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普遍交往的发生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叙事主题。人类现代化与世界历史存在互释机理，社会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是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民族狭隘性来讲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打破地域和民族界限的历史，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来描绘这一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生成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体性发展进程中，也实现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为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1］。将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特殊性实践与普遍性规律的同一性中，在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比较中审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能从更长时段、更宽视野中精准把握和合理论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更好呈现中国实践探索的伟大成就和独特道路，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出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人类历史走上了现代化征程。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扩张运动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开启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历程。
（一）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现代化生成的历史逻辑看，现代化最早发轫于西方。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思想理论先导，伴随着专制王权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和重商政策的形成，各国商业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殖民扩张，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孕育了西方启动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前提条件。及至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序幕。马克思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401，“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2］775。科学技术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生产工具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造就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随着世界商业网的建立与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以及知识革命的发生，经济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合力推动形成了以工业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跨越到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一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和大变革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纵观现代化历史进程，世界现代化呈现由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然后向西欧扩散，并逐步拓展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图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就是现代工业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最大冲力，使英国率先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蒸汽机的发明是英国步入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促成了机械化大生产和工业体系的出现，工业化过程从纺织部门拓展到煤炭、钢铁、机械等国民经济部门，社会生产力在新技术的高效率基础上持续增长。源自工业技术革命掀起的社会变革浪潮首先把西欧和北美局部地区卷入其中，它们也通过不同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相继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世界上出现了以西欧部分国家为中心的现代社会。19世纪后期，由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与应用带动的“电工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19世纪末，美国作为新兴现代工农业大国在经济实力上一跃超过英国，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这一时期，现代化开始冲出西欧北美的地理范围逐步推进到全球扩张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俄国脱离资本主义框架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与俄国此前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国家支配经济的成功经验共同作用下，俄国走上了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依赖新的资本积累和资源调配方式，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吸引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下半叶，原子能、微电子等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巨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的出现，引起现代发展的结构性巨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明显加快，成为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加速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次现代化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全球性大冲击，把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走上了赶超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完成的，世界范围内得以形成并不断扩大的普遍交往“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404，世界由此形成一个整体，各个民族和国家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世界发展的浪潮之中。历史证明，现代化既是世界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人类沿着历史逻辑前进道路走向更高阶段的必经发展过程，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具有历史必然性，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二）现代化在中国的出场以及旧式现代化探索历程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裹入世界历史发展轨道的，在文明存续的生存性考验下被迫启动早期现代化探索历程。马克思曾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2］780-781在外来资本主义力量的强势冲击和内部封建统治的失败回应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在历史发展中掌握历史主动的主体自觉和在世界历史体系中自我发展的权利。中华民族日益加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激起中国先贤志士寻求救亡图存现代化之路的强烈渴望，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中国现代化运动起步于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观，以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为重点，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试图在器物层面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但由于清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和消极防御战略的极端保守性，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宣告“中体西用”现代化发展道路破产。这一时期，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改变封建制度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维新派提出以“变法”为核心的“立国自强之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主张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这次政治现代化的尝试最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血腥镇压而被迫中断。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将维新派的各项改革措施以“新政”的形式重新出台，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钦定立宪运动，企图通过清廷自行立宪改制，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宪政目标带动现代化发展。虽然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由于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加之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内外因素的交织下触发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清末“新政”的现代化探索也走向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等革命派以“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现代化理论纲领，直接完整地勾画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蓝图，提出在政治上以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经济上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目标，试图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上都出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3］3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破除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革命政权被窃取后，国家陷入封建式的军阀割据与混乱之中，“西体中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彻底破产。
在应对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有识之士在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种种探索，但由于难逃西方国家建构的等级式和依附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迷失在西方现代化的模仿与试验中，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实践证明，西方道路不能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半现代”模式更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在不触碰封建专制统治根基、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缺乏推进现代化成熟政治力量领导的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五四运动为标志掀起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重要转折点。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现代化曙光，以历史行动证明了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也由此掀开新篇章。
二、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性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对现代化探索的实践范式实现了从西方现代化刺激下被动防御性回应向积极主动性应对转变。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对于中国这一现代化的后来者，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错综复杂，独立自主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毛泽东在现代化探索历程中正确处理民族独立性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明确指出由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先决条件，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创造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4］411，在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础上自主地开创现代化新路，“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5］1080。另一方面，将民主革命理论与现代化战略构想统一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运动，通过夺取政权实现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最终实现生产力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为革命实践的重要任务，明确指出，那些认为“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没有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得不到保障，“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6］543。当时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普遍共识是现代化就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将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发展目标。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1081，“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5］1079，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勾画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发展战略。1949年，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1437的历史任务。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和坚强的政治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现从“精神上的主动”向“行动上的主动”转变，正式步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轨道。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围堵的外部环境以及经济极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的国内现状，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加快中国现代化发展速度是摆脱落后和被动境地的必然选择，开始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选择了“以苏为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典范，“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7］1481。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巩固和建设新生的国家政权。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8］169为根本目标，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8］169。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工业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毛泽东聚焦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进一步规划部署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酝酿“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53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9］502。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宣告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283。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0］224，奠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雏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社会主义条件提出的重大突破战略。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框架下，以“一五”计划为重点，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短短几年建设，新中国各项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不仅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11］106，而且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初步改变了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旧貌，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同时并举创生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协同推进的独特基质，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开创时期就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奠基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时代课题。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照搬苏联现代化模式存在的问题，开始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8］557。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同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财政贸易等34个国家部委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23，强调要破除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迷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逐步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系统阐述了有关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和原则问题，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等，以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总体布局，成为中国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良好开端。
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一度使现代化建设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但总的来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上更是取得显著成效，“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形成了强大的国防保障能力，带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这些成就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经验储备。
三、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逻辑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在总体思路、发展图景和战略部署上体现了鲜明的超越性特征，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一）参照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范式与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相统一的战略思路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基于现代化一般意义上“共同特性”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范式。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范畴，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性特质，无论何种形式的现代化都无法超越世界现代化的叙事框架。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政治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早起步，以变革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为国家的现代化扫清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通过反对“旧的、过时了的社会关系”［15］290的革命行动来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就是通过夺取政权解决所有制关系问题，然后“再大大发展生产力”［16］271。为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任务的完成解构和变革了导致中国陷入贫困落后和被动挨打境地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摧毁了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问题，通过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了生产关系并大力提升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摆脱了资本主义先行建构的世界秩序框架的束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都取决于其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马克思指出，基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所凝练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17］482仅限于西欧各国，将其机械式地套用到一切民族和国家是极其荒谬且有害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以往现代化模式的扬弃来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历史的科学把握，强调“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0］248，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毛泽东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实际，强调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2］241，按农轻重次序开展工业化建设以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既没有以西方现代化为蓝本，也吸取了苏联现代化结构布局失衡的经验教训，是符合中国国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着眼现代化长远目标与制定具体发展规划相统一的战略安排
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走完西方国家过去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还要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是多重现代化任务高度叠加的现代化，中国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势必要耗费很长时间。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坚持长远目标和具体战略相结合，依据中国实际情况，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贯彻落实。
1954年，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发展目标，并明确了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设想，提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打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目标，“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像个样子了”［8］251，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清晰的认识。经历“大跃进”教训后，毛泽东在对“赶超英美”战略进行深入反思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4］79，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搞几年慢腾腾的”［16］523。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几年努力，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现代化战略安排进行反复思考和斟酌，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两步走”战略设想。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明确了现代化事业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8］483。1975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了“两步走”战略安排的时间节点，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569。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着眼长远和全局，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基于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形势，科学合理规划并不断调整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三）突出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核心地位与协同各领域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战略部署
相较于西方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重点突破和协调发展为逻辑主线，经历了从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跃迁，致力于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形成了一个重点突破和辐射广泛的现代化战略。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内在地要求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基于此，毛泽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把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看作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性环节，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模式，进而带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完善，对于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和保障国家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工业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与核心，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基于“后来者居上”的“并联式”、“叠加发展”的现代化建设规律以及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相互协调的现代化。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蕴含的结构要素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各有侧重又统筹协调，但毛泽东所主张的现代化决不只包括这四个方面。四个现代化是现代化总体战略的基础性环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起点。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毛泽东提出要努力造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0］598，对国家政治现代化提出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相继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文化领域，毛泽东强调要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清除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12］83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毛泽东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综合性和系统性目标来思考，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初步彰显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价值旨趣。
四、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贡献
毛泽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政治底色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3］163。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为堡垒，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推进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接续完善现代化建设的覆盖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认识跃迁，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殊国情基础上不断适应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趋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不断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合理有效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充分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领导优势和主体力量。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坚持与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全面领导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1］1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强国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任务，完成了由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整体性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型，摆脱了对西方现代化亦步亦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实践探索出来的重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科学思想指导和深厚群众基础，有力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前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
（二）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奠基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2］678-679，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还不足以界定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毛泽东强调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0］248，以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和方向。1952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立即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的要求。1953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在开创时期就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通过“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23］777，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制度优势和鲜明政治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根植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革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各重要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崭新的现代化模式，既坚守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激活了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加快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全面领导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快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农轻重比例关系。到1978年，我国已经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诞生了一批旧中国所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轻重工业产值构成由1949年的73.6%和26.4%调整为43.1%和56.9%。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年均增长6.7%，其中，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237亿元，年均增长12.5%［24］535，550。社会主义工业化快速推进，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原煤产量从1949年的0.32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吨，钢产量从16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24］553，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1949年至1978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到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6000亿斤。科技现代化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独立与安全出发，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尖端科技取得突破性成就，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础。经过30年的奋斗，中国“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25］478，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准备，时至今日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坚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遵循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指导新的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启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必须与“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2］534，党在以往革命斗争中遭遇的挫折正是因为“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22］611。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成为全党共识。中国共产党以全面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方法论基础，审时度势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良性互动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革命道路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战略规划等重要理论成果，指引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前进。在其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26］844，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不断完善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总体布局和战略安排，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毛泽东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14的科学命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提供了更加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五）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和平力量
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西方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27］291。在资本寻求增殖和利润的内在规律驱动下，西方列强冲破一切人文地理界限，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赤裸裸的横征暴敛，通过榨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开拓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来进行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突扩张模式完全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28］198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担负着“救亡图存”历史重任，站在“一穷二白”起点上的新中国，近代以来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经历以及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基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导向，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侵略扩张的工业化初始资本积累模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和平的姿态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伟业。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文明理想，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视野审视中国革命，依靠彻底的革命和不懈斗争，不仅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也为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中国大地上解决了一个东方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复杂难题，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与主权利益，显著壮大了世界和平、进步的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摒弃西方现代化殖民掠夺方式的和平发展的通往现代化之路，给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作者简介：肖唤元，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晓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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