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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生态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现代化方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生态现代化理论。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在此次重要讲话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被创造性提出，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背景下，对既往生态治理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面向未来生态现代化实践提出的崭新要求[3]。这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对于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等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本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以比较视角探讨它对西方生态观的理论超越，进而提出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指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核心内容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核心内容，需要聚焦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双重要求，把握现代化规定与生态文明原则的内在一致性[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基本特征，概括起来，这五大特征实际上是围绕人的本质、社会富裕、自然和谐、世界美好等问题域而展开，这也成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核心内容的理论依据。故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从生态本质论、生态共富论、生态目标论、生态协调论4个方面理解。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本质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认识生态本质的关键。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209“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6]560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人离不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人将无法生存。所以，我们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本质论。

　　第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6]558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离开自然界人将无法生存，因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养料都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7]385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前提，人只有在自然界的发展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国自古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78，我们党继承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9]363，还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0]433。所以，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人不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而是在自然中化育，最终又在人文活动中复归于自然”[11]。

　　第二，人与自然以和谐的方式实现共生状态。“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2]348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是人与自然相处的理想方式。《周易》中提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3]27和谐即是“合”之意，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天地人须合和共生，人与自然须和谐相处。习近平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4]43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185。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才能以和谐方式相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考虑到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平等性、共融性、整体性特征[15]，人应该本着互惠互利、平衡稳定的原则，尊重自然，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平等相待，不独立或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通过友好合作、相互依存的和谐方式实现共生状态。

　　（二）发展与共享统一的生态共富论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16]1191生态共富是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内在统一的结果[17]，是共同富裕在生态现代化向度的表征。它指的是区域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享有生态资源，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绿色方案[18]。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内在包含了生态共富的要求，没有生态共同富裕，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生态共富力求最大能力保护和发展生态资源。生态共富就是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4]41。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增加生态资源总量的重要性，城市和乡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一方面，城市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区域，生态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强调走集约、智能、低碳的绿色城镇化道路，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构建优美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生态功能。另一方面，乡村是生态资源的富集地，发展潜力巨大。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农业污染的治理，优化农村产业布局，推动乡村绿美建设，创新生态立村、生态致富的举措。为了切实增加生态资源总量，人们要转变财富观念，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生态财富观。总之，通过保护和发展生态资源的方式，增加生态资源总量，进而实现生态富裕。

　　第二，生态共富旨在实现全民共享生态资源。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生态资源分配不公，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会降低人的生活幸福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113这种生态共富论以人民幸福为旨归，从民生的角度重视生态现代化建设，不仅满足人们维持生存的物质精神需求，而且提供促进人们全面发展的生态产品，满足我国14亿多人口的生态需求。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态需求是非竞争性的，享受主体不会产生利益冲突，绝大多数人能够共同享用生态资源。为了实现生态共同富裕，我们党实施生态强省帮带生态弱省，积极推动生态综合补偿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努力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19]153，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实现双赢。需要注意的是，共享生态成果，并不是让躺平者“搭顺风车”，而是要构建生态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营造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激励人们为追求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三）清洁美丽的生态目标论

　　习近平指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20]美丽成为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就国内而言，美丽中国是我国生态现代化的目标追求。马克思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163此处“美”就是社会和谐之美、自然环境之美、人与人相处之美，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21]党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谋划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现代化目标，并将其写入党的官方文件，表明美丽中国是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答案。从理论内容上看，美丽中国涵盖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从评估指标上看，美丽中国从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等要素判断其是否达标；从实现场域看，美丽中国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城市，又要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因此，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经过程，也是满足人民对宁静、和谐、美丽生态的现实需要。

　　就国际而言，清洁美丽世界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国际目标。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是攸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全球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频繁的交往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541。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国际交往的深入，生态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处在世界现代化的漩涡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生相伴、安危与共，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家园中，可以说，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同心协力，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48。所以说，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我国现代化生态向度的国际目标，它关乎每个国家、民族以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简言之，中国不仅关注本土生态环境保护，而且心系人类前途命运，致力于建设清洁美丽的人类绿色家园。

　　（四）生态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论

　　马克思指出：“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22]269协调发展是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制胜要诀。之所以强调于此，是因为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生态、文化与之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因此，为了防止片面发展、畸形发展、隐患发展，现阶段亟须正确把握生态与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

　　第一，注重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5]63，关键要解决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的目标。一方面，协调发展就要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契合点，发挥同心圆优势。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23]7，从国家现代化全局出发，整体筹划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的协调工作。另一方面，协调发展就要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短板，避免木桶效应。当前，我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建设保障民生的生态现代化。推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部门等方面加强资源整合，强化不同要素间的统筹协调，补齐生态短板、突破经济瓶颈，以新发展理念破解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约束难题，将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式融入到社会各行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推进生态与文化协调发展。在唯物史观看来，生态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关系认识的整体水平，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和政策的状况。”[24]进一步讲，社会意识伴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新的社会条件要求新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这里“相适应”就是生态文化要与生态实践相协调的意思。“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25]528这表明生态与文化应协调发展。推进二者协调发展，有助于全方位提升社会环保意识，促进社会精神的生态向度转型，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如期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文化危机”[26]。面对工业生产、居家生活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人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文化观念，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文化，从而朝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人们要自觉传承和创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从中汲取民族精神营养，注入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将简约环保、低碳绿色等生态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从全球生态与人类文明角度看，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延续人类文明，恶劣的生态环境能够毁灭人类文明，历史上玛雅文明、纳斯卡文明、楼兰文明的消失都足以印证。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然生态，保护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对西方生态观的理论超越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拿本国现在的水平同过去的水平相比，而是同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27]94有对比才有鉴别，有鉴别更有说服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是在反思批判西方生态观的基础上而出场，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观、价值主体等维度超越了西方生态观。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无法绕过的话题，更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相较于西方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超越性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和谐共生对二元对立的超越。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崇拜自然、依赖自然、征服自然、尊重自然等一系列的变化。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28]241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激发人们不断掠夺自然界，以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本增殖。也就是说，西方生态观主张依靠征服掠夺、破坏生态环境等暴力行为满足资产阶级贪婪的欲望、谋取巨额利润。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看作唯一主体，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认为一切活动理应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显然，西方生态观仅仅关注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忽视了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即使是后现代化主义改良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其本质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29]。由此可见，西方生态观未能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

　　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利用自然的合理要求，又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保证自然界永续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6]300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方式，自然界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为此，我们必须提出相应的法律、制度、道德等规范生产实践和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深刻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尊重人和社会的需要、自然承载力的基础上，着力构建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新型生态观。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以和谐共生“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想中主客体对立”[30]的观念，实现了对西方生态观的反思与超越。

　　（二）发展观的超越

　　马克思曾批判资本疯狂地发展生产力，无止境地谋取利润，他指出：“社会自然力表现为资本作为物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22]540自然的资本化导致资本主义发展观呈现反生态性和反人道主义。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发展观能够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在发展逻辑、发展内容、发展方式等方面超越了西方生态观。

　　在发展逻辑上，表现为共赢发展对零和发展的超越。西方生态观执着于追求高额的利润，不惜牺牲自然环境，将资产阶级的生态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生态利益之上，将工业革命造成的污染恶果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绿生态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生态主义，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定群体的生态利益为目标、以西方利益为衡量标准。某些西方国家单方面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公约、宣扬文明冲突论，这些做法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你输我赢的零和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则从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基于世界普遍交往、互相联系的客观事实，充分考虑全球气候危机、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共同挑战，创造性提出生态利益共生、生态权利共享、生态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既维护本国生态利益，又尊重人类整体生存利益，体现了一种共赢发展逻辑，从而实现了共赢发展对零和发展的超越。

　　在发展内容上，表现为真实发展对虚假发展的超越。发展是第一要义，是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西方生态观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系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从而牺牲了贫穷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态利益。这种发展是放任资本逐利和缺乏道德约束的发展，罔顾人的艰辛、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差距悬殊的虚假发展。马克思对此予以批判，主张在真正共同体中充分关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31]394。也就是，真实发展既要关注人的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又要关注人的精神需要不断满足。真实发展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满足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样化需要，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9]362真实发展追求生态质量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依靠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努力，以满足人民多元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简言之，评判真假发展不是单一以经济指标来衡量，而是以是否促进高质量发展、维护人民生态利益、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来衡量。从这个维度看，真实发展超越了虚假发展。

　　在发展方式上，表现为绿色发展对片面发展的超越。发展方式是否科学是维持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关键。西方现代化长期主导的发展方式是“片面注重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32]，大肆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张，为现代化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严重的生态危害。这种片面发展将会“破坏自然所赖以持续存在下去的生态平衡”[33]58。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曾指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4]586这表明，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资源。针对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经济轻生态的西方传统发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以绿色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强调将绿色生产力嵌入社会生产的全过程，重构绿色动力和产业结构，追求以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目标，进而实现全面性、可持续性、协调性的高质量发展。这表明，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形态和生态向度的时代任务，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从而实现了绿色发展对片面发展的超越。

　　（三）价值主体的超越

　　主体性原则是价值哲学的基石。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价值主体。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底色，在人民需要、类主体需要方面超越西方生态观的资产阶级价值主体。

　　第一，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坚持何种价值立场，是形成异质生态观的根本所在。人民至上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始终的主线，也是同西方生态观的本质区别。囿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西方生态观无暇关注环境恶化、能源紧张等生态危机，乐此不疲地追逐资本带来的高额利润，忽视了人的生存生活环境的日趋恶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则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积极回应中国人民的生态关切，坚定维护人民生态权益，把依靠人民作为生态治理的动力主体，把造福全体人民作为价值目标。习近平在海南省考察时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113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为根本目的，始终牢记保护生态环境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生态现代化建设不是围绕着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讨论，而是自觉将“现实中的人”置于最高位置，关注并满足人对绿水青山、清新空气等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需求，真正地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主体，从而超越资本至上的价值主体。

　　第二，类主体超越占有式个体。人是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5]163。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改造生态的实践活动是全人类的共同活动，这一活动实际上是类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也彰显了人的类本质存在。即马克思认为，从整体意义上说存在类主体，人“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5]162。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解放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生态文明是全人类携手共建的崭新文明形态，需要整个人类共同建设。推进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走向类主体[35]，西方生态危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存在，因此，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消除私有制这一根源，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西方生态观代表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权力，造成代内代际的不公平问题、国际环境争端、生态危机的频繁出现[36]。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则旨在维护类主体的生态利益，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5]571，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从全球视野看，推进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类主体，增进世界生态交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谨防假借国家社会名义谋取个体或集团利益的陷阱。所以说，类主体超越了资产阶级狭隘的利益束缚。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实践指向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现代化在生态理论创新、治理方法精准、环保观念转变、国际地位跃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虽然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许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利益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从本质目标、价值主体、治理发展等维度提出了新观点新主张，为化解西方生态危机带来了曙光和希望，开拓了生态现代化治理的新实践指向。

　　（一）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习近平强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1]美丽中国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依靠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家园。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明确生态保护底线。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是指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环节设置不可逾越的生态保护红线，防止人破坏生态的行为发生，从而促进和保障美丽中国建设。自从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后，党中央不断从体制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谁破坏、谁赔偿”原则，对生态破坏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3]34。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国家战略高度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可见，从树立目标、制度设计到写入党的官方报告，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一方面，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我们要不断完善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注重保障体系的有用性和可操作性，以此约束人的生态行为。另一方面，铸牢美丽中国建设制度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执行力，也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因此，我们要不断在美丽中国建设制度执行上精准发力，划定责任区域，落实美丽中国建设责任主体，真正做到以“制”明“责”、以“制”促“治”。

　　（二）坚决捍卫人民的生态利益

　　捍卫人民的生态利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区别于西方生态观的显著标志，它超越了单向度的西方现代化，突破了苏联现代化忽视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的局限。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是保障所有中国人健康生活、增进人民幸福感、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坚决捍卫全体人民的生态利益，实现全体人民的生态共同富裕。

　　第一，尊重人民的生态价值创造地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体人民共同财富的基础，人民群众是生态财富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方法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生态产品并实现其价值，为推进生态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公正分配人民的生态资源与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生态正义指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生态资源和承担治理责任。新时代生态共同富裕应遵循生态正义原则，“确保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诸种利用保持协调一致”[37]24。但是，现实中尚存一些生态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我们要矫正强势群体不合理的生态资源占有，补救弱势群体的生态资源伤害，促进生态资源公平共享。与此同时，生态正义并不是所有人平均分配生态治理责任，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4]466。根据不同群体损害生态环境的程度，既要清算其治理责任，又要求其给予生态环境保护主体一定补偿，真正体现生态正义原则。

　　第三，保障人民共享生态成果。人是创造主体和享受主体的统一[38]，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既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又要保障人民共享生态成果。具体而言，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制度和生态产品分配制度建设，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保障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共享发展成果。

　　（三）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我国并未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主动探索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发展之路。绿色低碳转型是“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地球家园的关键步骤。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全面绿色转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终，我们要大力建设气候和谐型社会，努力实现低碳化的现代化。”[39]

　　第一，推进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产业要以绿色化、低碳化为引领，系统推进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绿色化、产品供给绿色化、生产方式绿色化。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当前，尽管我国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方面已实现一些突破，但仍需要做到：加快产业绿色低碳化改造，提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绿色比例，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把控碳排放量；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提升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开发利用清洁高效能源；加快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实现经济数字化转型。

　　第二，加快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生产是以节能、降碳、减污、扩绿、增效为目标，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实施工业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的综合措施。随着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政府有为引导和市场有效活力不断增强。我国已出台多项措施促进绿色生产低碳转型，进一步强化科技在绿色生产中的动力作用，加快研发节能降碳先进技术，加快培育绿色生产人才，营造适宜绿色生产的内外部环境，进而促进我国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第三，推动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生活指将绿色消费、低碳出行、环保居住的绿色理念内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新时代以来，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公众普遍认可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消费领域，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降低物欲，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提倡绿色消费；在日常领域，要增强环保意识，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鼓励引导绿色出行，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四）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新方向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23]29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在全球生态治理的方向目标。我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身份地位的转变意味着我国肩负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更重更大。我国以全球视野和开放眼光关切全球环境污染现实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领全球生态治理实践，呼吁各国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规则重构方面，形成公平互利、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在现有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下，各个国家在规则制定和适用方面很难达成一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生态规则，体现为其生态话语权和优先权较大；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一度处于边缘地带，陷入话语‘失声’的窘境”[40]。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坚定践行者、积极参与者和时代引领者，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求同存异，找到与其他国家生态合作的切入点，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规则重新建构。

　　在利益重塑方面，以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规则重构的背后是既得利益的调整。世界各国除了自身利益之外，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现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以霸权主义维护本国利益。例如，以环境保护为由，在国际协定中单方面强制性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转嫁生态污染，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遵循平等正义原则，合理协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资源分配与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利益关系，聚焦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福祉，追求人类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利益，坚持世界各国的双赢、多赢、共赢，不断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扩展利益的交汇点和契合点。因此，中国以尊重世界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生态保护工作，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型合作模式，尽己所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支持和帮助。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从生态本质论、生态共富论、生态目标论、生态协调论4个维度理解，在推进生态现代化实践中坚决捍卫人民生态利益、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引领全球生态治理。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生态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在国际生态思想交流合作中提高了我国生态现代化思想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实现了对西方生态观的理论超越，为破解西方生态危机提供了新思路新契机，这有助于在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中国生态智慧、提供中国生态治理方案，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生态思想的国际话语权。因此，深刻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核心内容、理论超越与实践指向，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内涵，开辟了当代中国和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