反复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7]40习近平之所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科学发展之路”，可从三个维度予以揭示。一是习近平通过反思西方现代化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生态灾难，认为如果再走西方现代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必然超出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二是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生态制约的现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转换发展方式，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三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既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包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因此，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规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论命题，指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标准在于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幸福感和是否满意，要求优先解决人民群众怨言多、反映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环境问题既看作是能否提升人民群众民生的经济问题，又看作是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并要求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可以说，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的目的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决定了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的路径与内容，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的路径与意义
习近平在肯定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的同时，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强调应当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根据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支撑体系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的实践路径归结为如下四条主要内容。
第一，积极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奠定物质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既是重要的发展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这就决定了要使绿水青山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就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绿色化。习近平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求必须摒弃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唯GDP”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使人的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于依然沿用粗放型增长模式而突破三条红线的行为严肃问责和追责，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生产方式绿色化的核心就是应当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充分肯定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对于迅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总量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这种发展方式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无法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追求。他提出必须转换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与发展战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发展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绿色低碳特征的新型交叉产业体系和生态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为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批判工业文明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积极推进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其核心就是要摆脱工业文明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树立珍爱自然的生态道德观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工业文明假设自然资源是无限和免费馈赠人类的，把发展等同于GDP增长，完全不考虑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把人类幸福等同于经济福利，既忽视人类幸福除了经济福利之外，还包括诸如环境、健康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也忽视经济增长能否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关键在于生产目的是否正义和分配政策是否合理。由于工业文明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和实现资本增殖，决定了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生产目的是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必然会以“计算和效率原则”为基础，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根据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法，工业文明就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支撑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问题在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所鼓吹的消费并非建立在人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和维系政治统治、由资本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其核心是把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体验集中在对商品的占有和商品消费上，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作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诱导人们无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限制，追求过度消费，从而造成了人的身心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满足和幸福只能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的论述，要求破除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在论述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奋斗目标时，习近平强调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才能获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破除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确立劳动幸福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树立劳动幸福观，而且要求实现消费生态化，树立适度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所谓消费生态化，是与工业文明的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相对立的一种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其核心是既反对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以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以高生产为基础的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奉行有利于生态和谐的适度消费；又反对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通过攀比消费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做法，强调消费的价值关怀和人文向度。这种价值关怀和人文向度既体现在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责任上，也体现在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责任上。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对待自然的生态道德责任，后者主要体现为一种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责任。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要求人们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指导消费活动，主张珍爱自然、简朴适度和文明的绿色低碳消费。习近平对此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只有让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低碳消费的生态文明理念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推向深入。
第三，在全社会大力培育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培育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视生态文化的培育和建设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突出特点。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生态文化既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又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展开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和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既考虑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把保护环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又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既使个人形成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的道德习惯和生态人格，又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简朴、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
第四，以“多中心”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为基础，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行动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秉承的“多中心”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要求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又要求企业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要使企业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就必须使企业主体和社会大众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所有人都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者和主体。同时应当利用行业协会和群团组织展开广泛动员，拓展社会公众发挥建设美丽中国的主体作用的渠道，赋予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参与和反馈机制，既体现其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主体地位，又激发其建设美丽中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使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
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彰显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这一宗旨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面临的生态制约，提出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指导，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执政品格。第二，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资本在利润逻辑的支配下，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又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着生态中心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两种治理模式，其共同点是缺乏人民维度。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治理模式主张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民群众要求通过实现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达到消除贫困的美好愿景看作是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维系既有生活质量的威胁，因而主张树立亲近自然的伦理价值观，拒斥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仅仅通过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地方生态自治解决生态危机。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求所有人都承担起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在西方生态治理实践中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坚持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保障水平，既克服了西方生态环境治理无统一规划、无效率的缺陷，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三，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以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为切入点，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又通过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的教育与培育，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态素质、生态意识，厘清了人民群众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文化支撑。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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