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它意味着具有“新的全球一致性”现代世界的生成；但现代性则通常既不被认为是社会学概念，亦不被视作是政治学概念，甚至不完全是一个历史概念。如果以指称的明确性来区分它们，显然现代化是一个更偏向“科学”的描述性概念，而现代性则更倾向于“人文”中的文化范畴，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分析性概念，也不存在所谓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只具有某些特征，这种文化范畴只可观察，不可描述。因此，西方学者往往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和西方历史的紧密连结——一个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西方”，其就相应地拥有多少现代性。很明显，对于这种现代性特征的解释是有较大缺陷的。笔者认为，现代性是指称“现代”的一种目标性价值理念，而现代化则是向这一价值理念状态变迁的过程。“现代”作为时间性的区隔，它表示一种与过去不相容的时空存在被人所认识并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文明都可以通过发现自身发展历程上的“时空断裂”来确立自身的“现代”相对性。因此，就“现代”本身而言，确认这种状态的标准是多元的，它不意味着先在的现代文明具有“现代”意义的必然解释权，亦不意味着其应被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奉为圭臬。

　　本文试图讨论“现代性的文明解释”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分解为三。其一，现代化，或言趋向“现代”的这一过程何以被认识？现代化究竟是某种蓝图的书写还是各种趋向“现代”行为的总和？其二，现代性，或言认识中的现代化是如何产生并扩散的？这种扩散如何影响后发外源的现代化主体？其三，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判定一个文明实现了某种自我驱动的现代化？为什么说自主知识及其体系的建构是现代化模式成熟和现代性特征的一个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又应该在何种基础上建构？

　　“现代”何以被认识？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论问题。一方面，“现代”当然是人们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特别是科学勃兴的现实而激发的一种对传统的断裂和疏离——“现代”必然意味着某种不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又恰恰是先在现代化主体传统的某种延续，具有当然的神学起源和西方传统的神话或悲剧色彩——“现代”并非外来而突至的，现代性的先在是西方文明土壤生成的结果。“现代”的这种二元性，是所谓“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现代”既要走向某种普遍主义，又要将完全的、彻底的地区性和在场性赋予其他可能的异质性主体。对于西方文明自身来说，“现代性危机”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瓦解与新生社会现象之间的矛盾；对于西方文明与其文明圈外的边缘或远方文明而言，“现代性危机”则是一个选择——或选择被“现代”所承认，抑或强调自身传统的现代性，将“现代”的本意加入自我文化的传统中。正是由于“现代”的二元性，不具有先在性的主体在现代性扩散过程中的互动往往是被动的，这种实践上的被动反映到知识层面就更为彻底：“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西化”“欧化”和“王朝更迭”概念的一种伦理性替换。与现代性一样，“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篮子，像‘生活’这个字眼那样，拿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

　　（一）“现代”观念的时空之维

　　可见，要厘清关于“现代”的认识，前提是确认“现代”的言说方式，或者说，“现代”以哪些方式存在于人们所认知的信念甚至知识中。“现代”的最初含义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节点性区分，它标志着基督教治下的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但是，时间维度并不能支撑起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现代”必然与既定时间节点下的空间变幻相关联。因此，时空坐标是判定主体身份的前提；而预设主体身份后再去历史场域中找寻预设主体的具体时间空间表现则是一种先验的要素判定。所以，观察者是通过时空属性的差异来判断时空场域中的不同主体的，从静态的时间截面来说，正是空间要素的不同组合产生了观察者认知中的不同对象；而从动态来讲，空间分离基础上的时间演进加剧了不同对象之间的时空属性差异，从而，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时空变迁本身又形塑了空间维度。具体来说，时间是单向度的，它只能区别古今而不能以除了历史以外的形式再现；相比时间，空间则更具灵活性：如果选择一个时间节点作为观察的始点，那么始点那一刻的空间维度是作为结构而存在的，但当时间在单一方向上流逝，空间维度的性质就发生改变，一方面，它随时间的开始而进入历史，另一方面，它因时间的改变而借自身的异质性存在以重塑自身。诞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文化研究本身即为“现代”何以“现代”的一种解释。这种特征在古典的现代化研究中非常明显，一切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都是其组成要素。从洛克到孔德、斯宾塞，再到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的社会发展理论，古典现代化理论处于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用于解释社会发展的阶段。这些理论通常试图通过局部的经验或规范性分析，寻找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社会变迁的结构性解释。总的来说，古典现代化理论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表征，即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工业化、环境城市化、组织官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诞生的。

　　（二）“现代”解释的生成与一般模式

　　现代化兴起以来产生的全部哲学社会科学是“现代”所带来的异变解释的载体。除此之外，那些传统的断裂与规范的新生、制度的重建与体系的重构则是超越研究文本的社会实存解释——它们既解释了“现代”是如何发生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又推动了“现代”进一步趋向于自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文本本身也是这种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它通过知识的确证来强化这种规范的现实效力。那么，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可以得出一个“现代”解释的一般模式。“现代”是一种基于时空变迁的描述和判断；如果仅从这个时间观出发的话，那么历史将表现为一种相对单向主义。在这种取向下，“现代”是更可求的，即使历史的时空交互并不总引得它走向“现代”的方向。那么，“现代”的解释就是人们从自身对经验的实践抽象出的某种（些）认识。并且，这种以经验现象为对象的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经验，或者说在成份上它是经验的——因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这也说明，关于“现代”的解释，不是也不可能是具备严格普遍性的，构成这种解释的命题必然是需要诉诸经验的综合命题。所以，这种被“直观”所反映的认识当然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信念则需要经过人类认识工具的某种加工，这种加工或将信念结构化为概念，或将信念和概念一同体系化为理论。这一过程就是从经验到信念再到知识的“确证”（justification）。由此，被加工的信念就成了关于“现代”的某种知识，这种知识可以根据其接受程度分为理论文本（theoreticaltext）和制度文本（institutionaltext）。理论文本往往将信念的加工视为目的，在确证的过程中一遍遍地检验其“知识性”；制度文本则更具普遍性和实践性，它往往是某一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知识的制度书写——其典型表征就是实际存在于各个文明的现实制度与法定秩序。上述从实践到文本的过程就是关于“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般模式。

　　（一）知识扩散的驱动力

　　知识一经特定的时空产生，就会自我驱动向既有时空的外部扩散。这种扩散的驱动力有三方面。第一，知识本身的目的性。知识的生产过程不是链式——那种从头至尾的、既有始点也有终点——的单向过程；知识的生产因其特质而具有反复性，知识始终追求“如果是，那么是”的自我生成逻辑。知识作为一种确证的信念，它唯有通过确证才能证明自身作为知识的正当性，而确证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适用对象与边界条件的改变都会重置这一过程。因此，时空环境的改变必然要求知识对自身正确性的再确认。第二，知识本身的伦理性。这里的知识伦理性是指“如果是，那么应该”，即知识本身内含一种伦理，这种伦理驱动着实践开展知识判断层面认为正确的行动。知识的伦理性非常关键，它驱动着理论文本和制度文本之间的转化与更替，并在伦理的层面强调了知识本身的目的性——知识本身是、也必须是正确的，从而依照知识的行动和结构才能是正确、应该和必要的。第三，制度文本的现代性扩散和学习。前面两个驱动力来自于知识自身的属性，而第三个驱动力则更多是外源的。当西方文明以更“现代”的方式出现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后，殖民统治带来的悬殊实力对比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建立激发了非西方文明对于“现代”的向往。从科技的传播到西方文明的文化和制度的传播，源于知识的那些制度文本、规范以及理论文本本身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散与资本主义的时空控制

　　所以，现代性的扩散同时也是对“现代”解释的扩散，这种扩散的最强表征就是非先在现代文明对先在现代文明器物、制度、文化的全面复制。这种复制是对非西方文明传统和自然的根本性摧毁，但也是它们拥抱“现代”的现实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们始终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下，地域性的社会关联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在趋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因此，资本在规模上趋向于覆盖全部空间的同时，必然在这一趋向的过程中塑造空间内部的不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日益集中地附着于特定地理空间，并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获得超额利润；但这种集中的代价是固定资本和区域性的劳动力雇佣，同时，这种区域性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的空间转移。因而，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结系列”。这种连结表现在政治上，就使得空间成为了“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它表现为分工或专门化的“脱域”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机制，货币和国家汲取把更具空间性或地域性的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地分离了出来；另一方面，为了“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再嵌入”的行动情境就又同全部的脱域机制发生了互动。如此，知识的时空扩散就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分割相联系：脱域的成份表现为现代的要素，而那些在场的要素则沦为了现代化的代价。

　　（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性与在场性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时空扩散机制则对其生成的一般原理进行了实践补充：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明显地区别于自然科学，一般地，哲学社会科学是并且首先是一种社会知识，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更多地受到了研究对象所在环境的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实验通常只能是准实验，其控制程度以及结论的信度和效度自然要大打折扣。相较于社会科学而言，自然科学仍属于传统的、笛卡尔意义上的个体知识生产；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则往往更不“纯粹”，它与自然科学那种以孤立的、非社会性的信念获取途径相反，它通过以主体间互动为特征的社会途径来考察信念获取与知识生成。因而，哲学社会科学是集描述性和评价性于一体的，一方面，它要带着某种规范的目的追溯社会实践的历史要素，从而完成对实践的描述；另一方面，它还要在实践认定的层面确定知识的伦理性，以建设社会建构的知识基础。这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之抽象物之抽象，作为一种知识，它本身也包含了社会历史条件本身以及认知者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可能是孤立于社会的，它必须首先是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时空扩散绝非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扩散具有同等意味。就其自身而言，其越是扩散，对“现代”的解释力就越弱——因为“现代”与知识一样，同样具有伦理意味，而非西方文明趋向于现代的过程则更多是苦难而非辉煌。这意味着，“现代”解释的信度在下降，每增加一个现代化主体，“现代”解释就要重新对自身展开评估和确证，以回应这种解释不断下降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然而，造成这种可靠性危机的恰恰是“现代”解释自身，诞生于西方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基于这种知识的拟制（fiction）的扩散对于其他非西方文明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域外描述——它描述的既不是非西方文明自身，也不是以非西方文明的角度来描述西方文明。如此，在知识的推广上，“现代”更多地以脱域的视角强调社会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而非异质性，但事实上，同样是人类，不同时空下的人类有着确乎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才是多元的，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扩散与全球化，绝非通常意义上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测量，而是对异质性对象的理论适用性检验。当科学的对象是一个社会性存在时，理论的生成一定有其土壤，那么理论的适用亦应当存在其边界。在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上，理论借用主体之间的自然倾向性越高，理论的描述、借用乃至制度文本的复制的成功率越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先在的“现代”解释是正确的，更不意味着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要改造自身的社会性存在以适用一个“非我”的理论。一个理想状态是，先在的“现代”解释只是作为识别理论一般性的某种参照，而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话应该建立在具有自身主体识别性——这种主体识别性意味着理论首先是对自身在场性的直接抽象——的理论争鸣中展开。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存在在场性，它可能表现为民族性、区域性乃至国别性。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现代性先在解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者某种自我主义的“民族哲学”（ethnophilosophy）。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维度和指标，根据前文的讨论，可以把这些指标视作脱域性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主体性的在场标准，即那些处于现代化过程的文明怎样去自我判断有没有实现现代化。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它有没有基于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形成走向“现代”的某种自我解释。借用一句经典的判断：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成熟，要看它在文化上是否成熟。类似地，判断一个文明是否现代以及它是否形成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自然离不开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成熟的、稳定的“现代观”。通过对“现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一般模式以及时空扩散的考察可以发现，即使是西方左翼学者提倡的那种“以对称、无偏见和非欧洲中心的方式而存在的”现代性为基础的“世界社会学”（worldsociology）也是不具有知识论基础的。当下“现代”之解释与现代性拥有了太多西方文明自身的特质，即使仅从知识论出发，探寻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性解释，那亦应该以中国的经验为出发点，以中国的方法按照知识生产的一般原理进行；如果更进一步，要通过中国经验与中国案例讨论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现代”解释，那更不应该片面地以“中国例外论”来论证或支撑“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起步、成长与发展有着相当强的历史因素；要找寻中国本土性的知识性解释，进而建构其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就在于识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几个特质。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一般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解释

　　即使同属后发现代文明，现代中国也明显地区别于一般的非西方文明。这突出表现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成逻辑区别于一般非西方文明“现代”解释的“生成—扩散”逻辑。对于大多数非西方文明而言，它们的“现代”解释通常受制于现代—传统（西方—民族）的二元张力中。具体而言，它们的反现代主张是通过强调自身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特质达成的，因此这些文明或坚决地站在自由主义话语的对立面以坚持传统，或直接地拥抱自由主义，并在既成的全球性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沦为先在者的案例性附庸。可见，对于一般非西方文明来说，作为先在现代性的扩散对象，其选择通常是被动的——拒斥和接受是大多数这类文明的备选项，而小规模拒斥和普遍接受则最终构成了先在解释的统治图景。

　　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却明显有别于这种“生成—扩散”逻辑；甚至，被卷入世界的中国对现代的认识受制于更多方面：近代中国整体性危机爆发的时间节点恰恰是自由主义的世界性式微阶段，诸多其他试图超越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解释充斥着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场域。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目下在“现代”解释中把握话语权的自由主义，因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存在三种历时性结构：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现代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成分是：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如此，中国的“现代”解释，相较于制约一般非西方文明的“传统—现代”二元张力而言，其制约因素更为庞杂。从来源来看，它有着传统—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印记；从结果来看，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吸收诸多文化基因而形成的一种“现代”解释，并最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因此，要走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重新回到当下中国“现代”解释的三种知识成分上，在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解释”的前提下，注重三种知识成分的调和与接续。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从传统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是一个统一、连续而独特的文明主体，它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某种“中国性”；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某些为自由主义所强烈主张的“现代”价值，就其本质而言，同样具有超越性，它们只是在自由主义的阶段由资产阶级理论者所提出，这却并不意味着它们为自由主义所独有——例如，“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诸多反传统和超越自由主义的命题和原则，因而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运用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书写。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知识，它必然是中国性、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统一体，这亦是一种作为“现代”现象的中国的唯一图景。

　　（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强化实践性而非工具性

　　一般来说，在不排除其拟制作用和建构性的基础上，社会知识或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反映性的。这种反映性突出表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解惑，即识别生活中的异常现象和重要问题；其次是提供概念，即对相关行为和特质进行界定以供人们结构化的认知；最后是叙述事实和因果推断，它意味着对社会存在与社会现象的最终认定和某种预测。然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则不仅仅表现出反映性，相反突出了其作为社会知识的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它直接地与传统中国的反映性知识相区别，其目的和作用不是规范社会，而是动员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此种理解改造社会。特别地，“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其创立、成长之初就带有很强的顶层设计与目标追求。这种面向意味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当然是一种社会知识，但它同时更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武器与工具，它是在特定的现代化主体秉持特定社会理论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上改造、建设和创制特定社会存在的一种理论参照。这种顶层设计与目标追求本来并不具有必然的负面色彩，因为顶层设计与目标追求的本质是对知识伦理性的重提，这更加强调知识本身的正确性。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知识本身的目的性被忽视，从而使得知识的伦理性无法充分发挥，这对于一个依靠社会建构和拟制来实现现代化的文明有着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这种结果自然是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产物，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者没有更好地扮演自觉的经验抽象和理论供给的角色，没有认识到科学知识是人们争取自由而不是其他因素的工具亦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性本为其优良特质，它一改传统社会知识的被动性为主动性，改反映性为创造性。这种实践性要求“现代”之解释充当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实践性是一种工具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工具，但它同样具有本体论特征，这种社会知识的本体论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应该更加关注对元理论的补充、强化、更新乃至重塑，对“无用之学”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对其工具面向的科学性强调和主张。因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一个尽力重拾实践性、逐步摆脱工具性并强化工具面向科学性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唯有按照社会知识生成的一般原理，在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各层次上具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收获真知，走向知识伦理，从而更加凸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性。

　　（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共促共进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呼吁更具解释力的“现代”中国解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应用和对策上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是中国的“现代”解释能否更具解释力的重要环节，更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其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必然来自于科学的、具备完善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成果的成熟，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既有“现代”解释的任何形式的抄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最后，解释的前提是判断（信念）的结构化和体系化，而信念的生成最终还要依赖于研究者主动对经验运用“直观”能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坚持以中国为经验、以中国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真正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概念和理论要素并经过知识生产的确证环节。惟其如此，作为知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生成才有可能，一个能够与西方现代性分庭抗礼的来自中国的“现代”解释才真正能够使得“现代”的多元性表现出来。

　　（作者简介：柴宝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耶鲁大学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