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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两个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方法。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为其注入生生不息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则提供源源不竭的滋养，二者的交融与结合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和特质，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新篇，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被冠以“现代”之名，关键在于这一文明绝非封建农业社会孕育的文明，而是现代工业社会缔造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克服与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开化、摆脱蒙昧的产物，文明的进步集中体现为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指出现代文明的诞生源自18世纪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对封建社会的彻底摧毁。诚然，现代文明并非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世界近代史上率先突破封建社会桎梏、创造现代文明奇迹的乃是资本主义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作出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不无感慨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不过，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历史进步也早已标明了昂贵的价码，由于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在“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在资产阶级“鄙俗的贪欲”驱使下，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日渐尖锐，“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相对抗，整个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与不可避免的空前危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主义正是萌生于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巨大的社会撕裂之中，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系统而猛烈的批判。与此同时，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现代产业工人的力量逐步壮大，开始不断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也日益分化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形态。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华文明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承受着资本主义文明持续冲击和封建文明日益衰落带来的历史阵痛。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殖民战争“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进攻下毫无还击之力，中华文明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文明体系，进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衰世。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状况，推动中华文明由衰微走向复兴，近代中国先进知识群体不断思考着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历史出路，进而逐步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方：一部分知识分子钦羡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出的巨大力量，寄希望于用资本主义改造中华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文明虚伪性与欺骗性的日益显露，终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另一部分中国人则从社会主义道路中看到了再造文明的新路，“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书写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新篇，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自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开始高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引领中华文明走出历史低谷，“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也作为重要媒介将社会主义文明的精神融注于中华文明之中，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古老文明的映射和再现，而是成为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兼有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以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两方面的特质。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目标与优势。近代以来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落，归根结底是封建农业社会无法释放更多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中华文明由此迎来了新的复兴契机，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激活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到1970年代末，“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中国开始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发展潮流，中华文明追上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快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水平迅猛提高，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于2020年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新的辉煌。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主义文明的致命缺陷在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忽视与抹杀，其运行逻辑是以资本为本位而非以人为本位，如马克思所言：“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因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须打破资本对人的剥削与奴役，在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实现人的解放。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始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关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文明形态的期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坚决反对“杀贫贱以利富贵”的资本主义文明运行逻辑，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明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向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迈进。

　　在新时代语境下，应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中，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并存竞争，社会主义文明虽取得巨大成就，但资本主义文明仍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强势地位。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文明如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必将面临衰落乃至崩溃的风险。在20世纪，苏联曾一举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但在苏联发展的中后期，苏共违背、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内腐化变质问题层出不穷，大量党员丧失理想信念，社会发展陷入停滞，思想文化日益僵化，“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中缀。反观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所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切实做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始终让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发展党的创新理论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指引，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得以不断彰显。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包含社会形态演进的意蕴，更有着民族文化赓续的意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就在于这一文明是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具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特征。因此，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需要牢牢把握中华文化这一基底与枢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加强文化体认、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互鉴中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凝聚磅礴力量。

　　其一，加强文化体认是赓续“根脉”的前提，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提供历史定位。“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时代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要回答“我之为谁”的问题。而解答这一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识、明晰中华文化的历史定位，在全面提高全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促进文化认同。

　　全面加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学理研究，是增强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是文明的因子，是民族文明史的载体与映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集中体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风风雨雨而依旧长青的关键所在，因而系统地认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乃是科学、准确把握中华文明性质的基本路径。但长期以来，一些文化研究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通过捕风捉影、裁剪史料的方式，以断裂性与分裂性解构连续性和统一性，以僵化性与独断性污名创新性和包容性，以扩张性、侵略性歪曲和平性，以“重新发现”之名扰乱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主流认识，造成了认知错位的乱象。因此，全面加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学理性研究，恰当其时，刻不容缓。诸如通过积聚各级各类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讲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故事，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塑造全社会的正确文化观提供基本知识素材。当然，加强文化研究、引领正确文化认知并非要掩盖中华文化中那些与时代精神已不相符合的因素，传承中华文化更要秉持科学、客观、辩证的态度，“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也就是说，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在学习中有所批判，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是加强文化体认的应有之义，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力传播中华文化的基本知识、核心内容，正面传递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全方位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广泛地为人民群众所认识、所践行，真正做到立得住、行得远，形成先进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

　　其二，坚定文化自信是赓续“根脉”的重点，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筑牢信念根基。近代以来，欧美文明的全球性扩张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逐渐失落、中华文化的核心发生动摇，中国知识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力日益下降，一些知识分子更将欧美文化等同于现代世界的文化，提出将中华文明“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但是，文明的进步是无法通过简单的移植与嫁接完成的，文化自卑与文化虚无也无法构成文化兴盛的支点，因而自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欧美文化的大量引入非但未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又对文化主体性的形塑具有重要影响，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根植于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成就的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首要内涵。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曾创造巨大的文明奇迹，“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文化成就构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点，是中华民族敢于自信的文化基石，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此外，坚定文化自信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在中华民族文明开拓史上，形成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也孕育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结晶，这些文化精神凝结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成为文化自信得以挺立的关键，构成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前景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融中逐渐焕发新的生机，在21世纪的时代浪潮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因此，“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才能进一步树立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以更为牢固的理想信念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其三，推进文明互鉴是赓续“根脉”的关键，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他山之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递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并最终过渡至共产主义文明。但从民族形态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要消灭欧美文明或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会向其他民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相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志在同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形态和谐共生、友好相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携手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纪元。事实上，从古典时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到当今世界的欧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无不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点，这些文明形态既有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也展现出不同区域文明的各自特色，中华文明与它们和平共处、并存不悖，有着丰富而绵长的文化交流史。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化主体性绝不会因为交流互鉴而被动摇，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反而更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向先进文明学习将提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汲取先进文明滋养以促进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一直保持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历来赞赏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各种文明在进入中国后都能够很好地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并成功实现本土化，助力中华文明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须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为广泛地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自觉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实现发展和进步，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以胸怀天下的立场，围绕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来推动和实现自身创新性发展，放眼全球，着眼未来，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此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影响力与创造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将极大地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视野和文明时空。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一，“两个结合”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础。习近平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生在理论形态层面体现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实践形态层面则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二者分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创新在不断拓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论域的同时，也为构建更为美好的人类文明持续提供理论滋养，推动人类文明向崭新形态不断靠近。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为理论内核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新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方针和理论指引，更进一步明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价值遵循。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历经艰险、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中华民族更加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底气和勇气，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大背景下始终把握历史主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二，“两个结合”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从现代化视域来看，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也是创新人类现代化模式的过程。这种新的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典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推动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推动力量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这也决定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方向与前途命运。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锚定目标、行稳致远，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辉煌业绩。此外，这种推动力量又体现为人民群众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支撑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造福人民的现代化，同样也是人民群众书写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客观现实与重要难题，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动能，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和根基，促使我们在尊重人民创造精神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人民，在汇集全体人民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团结人民，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中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前进。习近平强调：“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文明的发展，不会以称霸和争霸作为文明进步的目标，而是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对话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力所能及地为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提供必要帮助，在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当然，坚持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畏战怯战，“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中华民族在矢志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必然会面对旧文明形态的抵制和反抗，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打开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新天地。

　　其三，“两个结合”打开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空间。“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上，“魂脉”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以先进思想指引中华文明实现文化更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现代化转型。“根脉”也将作为文化根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进一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如习近平所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通过贯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修己安人”的精神追求、“众安道泰”的社会治理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持续互动，不断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空间，以此塑造崭新的物质文明形态、政治文明形态、精神文明形态、社会文明形态和生态文明形态。

　　此外，“两个结合”也将打开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就未来理论创新而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数典忘祖、丢了老祖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流派，蕴藏着无尽的思想财富与文化价值，这些思想所富含的文化因子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交融后，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具生命力与说服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就未来制度创新而言，制度创新的生长点也在于“魂脉”与“根脉”的融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制度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当代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同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相互交融的产物。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因此，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将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指引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浸润下走向更为完善和成熟的新阶段，形成内涵更为丰富、成果更为璀璨的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张鉴洲，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