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讨论。但是，已有研究多是从其各自作用和经济效率的视角，分别讨论如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如何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却也容易导致“国进民退论”“民进国退论”等片面观点的不时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实践呼唤着一种综合性所有制理论，从相互关系和有机统一视角，对“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给出系统性、综合性解释。 

　　英国学者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生产方式，而是往往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状况，既有传统的、已经过时的生产方式，又有本社会所属的生产方式，甚至还有未来新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3]借鉴这一分析框架，系统总结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连接方式的路径选择，可以为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二、生产方式连接理论的分析框架 

　　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问题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在其《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等论著中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直接以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直接后果。在巴兰等人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拉丁美洲：不发达或革命》等论著中提出了关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论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剥削关系的连续统一体。此后，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依附理论。他们认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脱钩”才有发展前途。 

　　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关于落后国家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在批评和反思依附理论的基础上被发展出来，这就是生产方式连接理论(theory of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197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拉克劳(E.Laclau)在其《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率先批评了弗兰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在他看来，一个经济体系可以包含不同的生产方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是由同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存的体系，从而间接讨论了不同生产方式的连接问题。在弗兰克—拉克劳之争之后，不同生产方式的连接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梅拉苏(C. Meillassoux)讨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被破坏的同时又被延续下去”的再生产过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进程的影响。贝特尔海姆(C.Bettelheim)讨论了依附论学者伊曼纽尔的观点，研究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保存—解体”演变趋势。斯科特(C.D.Scott)通过对秘鲁南部甘蔗收割工案例的分析，讨论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和不同生产方式的连接问题。 此外，克里弗(L.Cliffe)和霍普金斯(N.S.Hopkins)等学者也通过案例研究具体讨论了落后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的各类生产方式连接问题。 

　　作为生产方式连接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菲利普·雷(Pierre-Philippe Rey)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他通过探析欧美发达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尝试提出了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接演进的一般框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但不能立即消灭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它的早期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因素，尤其是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连接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具体地，这一过程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生产方式通过交换领域进行连接，此时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依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农业部门封建生产方式获取所需的劳动力和农产品；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且已渗透进农业部门并以新的方式汲取自己发展所需养料；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摧毁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依靠自身来完成再生产。菲利普·雷认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达到第三阶段，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在第二阶段，处于新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未达到第三阶段，从而确认了资本主义国家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相互连接的事实。 

　　在菲利普·雷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作为生产方式连接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约翰·泰勒(John G.Taylor)尝试构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般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他在《从现代化到生产方式》一书序言中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较少，甚至没有想到“生产方式的连接”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连接”不是简单指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衔接或交叉，而是一种“共生共存并共同统治”的状态。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社会结构同时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是世界范围内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变化的需求，二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的继续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有效地限制了农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连接”,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形态，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主动力轴，即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是“连接”本身在起作用；国内资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外资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连接”,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外部依附关系的不断变化形态，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驱动力轴，即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是“殖民主义”因素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正向的外生变量角色、通过干预来修补国内资本出现的各种“脱节”(dislocations)现象；可以从国外资本主义渗透的条件下来考察国内生产方式“连接”的变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具体地，约翰·泰勒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是殖民体系下外部资本主义渗透与内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不同阶段，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连接方式和作用机制。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外部资本主义即便在其本国也很弱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就更加需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持。这样，通过各类生产方式的连接作用，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也在成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通过不断的自身再生产而使其统治地位愈加稳固。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外部资本主义在其本国得到了极大发展，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之中。这样，各类生产方式的连接作用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衰退趋势的出现。在帝国主义阶段，外部资本主义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旧的限制因素，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创造了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素，同时却也创造了一种“受限制的和不平衡的发展”(restrict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也就是，约翰·泰勒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自身再生产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无法实现突破，只有依靠外部殖民主义力量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得统治地位。 

　　综上，约翰·泰勒等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反对依附理论主要从外部流通领域考察不发达问题的做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内部生产方式的角度解释不发达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视角来诠释落后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在它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连接方式直接影响着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分析框架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其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陷也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三、生产方式连接理论的拓展分析 

　　约翰·泰勒等人正确指认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转型国家多种生产方式共同存在的客观事实，却片面地认为马克思是“单一生产方式”论者，指责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只有一种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由来已久、流传甚广的误读。尽管为了阐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形象而简洁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主要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马克思是“单一生产方式”论者。事实上，马克思没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方式。它借助“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1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论著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存在和历史演进，以及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借助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而逐步从萌芽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 

　　而且，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形式都是各种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总和”或“结合”。在他看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显然，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总和”不是同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加总”,而是异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结合”,包括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各种形式。也就是，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形态既包含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剩余”,也孕育着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基因”。比如，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因此，与约翰·泰勒等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相比较，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更加全面而抽象地刻画了多种生产方式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并存的事实。在约翰·泰勒等人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存被视为落后资本主义向发达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现象，随着过渡时期的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消灭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占据全面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他们错误地设想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其实，马克思之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都强调了多种生产方式在各个社会形态的共同存在。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马克思论及的五种生产方式没有哪一种曾经以纯粹的状态存在过，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总是把各种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社会形态是具体的、有组织的结构，其标志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周围连接着从属于它的错综复杂的一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小商品生产方式联系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纳贡生产方式(不论是‘早期的’还是‘封建的’),联系于一个奴隶制生产方式，或者甚至联系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既然多种生产方式的共同存在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现象，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就必然成为影响各个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因素。那么，共同存在的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暴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一耳熟能详的论述表明，马克思把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抽象而简单地概括为“统治—从属”关系，即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迫使其他生产方式适应自己的需要。这样，马克思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多种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的事实，却未详细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聚焦分析处于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这一方面，约翰·泰勒等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拓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他们不仅创造性地将“连接”作为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概念表达，而且具体考察了各类生产方式之间连接方式的历史演进。按照他们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会主动寻求与非资本生产方式的合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会不断挤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空间，直至最终彻底摧毁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类生产方式的连接会经历“合作共生—此长彼消—消灭异己”三个阶段的演化进程。 

　　将“连接”引入经济分析的确具有“术语革命”的意义，但是其分析性意蕴也有待拓展深化以使其成为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工具。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连接”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社会学的“连接”主要用于刻画社会主体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即它既用来说明行为主体特定的行为和过程，也用来表达行为过程的结果和状态。经济学的“连接”一般用来描述不同地域、不同主体和不同要素之间在经济意义上的可达性，刻画通过某种具体的技术或者设施使不同地域、不同主体、不同要素之间达致互联互通的过程和状态。超越各个学科的具体分歧，我们认为，连接是一种关系形式，是在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联系的中介装置或实践活动，其意义在于“在差异性中产生同一性，在碎片中产生统一，在实践中产生结构”,从而使各个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潜在的对抗被中立化”。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来说，“连接”与“分工”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分工是生产环节进而生产部门的独立过程，连接是生产环节进而生产部门的统一过程；分工是连接的深化，连接是分工的综合。也就是，分工创造差异性和复杂性，连接产生同一性和统一性，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只有通过连接的有效保障才能实现。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到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 

　　具体地，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可操作性的分类和界定来彰显“生产方式的连接”的更多分析性意义。抛开具体的多样性的连接手段、连接技术之后，依据各类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特征，最具一般性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主从式连接是一种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其他生产方式处于从属地位，前者迫使后者以适应自己发展需要的方式持续存在。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结构化的、等级制的不平等、非平衡的联系，这种联系一般是通过从形式到实质皆不平等的市场交换、商业信贷以及政府强制等具体方式而建立的。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所指认的落后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便是主从式连接的典型。板块式连接是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经济领域并通过形式平等的生产分工和市场交换建立起一种既相互隔离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统一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之中。约翰·泰勒等人所讨论的不发达国家内部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部门与乡村封建主义农业部门之间的连接演进的第一阶段基本属于此类连接方式。融合式连接可以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体式连接和契约式连接。一体式连接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组织通过资本联合等方式组建新的经济组织从而形成一种共存共生、共同发展的关系，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其典型形式。契约式连接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组织通过订立“关系性契约”[27]等方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往往处于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容易形成此类连接。 

　　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竞争、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态”或“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生产方式的多样性会决定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其结构性关系反过来又会影响多样性的生产方式的生存状态和互动关系。马克思曾乐观地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拉美等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却表明，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伴生的专制主义、裙带关系、贵族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权力网络具有强大的韧性，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动“退场”。同时，这些国家也会不断遭受外部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强力冲击，例如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的泛滥。这样，如果与处于支配地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力量通过“高压控制”获取其他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强制认同”,建立一种领导集团与从属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那么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之间便易于建立主从式连接；如果与处于主体地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力量通过“认同控制”获取其他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自愿认同”,建立一种领导集团与从属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各类生产方式之间便易于建立融合式连接；如果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达成微妙的动态平衡关系，那么各类生产方式之间便易于建立板块式连接。[30] 因此，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生产方式之间连接方式和所有制生态的关键，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已经对此给出了充分证明。[31] 

　　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密码。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各类所有制经济连接方式的优化路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开启了新时期处理各类生产方式和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关系的中国实践。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35] 这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农村家庭经济和城乡个体经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始生长起来。此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展开，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也作为“必要补充”得以不断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突破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认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36] 开启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探索之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样，伴随着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逐渐由社会主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实践操作和基本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多次重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入“有机统一”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九大把 “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指出，“两个毫不动摇”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上升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也走上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发展之路。 

　　上述分析表明，伴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连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囿于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传统思维的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属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从而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而只能在“一定范围”生存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呈现为典型的主从式连接。进入90年代之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色定位上升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可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但是其发展仍被限制在一定的行业领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主要表现为板块式连接。进入新时代以来，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角色定位进一步上升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而成为可以与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总体”,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多呈现为融合式连接。因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从而凝聚起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应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一体式连接，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各类所有制经济具有不同的自身优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通过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等一体式连接方式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能够发挥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各自优势，也能成为连接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有效中介，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真正实现有机统一、共赢发展。进一步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鼓励非公有资本持股国有企业，也要支持国有资本持股非国有企业，以更多形式、在更广范围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资本联合；不仅要推动各类所有制经济的资本融合，更要推进资本“混到位”之后的制度“改到位”,实现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关系优势和政治制度优势与非公有制经济运行灵活、管理高效的机制优势的有机融合，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治理结构；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等要素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流动渠道，实现各类要素依据市场规则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有效配置，放大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带动力、影响力。 

　　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契约式连接，促进各类产业集群健康发展。处于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通过“关系性契约”等方式建立契约式连接，不仅能够保持各类企业的相对独立，也能节省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形成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的稳定关系，还能提升整个国家的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形成了众多以龙头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为核心、周围连接着大量为其提供配套服务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产业集群，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促进各类产业集群健康发展，需要优化其内部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契约式连接，完善关系性契约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能力和缔约地位，谨防龙头企业所连接的众多中小企业沦落为被其掠夺的“外围”。其次，促进产业链内不同环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通过合作生产、合作营销以及分摊专用性资产投资风险等方式，以整体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形成所有参与主体相互信任、风险共担的分工协作体系。此外，充分发挥产业链内龙头企业在知识形成过程的“吸纳—拓展”“引领—赋予”两种作用，打破链内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技术壁垒，优化各类企业之间的信息连接和知识共享。 

　　优化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脱钩”才能摆脱“依附”,从而取得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约翰·泰勒等学者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无法实现突破，只有与外部发达资本主义“连接”才能摆脱落后状态。二者各有偏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闭关自守”没有出路，“依附发展”同样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量引进外商投资，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推动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融合。外资经济是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有效中介和重要纽带。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共同发展，推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明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循环，而是通过发挥强大内需市场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我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必须充分发挥外资经济的纽带作用，进一步优化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之间的连接方式，通过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提升外资经济对于我国市场和产业体系的黏度与依赖，有效应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挑战。必须依法平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步伐，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