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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现代化，更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已由过去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领域的局部探索、破冰突围转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部署可以分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板块：一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包括党的领导、国防与军队、文化体制、民主制度、法治体系等，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二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包括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对外开放、发展与安全等，属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层面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紧密联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理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密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改革就是在坚持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改革集中表现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改革主要表现为经济生活领域的具体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的持续改进。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改革与上层建筑具体形式改革相互映射：一方面，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改革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背书”,才能变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表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调整与全面深化改革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秉持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各方面改革形成合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聚焦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既要解决生产关系中存在的不适应的方面，同时也必须妥善处理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不适应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基本生产关系。这是判断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准。在我国，基本生产关系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要件。我国的基本生产关系涵盖所有制结构、基本分配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层含义是生产关系的现象形态，即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这一层含义的生产关系与一国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密切相关，主要涉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问题，既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包括微观、中观、宏观经济的具体运行方式，同时还包括国家监督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会不断更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层含义各具特点，但又密不可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7)基本生产关系相对稳定，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对灵活，应根据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目前的基本生产关系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主要体现为具体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可能会存在不能很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使具体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能够日臻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螺旋式上升发展，必然促使整个上层建筑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除为了适应生产力而结成的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外，还存在政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这就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必然会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例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通过上层建筑层面加强法治建设来加以落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文化建设来加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体现，等等。上层建筑的变革由经济基础变化所引起，所以上层建筑的改革一般要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需要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改革后的经济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涵盖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推进方式、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切和部署，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是社会制度的主要构建者、守护者和革新者，其重要职能就是坚持基本制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理论层面可以看作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提升，新质生产力正在酝酿并不断取得突破。因此，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考虑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更要进一步考量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特别要重视“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强调了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的特殊意义。在《决定》文本中，除了改革，制度、体制、机制都是高频词。其中，制度一词出现了187次，体制一词出现了81 次，机制一词出现了242次。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全会聚焦于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突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在对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的同时更加重视可操作性及具体落实。“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制度稳则国家稳。历史经验表明，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是约束人们活动的各种规则，体制是基于制度安排、为实现治理目的而搭建的管理或调控的框架结构，机制是在制度约束下由体制操控的工具或方法。制度安排决定体制架构，进而决定机制设计和选择，同时，机制设计也反作用于制度安排和体制架构。深化改革是由不同系统层次、多项改革内容以及多种结构要素所构成的复杂有机整体，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中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和变革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曾提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即“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旨在改革上层建筑中影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文化等相关制度，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进而实现“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一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可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即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传导到上层建筑，需要官方认定以转化为体制机制和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过程始于生产力的变化，随后传导至生产关系，并最终影响上层建筑的结构与功能。另一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从上层建筑传导到生产关系再到生产力，其特点在于问题导向，改革始于对上层建筑中存在问题的识别，随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应对这些问题，最终落实为更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新、改革一直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主要动力。管仲改革成就了齐国的春秋首霸，商鞅变法成为秦国一统天下的奠基之举，等等。然而，最伟大的变革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政策，使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极大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和国家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行改革开放，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对既有改革的继承发展，是改革的总动员、再出发。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人民成功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坚实制度基础。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由于缺乏经验，这一阶段主要照搬苏联模式。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我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苏联体制的缺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苏联为鉴，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毛泽东撰写《论十大关系》一文，其初衷就在于深入剖析苏联模式，总结苏联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指出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并明确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历史任务。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系列举措与思想，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摧毁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极大解放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尽管存在诸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调整超出生产力发展实际等方面的问题，改革与发展也曾遭受一定的挫折，但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准备，也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改革开放新纪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7)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起点和重点在农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努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相关具体制度。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着力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改革的重点，提出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全面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这“三个有利于”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党和国家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结合新的实践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辟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聚焦“三农”问题，提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整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按照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农业农村改革进行了进一步部署。 

　　在这一阶段，我国改革的重要经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模式。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僵化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一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19)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党和国家的改革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展开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20)至此，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即到2035年，我国各方面制度将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新时代的改革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拓展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执政党制度等关键领域，改革的重心由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举，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二是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重视顶层设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相结合，从理念到机制，从标准到规则，注重系统集成，提高改革的整体效能。三是坚持目标导向，聚焦于强化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市场作用以及社会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锚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组成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环节，加快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我国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发展也面临外部风险调整和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和挑战。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形成适应、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以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深化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现代化，以保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掌舵领航，等等。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必然要以生产力作为起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形式，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产业角度观察，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已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民用航空等战略新兴产业；二是未来可以形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如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新一代信息产业、深海空开发、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两种类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也相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现实情况是，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亟待完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从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看，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尚存诸多亟待优化的环节。一是基本经济制度下的某些具体制度体制机制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如基本分配制度中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仍需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经济基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等。二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如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仍存在障碍，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与跃迁的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规范和发展民间投资、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作用，以及发展耐心资本等方面的政策体系有待健全；进一步健全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实融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仍有待完善，等等。 

　　另一方面，要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而现实情况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更加需要建立健全。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点就是创新，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已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顶层设计的重大制度安排，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创新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凸显，但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仍有空间。一是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仍有欠缺。如市场化创新机制尚待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仍需建立，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有限，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需要健全，等等。二是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仍应深化。如人才体制仍是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需要构建进一步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相关政策，加速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依托全国统一人才大市场吸引高端专业性人才，等等。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上层建筑领域改革 

　　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可以适应、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此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确保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能够顺畅地流向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我国已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成。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发育尚不充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机制不足、要素流动受阻、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力，资源配置要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有为政府可以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国民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当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很多掣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如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国资国企改革的体制机制，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等。二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发挥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尚待优化。如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亟待完善，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仍需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尚需健全，等等。三是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亟待建立。如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机制仍需健全，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等等。四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法治体系仍需健全。如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公正执法体制机制尚待健全，市场经济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还需完善，等等。此外，涉及文化、生态层面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生态环境市场体系等还不够健全。总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有赖于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更离不开政治、文化、社会等上层建筑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调整不合理的、过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增强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创新性制度供给能力。 

　　(三)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高质量发展态势不可逆转。但是，阻碍或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依然存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匹配、协调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我国高质量发展亟需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的保障和支撑。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27)解决这些社会发展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还存在与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的环节。例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策法规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仍存在资源错配、公共服务不均等等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尚待构建完善；数字政府建设亦需持续深化，政府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与加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仍需健全；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尚待完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现有的国家安全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等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决定》首次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并将其同“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并列，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安排。国家治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但将国家治理从上层建筑分离出来，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保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表征。 

　　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 

　　《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在理论层面可以分为上层建筑改革、经济基础改革两大板块，在实践层面可以归结为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民主与法治领域的改革、文化与生态领域的改革、国防与安全领域的改革以及党的领导等六个方面。《决定》更加强调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别是对于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的改革进行进一步的顶层设计。这些改革既有对过往的改革措施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也有基于实践的需求和试点探索结果提出的改革新举措。根据《决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主要围绕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展开。《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9)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同时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增强制度、体制、机制之间的匹配度、协调性、系统性，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完善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匹配、协调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三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协调政府各项职能，聚焦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财政、金融、产业、区域、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强化国家各项调控制度建设，统筹各项政策手段的应用，并不断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四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协调，以实现城乡资源的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目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五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始终秉持以开放促进改革的理念，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社会民生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旨在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主要包括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等两个方面。《决定》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30)鉴于教育、科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本文将创新纳入社会民生领域进行分析。根据《决定》精神，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31)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把教育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维护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理念，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三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促使我国人才政策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2)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业优先政策、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等制度安排，同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全国统一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公共卫生体系、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管理服务体制，相应采取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等。 

　　第三，民主与法治领域的全面改革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主要包括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两个方面。民主与法治是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33)首先，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34)其中，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是由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派生而来，“主要包括选举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立法制度、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35)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要以制度、体制、机制功能耦合系统推进，改革完善具体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和机制设计。其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法律制定和法治实施、监督、保障各方面的有机统一，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有机统一。”(36)完善的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应依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聚焦于制度建设、规范权责、保障权益，以及推动立法，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成为国家法律，形成体现国家意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推动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第四，文化与生态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是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主要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两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首先，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四个方面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具体安排，以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文化底蕴。其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37)应秉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经济活动、人的行为严格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通过制度安排以及体制、机制的设计，让人民在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舒适的同时，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进而更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确保未来世代的福祉。 

　　第五，国防与安全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重要基础，主要包括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两个方面。统筹发展与安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的重大任务，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要求，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首先，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38)《决定》指出要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为防范和控制安全风险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其次，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这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六，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进一步提高党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首先，要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总体部署、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等应由党委决定，经常性工作则由政府进行决策管理；其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调动全党在推进改革、促进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最后，提高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能力和水平，提高领导改革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和专业化能力，切实提高抓落实的能力，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