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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小侠: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理进路、核心范畴与战略擘画

发布时间:202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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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人民的梦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努力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理进路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什么被提出并被定位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它的哲理进路是什么?从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来说,人类社会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扩大是分不开的,世界交往扩大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这就需要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人类文明发展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体现,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
  1.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
  世界历史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在马克思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黑格尔从精神视角解答世界历史的主体及其发展过程,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世界历史”这个哲学范畴,从人类理性精神的自我否定阐释世界历史是人类精神的演变史,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了世界历史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走向。马克思立足人和人类社会破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大,其深层根源是社会分工。人类社会的需求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产生和成熟,社会分工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性。从人类社会历时态来说,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替是为了满足社会分工的需求,因此每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其社会分工的客观反映。社会分工需要上层建筑来保障,并通过现实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生产形式来实现。所以,马克思认为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同时阶级社会又通过社会法律制度来保障分工的实现。社会分工的发展伴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分工领域越精细,就越需要扩大交往,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资本”,其逐利本性必然带来资本扩张。为满足资本实现的市场需求,世界市场就以资本扩张的方式被打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西方国家以资本扩张方式打开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之门,世界历史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被推进。西方以强权打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门,拓展其世界市场。近代西方以殖民掠夺方式开启的世界历史也是不发达国家反抗殖民侵略的世界历史。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解放和东方国家世界历史的觉醒,他们开始探索民族独立和发展之道,这使西方一直控制世界局势的企图不再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并存。社会主义在两者的对比中凸显了自身的优越性,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显著优势,从而打破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美梦”,新时代世界历史将被重新定义。
  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在世界历史中得到承认和尊重。因此,共同的世界历史决定了人类共同的生活世界,共同的生活世界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色才成为可能。在把握时代脉搏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
  2.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
  引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新时代表达。人类解放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马克思在汲取前人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从实践维度推进人类解放,科学研判资产阶级进行工业革命及其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宗教解放,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宗教不再带有政治色彩,而只是市民社会中人自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宗教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不意味着人获得完全自由的生活,恰恰相反,人陷入了新的异化生活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于受宗教神圣形象的统治,人受政治和法的“非神圣形象”的统治和奴役。因此,人类解放的任务主要是把人从“非神圣形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法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异化及其异化的社会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隐蔽剥削的现代奴隶制度。人类要从这种隐蔽剥削的现代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有两种方式:一是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以暴力革命方式摧毁现存的物质力量,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二是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并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运动,共产主义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一国到多国再到世界范围内逐步实现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人类解放的过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阐释了人类怎样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没有商品买卖、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具有内在契合性。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这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和大国担当,主要解决人民群众急盼难的问题,以历史主动精神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在政治上表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上表现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经济上表现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文明上表现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类发展命运上呈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文明形态上呈现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目前来说,文化高质量发展显得更为重要。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当前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人民的精神富足问题成为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加艰难。精神富足通过人民的生活面貌及其对精神生活的认知呈现出来,在物质相对富裕的情况下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显得更为重要。在新时代,党中央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传承与实践。
  3.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
  中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及其文明新形态,其显著特征是承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世界文明。
  在一段时期内,西方人认为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文明、发达国家的文明优越于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这种观点在黑格尔哲学中有明显体现。黑格尔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明确指出,东方文化在内容上低于西方文化。“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同样,他认为东方的法律和制度也达不到西方的标准,“我们也感觉到无论他们的法律机构、国家制度等在形式方面是发挥得如何有条理,但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也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发生的或特有的都被西方视为不合理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这种观点称为自我中心主义的误区,“只有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一条河流,所有其他河流要么是它的支流,要么就是消失在沙漠中的内陆河”。这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并向其他国家渗透的文明观实质上是西方资本殖民在文化观上的体现。所以,西方文明是按照丛林法则建构起来的人类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倡导人类文明在求同存异中谋求共同发展或共赢发展,而不是以牺牲或侵略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认为人类社会文明只有差异性,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过程中,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这种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推动世界发展的文明观以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色。确切地说,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范畴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类交往方式的扩大相一致。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因生产生活的需要达成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态问题、贸易问题、贫困问题、发展问题等都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和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共同价值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全人类共同价值提炼为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这三对核心范畴,其中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奋斗事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追求。
  1.人类共同的奋斗事业:和平与发展
  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无数次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和平年代才有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言。在当代,和平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发展进程。当前人类社会历史以世界历史的方式不断发展,和平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事情,而是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事情,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要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想方设法以发展方式推动人类文明前进,以勇于斗争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求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变革社会制度等。首先,人类最初与自然界作斗争,获得更多生活资源,并用各种规章制度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主要目的是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社会生活环境的稳定问题。发展是和平与稳定的目的,同时为和平与稳定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人类很难有和平稳定的生活。其次,与不合理社会制度作斗争,调整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使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转。社会发展虽然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但经济发展决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维护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也是其重要议题,建立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克思认为,在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形态中,人的存在状态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把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人类社会的更替和发展,不仅增强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而且这一社会新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日益彰显出其强大生命力和向心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以不同样态和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携手共赢理念推进人类社会迈进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可知,“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最基础的核心价值,它是人类共同的奋斗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奉献者、建设者和实践者,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和发展关系,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2.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公平与正义
  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人类努力克服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环境。由于不同社会历史形态赋予公平与正义的内涵不同,所以每个社会形态所建构的公平与正义在社会内在结构和价值诉求上是各异的。也就是说,虽然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每个社会形态所建构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多样的。这表明,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公平与正义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具有异质性,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自身的公平与正义;就其同质性来说,这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当然,人类在追求私有制基础上的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作为资产阶级的公平与正义具有其阶级局限性。为克服资产阶级的公平与正义、创建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平与正义,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质,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资产阶级的公平与正义是其法权内的公平与正义,以排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就整个人类而言,这种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起来的公平与正义是一种非正义。为了建立人人平等、自由和发展的公平与正义,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虚假性。为了建立大多数人的公平与正义,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才是真正意义的公平与正义。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与正义理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公平与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价值,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表现为这个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国际秩序下,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屈辱地活着,奢谈公平与正义。因此,要想获得公平与正义,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获得公平与正义的第一步。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在国际上遭受不公平待遇,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受到西方霸权的阻碍。要想在世界格局中获得公平与正义的待遇,需要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中国一直积极推动构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不仅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国内社会秩序,而且积极参与构建和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秩序,这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担当和勇气,而且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人类共同的目标追求:民主与自由
  民主和自由一直以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政治国家的日益完善,国家和民族对民主的建构和完善越来越重视,民主法制越来越健全。新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民主这一政治理念转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由此可知,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保证人民的投票权、参与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民族独立实现民主,通过社会建设保证民主,通过改革创新民主,建立起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民主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特征。所以,“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是具有多元内涵的各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性的特征。
  人类最初追求自由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把人从自然界和宗教中解放出来。当人类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界基本规律并在尊重其规律基础上进行实践创造时,人类就从自然界规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随着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认识越深入,人类就越自由。因此,自由彰显了人类认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
三、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擘画
  实践证明,“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新变化、新格局,需要持续推进符合时代大势又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擘画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等三个方面来推进。
  1.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以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为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化改变了西方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以资本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以暴力方式把资本输出给东方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动地遭遇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目标,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向“强起来”的目标迈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又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全体人民立场出发,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与此同时促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不走西方战争式、殖民式和掠夺式的现代化老路,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就人类整体的价值取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且推进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价值追求,这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核心诉求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在构建过程中又夯实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的形成,其目的是实现美好世界。它以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在场为原则,构建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人类世界,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核心的零和博弈思维和以西方为标准的“普世价值观”,寻求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各个国家的交往提供基本行为准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求以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前提。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人类共同利益夯实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共同利益,这加速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为基础,在寻求利益交汇点的过程中为形成价值共识提供基本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现、确证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我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在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诉求,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精神风范,凝聚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夯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3.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扬弃旧文明形态的更高的文明新形态。它既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国情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又承认人作为“类存在”所具有的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追求。因此,从文明个性与文明共性相统一的价值观出发,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达了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不同的价值观生成不同的文明形态。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旧文明形态以资本增殖的个体文明消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甚至宣称个体文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多年来,西方国家无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的特殊性,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干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视为人类文明的“异端”,炮制出“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理论,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和文明观裁剪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文明观,以达到其“文化帝国主义”统治的目的。但历史与现实证明,西方的文明观和“普世价值”没有使其他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反而形成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旧文明秩序。这种旧文明秩序,必将因违背历史规律、背离人民意愿而走向真正的终结。
  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旧文明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新形态,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成功打破了西方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创造了文明互鉴、休戚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崭新范式,体现了对和平发展理念的践行、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践行。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契合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要求的文明成果,也是对西方文明弊病的积极回应,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对人类面临共同性问题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内在地包含着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和探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途径”。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人类整体利益,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牛小侠,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