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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9年到来之际，毛泽东专门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由新华广播电台1948年12月30日12时播发。这是一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广播方式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的经典文献，它“不仅得到我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而且在国外评论家中也深得好评”。虽然学术界对这篇经典文献有所涉及，但是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发表的针对性、各方反应及思想统一的意义。因此，本文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为何发表新年献词：问题的针对性与思想的统一性

　　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人民解放军只要再用一段时间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为何以特别方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

　　其一，针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和美国阻止中国革命胜利手段的变化而来。

　　对国民党来说，它自1948年秋季以来“眼看廿多年的横暴统治面临末日”，于是发动“和平攻势”，发动者的职位越来越高。最初，立法委员刘不同“摆出为民请命的脸谱，试探和平”；蒋介石对之“大发脾气，斥为‘昧于民族大义’”。接着，行政院院长孙科登场“大喊‘光荣和平’”。随着12月中旬黄维兵团被歼灭、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陷入解放军的重围，蒋介石“也沉不住气了，发表一篇文告，婉转求和”，于是“求和之声满天飞”。

　　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蒋介石、桂系之间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桂系也要求“和谈”。桂系首领李宗仁“想乘机取代蒋介石，出面与中共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实行‘隔江而治’”；另一首领白崇禧“致函蒋介石，要他‘毅然下野’”。

　　美国对华政策和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对斯大林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其中第二个手段“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派遣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对民主人士“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毛泽东强调：“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人民解放军也认识到美国手段的变化，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指出：“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残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阴谋，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企图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其二，统一革命阵营的思想认识。

　　在国民党“和平攻势”和美国策略手段变化的情况下，一些民主人士疑问“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战争‘立即停下来’，切不可‘除恶务尽’，在报刊上，他们发表文章，散布妥协思想，不仅提出‘划江而治’，而且反对使用武力，说什么‘不应该让国民党完全垮台，相反地应当盼望它再兴’。‘共产党现在在军事上虽然占优势，但不应再打下去。兵犹火也，佳兵不祥。’告诫我们应乘胜收兵，免遭不测。”

　　苏联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华东野战军作战处处长王德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人不赞成我们打过长江，并从内部和外部对我党形成压力。张治中在1949年1月4日，就曾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洛（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当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加紧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时，他们任命当时驻苏的大使傅秉常为外交部长，斯大林即予接见并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希望。毛主席在西柏坡也说过：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人民解放军一些战士也存在错误的认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此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一致认为江北无仗可打，过江问题开始在脑子里周旋，现在愿意过江，彻底争取全国胜利的思想是主流，也有愿意提早过江、提早胜利、提早回家等不纯思想；有些干部看见胜利在望，有保命思想，有的对国民党所叫嚣的‘和平’还存在有幻想。今后对过江与把革命进行到底，还需以大力进行教育，才能求得解放。”

　　阻止蒋介石在元旦下野，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国民党军战败的情况下，蒋介石考虑以下野使人民解放军失去战略进攻的目标；反之，人民解放军在一定时期内要设法阻止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与李宗仁先是商定12月15日下野，而在此日人民解放军歼灭已被包围的黄维兵团。于是，蒋介石认为此日下野不合适，推迟至12月25日下野。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宣布143名战犯名单，蒋介石列榜首，“这极大地激怒了蒋介石”，他宣称“只能继续战斗下去”。但是，美国政府要求他下野。他乃与李宗仁商定1949年元旦下野，“法新社南京廿九日电”称他“作此决定，系由于美国通过华盛顿政府并通过宋美龄施以强大压力之故”，蒋介石的随从说“关于蒋的辞职，在最近的将来大概将有重要的文告发表”。如果此电属实，那么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就是下野告示。于是，毛泽东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前两日发表新年献词，迫使蒋介石改写其文告而不在元旦下野。

　　总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赖以支持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反动势力，一面发出‘和谈建议’，一面纠集残兵败将，加强长江防务”，“企图苟延残喘，伺机卷土重来”。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以假谋和“谋求‘划江而治’”，一面“妄图拉拢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阻挠革命进行到底”。而“在革命阵营内部，也有些同志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问题看得过重；一些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担心我军继续前进会引起国际间的武装冲突，曾不切实际地希望实现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和平’，实行‘分治’”。“是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划江而治呢？”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为此，毛泽东专门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为了让各方尤其是使国民党方面事先知道1948年12月30日要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广播电台特别作了通知。《华商报》12月30日宣布：“据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廿九日晚向各界预告：卅日（即今天）中午十二时，广播新华社重要社论——一九四九年祝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杨尚昆记载：《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12月30日成稿的。“成稿”，应指广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指出：“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是日广播后，新华广播电台多次广播。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称他是12月31日收听新华社广播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三次收听广播，1949年1月4日报告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大使馆收听到陕北电台，1948年12月3（31？）日和1949年1月1日、3日新年献词广播，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除了广播，中国共产党还于1949年1月1日在几大报登载《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刊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华商报》宣布“粉碎美蒋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文汇报》刊登“澈底推翻中外压迫，将革命进行到底”。杨尚昆指出：“1949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两个新年文告：毛主席写的新华社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一篇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檄文；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一篇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实力的伪善声明。”

二、国民党、美英对新年献词的回应

　　既然新年献词针对的是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和美国的侵略手段，那么，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

　　先看蒋介石、国民党的回应。蒋介石在12月30日、31日连续接见关键人物，修改元旦文告。12月30日中午，蒋介石接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并在其陪同下收听新华社广播。下午，蒋介石“召见将领数人后”，又召见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Goodwin Barr）“明告以毋信政治谣言”，随即接见广东省主席宋子文“详谈种种”。晚上，蒋介石先与政学系头子张群讨论副总统李宗仁修正之与中国共产党的“言和条件”，后与孙科、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商谈时局”。12月31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特务头子毛人凤等“指示海军与政工组织事宜”，然后同阎锡山交谈“修正元旦文告稿”，致电训练处长黄杰转秘书长袁守谦等“中央留汉诸同志”，“勉以暂时忍耐，并望坚守立场”，致电襄阳守军司令王凌云“切勿迳赴汉口”为白崇禧所利用，接宋美龄来电谈其在美国活动艰难情况。中午，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谈滇局”。下午，蒋介石“会客。又续修元旦文告稿，至六时始毕事”。晚上，蒋介石“约宴中央常务委员”，“提示元旦文告稿，其大意”，“讨论至午夜”。

　　按照这个日程来看，蒋介石收听《将革命进行到底》广播后接连与各官员讨论，然后在12月31日修改元旦文告至深夜，以便1949年1月1日见报。蒋介石当日上午询问胡宗南“今日发表文告看到否？”胡宗南回答“未曾”。中午蒋介石又问：“文告看到否？”胡宗南回答：“这文告动摇第一线兵心士气，又何必如此？”蒋介石“不语，状不悦”。

　　国民党对新年献词作出正式回应，是1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公布叶青所写专论《共产党与和平》。

　　其一，“专论”批评新年献词不对国民党的“和平”要求作出积极回应。新年献词对行政院长孙科“表示政府和平愿望的话”“很直捷和很坚决地，以‘否’字作答复”，批评“共产党对于总统底和平呼吁，要采取率直拒绝的态度”。新年献词还“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和‘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劝告共产党和平的主张”是“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专论”声称中国共产党应“响应总统底和平呼吁，派人与政府接洽恢复和谈”。

　　其二，“专论”批评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共产党不愿意和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将要成立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亦即列宁在一九三五年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再进一步“国名也要再改一次，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样“革命进行到底”了，因此“共产党之不愿意和平，倒不是为了革命，而别有所在”。

　　其三，“专论”宣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须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光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不一定使用武力。可以和平从事政治上的‘光荣革命’。英国一六八八年之不流血革命，和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就是例子。”

　　其四，“专论”宣布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平攻势”。要用飞机把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孙科的讲演以及“各方面响应和平呼吁的文电，随时运到共产党区域去投掷，普遍投掷，并且针对共产党底军队和民众说话，以唤起他们底和平意识”。“只有共产党区域内展开了群众性的和平运动，才可使共产党受到影响，发生政策上的转变。”

　　其五，“专论”宣称“能战才能和”、“能战而后可和”。“共产党是相信力量的……我们要有强大的力量。”必须牢记“能战而后可和”的名言，“除了对于太原、北平、天津、蚌埠等地要继续办到能守外，对于长江……东南海岸和大巴山，也要而且特别要办到能守。只有这样，才可以阻遏共产党底攻势……这能守能战，才是向共产党要求和平的真实基础”。

　　上述内容表明，蒋介石在收听新年献词广播后修改其元旦文告。蒋介石一方面提出他想“和平”，只要中国共产党满足其“和平条件”，他可以下野；一方面提出要作战到底。国民党呼吁中国共产党按照蒋介石的条件进行和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进行“光荣的革命”。

　　再来看美国的回应。既然英、法帝国主义支持美国侵略手段的变化，那么，也有必要以英国为例看看英国是如何回应的。这主要是看看身临其境的美英两国驻华大使如何反应。

　　司徒雷登关注蒋介石对新年献词的回应，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蒋反应的回应。他发现，蒋介石收听新年献词后修改了元旦文告：“每逢新年，委员长总是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的内容通常约于一星期之前就公布于众。但这一年，直到元旦前一天的下午才把文告起草好，并准备译成外文，予以散发。那一晚，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是在委员长的官邸里紧张的讨论中度过的。”1月3、4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政府：元旦文告强调“如果共产党想要和平，他们就有和平；如果想要战争，他们就有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毫无疑问是不妥协的”，他们“打算一劳永逸地完成消除国民党所有恶势力的任务”。他强调：虽然新年献词并非对新年文告的回答，但是“陕北电台两次重播新年献词，事实上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新年献词作为对……新年文告的足够回答”。显然，司徒雷登发现元旦文告宣布了战争，中国共产党回答“将革命进行到底”。

　　司徒雷登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美国而来。

　　其一，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反帝求得民族独立。司徒雷登引文说，“无论是中国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政府采取“两种斗争手段”，一是组织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进行抵抗，二是“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竭尽所能阻止革命”。“如果中国人民要阻挠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就意味着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这样，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国家就能实现民主化，就能恢复和平，就能创造变成工业国的前提条件，就能把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其二，新年献词强调了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把美国比喻为毒蛇。司徒雷登认为：广播列举了最近被列为战犯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指出每一个战犯都同美帝国主义和反华活动有关系。然后，广播将美国比喻为危险的蛇”。他进而称：新年献词指出不要像农夫那样怜惜蛇，强调“‘由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彻底根除所有反动势力，驱逐美帝国主义，所有那些希望我们怜惜敌人和准许反动势力继续存在下去的人，就不是人民的而是敌人的朋友’”。

　　其三，新年献词提出要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司徒雷登指出：新年献词提出“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选择哪一条”，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迫使每个社会阶层决定它要采取的立场”，“人民的解放战争越接近胜利，革命的人民及其朋友更加团结，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扩大革命力量”；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会粉碎敌人的政治图谋，如同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在1949年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战争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将会渡江向江南进军，取得比1948年更大的胜利”。

　　可见，司徒雷登关注新年献词和蒋介石元旦文告的你来我往。他发现新年献词发表后蒋介石修改了元旦文告，但是新年献词的反复播送是对元旦文告的回答。他认为新年献词字里行间针对美国而来，但是未对新年献词所说美国手段的变化进行辩护。在美国政府看来，如果“和平攻势”不能奏效，那么“只有美国军队的积极介入”才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英国政府也注意到新年献词和元旦文告的你来我往。英国外交部收录《泰晤士报》1月1日的报道，称：元旦文告表达进行和平谈判的希望要落空，中国共产党广播表明他们根本不会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虽然广播并非是对蒋介石文告的回答——广播的内容表明它早在文告之前就已拟定好，但是可以视为对文告的足够的回答。广播的一段话是：‘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喘息的机会，使已经受伤的野兽养好创伤，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控制下的任何政府之间根本没有希望实现和平”。元旦文告声称“如果共产党坚持继续‘叛乱’，那么政府就会继续已经极大恶化了的战争，竭力守护宁沪地区，蒋介石相信在这一地区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中国共产党今天广播批评元旦文告，“仍然坚持作战到底”。可见，当时英国府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31日，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1949年1月1日新华社每日新闻播报的节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在给英国政府的信函中，他称，《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宣传”。他指出新年献词所说“相较于内战前两年消灭国民党军96个师来说，过去6个月里就消灭了国民党军整建制的111个师”“是事实”。言下之意，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接着，他提出新年献词“包含许多令人感兴趣之点”：

　　其一，新年献词的“作者宣布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各种‘和平阴谋’”。史蒂文森说，新年献词提出“美帝国主义一方面设法组织长江以南和边疆省份的军队继续抵抗胜利的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组织社会主义集团以确保阻止革命进行到底”。史蒂文森将新年献词所说的“反对派”称为“社会主义集团”，批评新年献词对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他辩称“没有证据证明美国在分裂任何省份，也不能证明美国有渗透‘革命阵营’的想法”。他特别点出：“新年献词提到英法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一样。”

　　其二，新年献词“批评战犯及其追随者竭力阻止革命实现其目标——包括将中国变成工业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己必须警惕所谓‘自由分子’，他们或许同国民党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寻求和平无论怎样都有利于拯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同时，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欢迎所有真诚希望加入革命事业的人们”。“新年献词强调了1949年要完成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般认为，这个会议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召开。”

　　史蒂文森的报告虽然是节录，但是几乎全部抄录新年献词。他指出：

　　其一，中国人民将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年献词阐述了解放战争发展历程和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时期歼灭国民党军的数量，指出“人民解放军渡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强调“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丝毫不存在什么怀疑了，包括帝国主义报纸在内的世界舆论也不怀疑这一点了”。

　　其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含义。新年献词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不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采取政治手段阻止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展开‘和平阴谋’”和“渗透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组织国民党军残余力量在江南继续抵抗。因此，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地、彻底地、完全地消灭所有反革命势力”，“坚定不移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中国就能“从半殖民地国家变成真正独立的国家”，就能为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创造前提条件”，为“把人剥削人的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其三，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面临共同的敌人要“采取一致的立场”，“而不是‘反对派’和‘中间道路’”。共同的敌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他们中“没有哪一个不是同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进行“史无前例的大内战”，美国则“依靠他们侵占中国的陆海空主权，航行权，商业权，国内外事务的特别权利”。对待这些“极为伪善的绅士”，就要吸取寓言《农夫和蛇》的教训，“中国和外国的毒蛇希望中国人民同寓言中的农夫一样怜惜恶人”。谁怜惜恶人，就“不是工人、农民或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或士兵的朋友”。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包括所有愿意加入革命事业的人们”。

　　其四，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有：“在经济战线上比1948年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铁路和公路交通将会完全恢复”；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百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斗争的历程中被完全推翻”。

　　史蒂文森的报告看到了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国民党统治的必然崩溃，指出新年献词批评美国侵华手段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阐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含义和奋斗目标，而且强调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同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英国政府随后更加强调这一点。4月1日，它致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公署并抄送其驻南京、仰光、曼谷、雅加达、西贡的使节，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所说的从“中国人民现在面临的问题”到“并不是建立反对派或走中间道路”，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真实本质”。

　　综上，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新年献词的回应是修改其元旦文告，提出他下野的“和平条件”。国民党呼吁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而实现“和平”，要“能战才能和”。美国一方面关注蒋介石对新年献词的回应，一方面认为新年献词是针对它而来，要想阻止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只能是美国出兵。英国也认为新年献词针对美国而来，但是认识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可避免，因而指示其驻东南亚的使节注意解放战争的实质；这意味着防止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东南亚的影响。

三、民主人士、社会舆论对新年献词的认识和反应

　　前面指出，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新年献词要进行回答。新年献词表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态度”，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否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到底，就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这里强调的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致和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新年献词发表后，民主人士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1949年１月１日，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等民主人士在沈阳学习当天报上所载新年献词，他们“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１月６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举行欢迎民主人士的大会，开会前“须有很好的政治准备，做到他们中在大会上讲演的人能够坚决赞同我党新年献词的基本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及孙科的广播”。１月８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些人士讨论时，李济深指出：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的含义“一是革命必胜，现在连敌人也不怀疑了，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二是揭露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三是民主党派要与中国共产党一致，要合作，不要反对党和走中间路线”。他强调：“我们民革一开始就要推翻蒋政权，在这方面不会半途而废的”，“我们民革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这说明，民革接受了新年献词的思想。

　　中国致公党从“彻底进行革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角度发表声明。它强调反对“中间路线”，指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及妥协的余地”。它提出“革命必须彻底进行”的七大口号：“一、要彻底解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武装（包括地方的封建武力在内）。二、南京反动政府须无条件投降，不许有任何形式的和平谈判。三、在革命将要成功的阶段中，妥协与和谈则等于承认过去的人民解放战争毫无意义，而延续人民大众的苦难。四、要加紧团结全国人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实行惩办内战罪犯。五、坚决争取真正民主统一的永久和平。六、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驱逐现有美国的武装力量出中国。七、国是问题，统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些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致。

　　在1月14日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八项原则和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后，民主人士对新年献词的认识进一步升华。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就再次表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阐明了反对走“中间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认识。

　　新年献词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很大，各地《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也作出反应。

　　国民党控制国统区舆论的腔调，“中央社”密电各报“周旋到底，确保京沪，不能和时仍要决战”；要“爱国同胞”仍须尽“保国卫种”的天职。密电要求各报“根据这‘指示’去把握新闻主题”。于是，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大公报》1949年元旦避免谈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求中国共产党“平心静气”。重庆《大公报》还发表专栏文章进行反动宣传。它们同蒋介石宣布的“可战可和任由共产党选择”相呼应。

　　接着，这些《大公报》要求中国共产党本着“民意”而“和平”。天津《大公报》1月2日声称：“一切决策措施，必须把民意作出发点”，如果“违反民意，失掉民心，那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也将无从主宰，无所主宰”。上海《大公报》1月5日、重庆《大公报》1月9日均发表社论《论和平》称：“和平既经是全国人民的意思，为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双方都要平心静气，摒除感情冲动，态度要真挚，说话要开朗，不可盘旋作势，也不必唱高调。”

　　1月18日，重庆《大公报》发表梁漱溟所写《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文章认为，西方有革命，中国历史上并无革命：“革命都是推翻旧社会秩序而建造新社会秩序；而乱则在其前在其后，社会秩序依然不变。所以由乱入治，即是由社会秩序之失败，到社会秩序之恢复——旧秩序恢复便太平了。而革命则必得一新秩序建造成功才得太平。革命为一种推陈出新。西洋历史是推陈出新之历史，所以有革命。中国历史则自秦汉以后，入于盘旋不进，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文章主张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融合，反对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近四十年之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力之革命（民主革命），和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之革命（共产革命），几乎结联起来”。“秦汉以后之两千年……原是只会乱不会有革命的特殊社会，要改造它亦须一特殊之革命才行。以通常对付封建社会之民主革命去对付它，实属文不对题。”文章从所谓文化融合的角度反对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去之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三套文化各有其不可抹杀之点，是其所以成为三套而非两套，更非一套者。必须把他们融会贯通起来，使其矛盾扞格皆消融不见，而后中国的新秩序世界的新秩序才都有了。那时中国亦太平了，世界亦太平了。”总之，他力主国共两党的主张要“融会贯通”，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　

　　由上文论述可见，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大公报》在国民党的舆论控制下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

　　香港的三大报《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赞同将革命进行到底。香港《大公报》元旦刊登蒋介石文告时指出：蒋介石文告的主旨“并不是宣布个人下野，而是一种和平试探。要中共如何如何，他个人是可以走开的；假使中共不如何如何，他便不走开，还要继续打，对于南京上海尤其要死守”。“中共的答复，怎会尊重南京的‘正统’及所谓‘法统’？结果自然是继续打，蒋介石最后还须下野，必在最后不得已之时。”1月3日，香港《大公报》进一步指出：元旦文告提出了蒋介石“出处进退绝不萦怀”的前提条件，即：“一要共产党有‘和平诚意’，二要不违反‘宪法’，三要不破坏‘宪政’，四要确保‘国体’，五要‘法统’不中断，六要‘军队’有保障。”但是，“宪法”、“宪政”“本来就不完满”，“法统”“尤其无根”，“而且‘军队’要有保障，将从何谈起”！新年献词“斩钉截铁的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说决不中途妥协”。怎样“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1949年的目标：“军事，向长江以南进军；经济，提高农业工业生产，全部恢复铁路公路交通；政治，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总之，香港《大公报》反对蒋介石的“和平”，主张“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汇报》更为坚决地赞同将革命进行到底。它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严重地揭破了和谣的阴谋。坚决表示革命决不能半途而废，与反动势力妥协。务须彻底推翻中外压迫，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国”。它宣布：“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政党和广大的人民，已从过去惨痛经验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认清了革命的目标，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当胜利在望，新中国行将光临的时候，当革命斗争进行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不管怎样艰苦，不管怎样牺牲，他们都不会有‘煦煦之仁’，作‘不为已甚’之想，以至功亏一篑，而使冻僵了的毒蛇再度苏醒”。“全国民主的人民会更加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坚决地寸断这条冻僵了的毒蛇，把它埋藏到泥土里去，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封建史，百年来的外患史。”从这些内容来看，《文汇报》体现了民主人士的立场。

　　《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宣传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指出1949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华商报》发表《历史的新页》指出：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胜利的一年”！“将是几十世纪以来‘中国专制王朝’最后结束的一年”！“将是百年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被彻底清算的一年”！“在迎接这个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更不要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以战斗埋葬了旧中国，更要以战斗——永远的战斗，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华商报》登载读者来信指出，对蒋介石来说，“和不是真心的和，叫部下一班走狗去叫嚣‘和’的声浪，倘若解放军方面拒绝和的话，这战争之罪，要加在解放军领袖的头上。一方面利用这时间来招兵、买马，作‘战’的挣扎”。对桂系来说，“要将现有的南京政府改组，蒋氏退休，重新成立一个不包括解放军领袖的联合政府，这样可以李宗仁为首，对内开什么新政协，招徕民主人士，分散解放派力量，对外取得美援”。《华商报》总结道：“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者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其二，警惕帝国主义在革命阵营里组织反对派的阴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华商报》刊文说，帝国主义者“今天期望的上策是：阻止人民革命进行到底，让第二战犯以下的反动派还能在南中国立足，保存半个中国的封建殖民地势力”。“这一策假如失败，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是用‘通商’和‘经济援助’这种香饵来诱致某些‘民主人士’入彀，使他们抱有一个‘美国可以合作’的幻想，然后让这些人带着亲美反共的情绪混入联合政府，然后组织起一个反对派来分化和破坏中国的革命事业。”因此，“‘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单是一句空的口号，而应该是全国人民实践的行动纲领，在今天我们要斩钉截铁地粉碎战争罪犯们的求和阴谋，在明天我们更要警惕戒慎地提防任何反动势力的混入革命的营垒”。《华商报》指出，必须注意革命阵营的纯洁性，“一旦不慎让假革命份子渗入了革命阵营，把持了前门后户”，就会“使革命无从达到其目的——铲除封建势力，使真正的人民大众翻身”。《华商报》强调：“过去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反动派的中途背叛革命，出卖革命，是由于领导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至于这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导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所以这次的革命是坚决的彻底的。”

　　其三，指出不要像农夫怜惜蛇那样怜惜恶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华商报》指出：“一只狼或一条蛇，当它被打得快要断气的时候，哀叫着‘我们和吧！’”“万一有谁那样‘大慈大悲’和下去，狼或蛇得到了苟安喘息，一旦伤痛痊可，猛扑过来，一口噬住你的咽喉，那要怎样办？”“只有干净消灭这批吃人的野兽，真正的和平才能到来”。《华商报》登载读者来信说：面对国民党的“求和”，“人民势力不要存着妇人之仁，姑息那万恶的新军阀，换句话说，便是要革命到底”。“我们知道希腊农人，因怜惜一条毒蛇，结果终是被它咬死的”，因此“不要存没用的恻隐之心。打蛇要干脆的将它打死罢了”，“索性做到彻底的革命”。

　　综上，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不再疑问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接受了新年献词的思想；《文汇报》体现了这一思想认识。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大公报》在国民党的舆论控制下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香港《大公报》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条件”是不可能接受的，认为战争要继续下去。《华商报》批驳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宣布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新年献词“渡江、加紧解放区建设及召开新政协三大目标”。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思想认识的统一

　　毛泽东在发表新年献词的同时，还为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将新年献词的基本思想落实到决议案中。他指出：其一，1949年、1950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其二，要统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认识。“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上述两点意义深刻，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拟定的新的行动纲领。毛泽东1947年2月1日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二月中央声明已经说到“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对“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必须作思想准备”“未说死”；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敢说1949年和1950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原因是不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民跟”国民党走。而新年献词“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因此“要使干部和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为作好思想准备，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以新年献词的发表为契机掀起学习高潮。解放区各地、各机关、各学校、各企业踊跃收听和学习新年献词。1949年元旦，解放区“每处的广播器下面，都拥有着一大堆听众”，“他们是那样细心的听”新年献词。1月3日，石家庄工商局“召集全市公营私营企业及合作社代表百余人”学习新年献词。北岳四专区行政干部学校“在一月三日上午结束了新年回忆运动，下午又决定了学习新年献词一星期的计划，随即开始了对新年献词的紧张学习，从一月三日到五日，每人除自由阅读提出问题、作笔记、并组织了两次的小组漫谈讨论外，经过反复酝酿后，在一月五日又正式开大会讨论了一天”。石家庄光明厂拟定学习新年献词的计划，学习“结束后并将举行测验”。这些都反映了大家积极学习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各种方式宣传新年献词，人民解放军踊跃学习。1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在《群众日报》上指出：“全党同志团结全国人民，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垂死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着最后胜利的进军，这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获得全国胜利的一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了。”1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大连市地委作报告“分析了敌人散布和平空气的实质，批评了一些人的和平幻想”，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这是我们今后的方针”。西北野战军“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贺龙、彭德怀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夺取全国胜利的精神和1949年的任务。会后，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汉生“向纵队传达了党代会精神，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掀起一个学习和练兵的热潮”。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中国人民认识到新年献词粉碎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指出：“近来国民党及美帝国主义均进行和平攻势”，“高唱所谓和谈，企图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保存残余力量争取时间准备再干，这是阴谋，应当警惕。一方面要揭露蒋美的联合阴谋，另一方面还应随时准备突变，这就是蒋介石下台全国形势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大胆向长江以南进军，以促成敌人阵营更加混乱而接近全国胜利的到来。”他体会到：阅读“新年献词及新华社社论，极其有力且针对当前蒋介石和谈阴谋迎头一棒。”冀中第四中学教师刘仁致函《人民日报》说：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至今才露出了胜利的曙光”，“我们要坚决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者滚出中国国境！我们要迅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繁荣的新中国！！我们坚决反对与恶人与毒蛇讲那些虚伪的和平，中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必须是根据毛主席所提的八个条件。只有那样作了，那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新年献词引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教育效果极为显著。王德指出：“给我印象最深的、对部队干部、战士印象最深的”，就是农夫和蛇的寓言。新年献词指出，“‘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并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冀中文协主任王林体会说，新年献词“引证出伊索寓言：一农民见冻僵之蛇，暖于怀中，蛇苏醒后倒咬恩人一口，致农民于死地，农民临死叹，我对恶人温情，我应受其害”。“今天与革命又与蒋美都有联系者，呼吁要对蒋温厚，孙科亦哀鸣和平，这都是冻僵了的蛇，想来缓兵之计。”

　　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含义。杨尚昆的1949年元旦日记记载：“今年之任务，在新年献词中规定了：向长江以南进军，打垮蒋介石；发展生产；召开新政协（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成立人民政府！”他指出，“目标是明显的”，要“勇敢前进！”这样，新华通讯社社长胡乔木指出新年献词“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革命人民对垂死的敌人绝不能妥协，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允许半途而废”。叶子龙指出：新年献词“明确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渡江解放全中国，广大指战员对全军进行新年献词的教育。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指出：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对华东野战军全军指出，华东野战军在1949年的六大任务，第一就是“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华野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发出号召：“淮海战役我们完成是比较完满的，我们应该更坚决地与更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

　　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负责华东地区的渡江作战。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指出：“依据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1949年任务的指示”，“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加强组织纪律和政策观念，从而为我军渡江南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九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指出：“在全兵团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指出：“渡不渡长江？也就是将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决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是坚定的”，“不论战与和，渡江南进都是肯定的”。

　　第二野战军负责华中地区的渡江作战。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指出：为渡江作战，“各级领导深入部队进行渡江作战政治动员，广泛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献为中心的形势教育”，“澄清了部队的模糊观念”。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出：“渡江作战政治动员从时事学习着手”，“在内容上首先认识胜利形势”，“然后学习反对假和平，将革命进行到底”。经过学习，“胜利形势和应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已经解决”。第四兵团3月10日发布《进军江南动员令》指出：“歼灭残敌，解放江南，这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一劳永逸的光荣伟大行动；这是最后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翻身、彻底解放的光荣伟业；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最光荣最伟大的壮举。”3月20日，发布《渡江政治命令》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可见，新年献词不仅仅是对全中国全世界的宣传，其基本思想还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指导性文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加以实施。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踊跃学习新年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军指战员进行宣传，人民解放军认识到渡江对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美国对华手段的变化以及国内外的疑问，在合适时间以独特方式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旗帜鲜明地表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态度。新年献词粉碎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蒋介石发表了等于继续进行战争声明的元旦文告，国民党和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大公报》呼吁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来“和平”。美国关注蒋介石对新年献词的回应，认为新年献词针对它而来，但是未对其侵略手段变化的揭露作辩护。英国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关心对它造成何种影响。民主人士和《文汇报》接受新年献词的思想，赞同将革命进行到底。《华商报》宣传新年献词的思想，驳斥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和美国侵华手段的变化。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踊跃学习，认识到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认识得到统一。总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发表意义重大。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