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是他首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性表达，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也是消除共产国际误解的现实需要。

　　1.“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述

　　20世纪20年代末，我们党内出现了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即所谓“本本主义”。针对这种严重危害党的建设并进而危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采取的科学态度。1937年，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学习”问题，强调既要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又要正确引导学习。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伟大号召。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极其凝练和通俗的论断，集中表达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信。从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在很少场合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更多地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这样的提法。党的七大后不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已很难见到。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提法有不严谨不科学的地方，而主要是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存在的误解，即中国共产党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不要马列主义、就是搞民族主义。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主持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是相对于“抽象”而言的，毛泽东在这里加上“具体”二字，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过程中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难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汲取中国革命的教训，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同当年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家尤金谈话时说道：“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可见，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一种艰难的处境，在遭到党内教条主义强烈反对的同时，还遭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严重干扰和深深误解。   

　　2.“结合”思想的正式提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极少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学理性表述。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939年10月毛泽东所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在不长的篇幅中他多次提到并阐发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命题进一步作了规范表述，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统一”改为“结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此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范化、学理化表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被广泛采用。

　　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在内涵上是由毛泽东开创的，而且在用语上也源于毛泽东。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基本原理”、中国“实际”和“实践”是互用的概念。他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讲“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条关于“实际”的注释：“‘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据考证，在党的文献中把第一个结合严格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出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报告将改革开放14年来实践成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首条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篇讲话同时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提法。以中央领导人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党的文献在表述“结合”时就不再使用“中国实践”或“中国具体实践”的用语，而将其固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二十大报告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沿用了这一表述。

　　在党的文献中把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规范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来源于毛泽东，又发展了毛泽东，特别是吸收了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出的总体要求，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基本原理”的含义更为丰富。作为主观认识，它具有“普遍真理”的含义，同客观存在的“具体实际”相对应。作为反映事物一般规律的正确理论，基本原理与个别论断相对应，表明我们所要坚持的是科学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能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在这一更为规范化的表述中，之所以用“实际”替代“实践”，是因为“实际”概念的包容性大，它不仅包括实践，而且包括主观之外的一切客观的真实的存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时就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联系中国革命实践，也要联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从而大大丰富了“实际”这一概念的内涵。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阐释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时说: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这是针对教条主义在理论和实际关系问题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而言的，对于客观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坚持党的优良学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结合”思想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结合”思想的基础是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认识路线在政党政治实践中的体现，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列宁指出，在哲学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由此决定了在政党政治实践中也有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党的历史表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奉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革命事业的得失成败。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之所以屡犯错误，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奉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决议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制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之后，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用很大精力集中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路线问题，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1930年明确主张应坚持与错误思想路线相对立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8年，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进行改造，赋予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含义，为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3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1945年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述和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以确立。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反对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一种是盲目冒进，一种是右倾保守。我们要“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八大党章也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这一认识无疑是清醒的和客观的。“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尽管如此，1961年毛泽东仍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2.确立党的优良学风

　　毛泽东“结合”思想的实质是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早已阐明，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是注定不能成功的。马克思说过，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就是科学理论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和巨大威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表明，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实践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然而，对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会发生失误甚至犯严重错误呢？究其根源，问题不是出在理论本身上，而是出在理论的具体运用上，是我们对待理论的态度有问题，即学风不正。所谓学风，一般是指学习的风气和治学的态度。作为党的作风，学风特指理论学习的风气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中，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我们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的首创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置于首位的就是整顿学风；在党的七大上，概括党的优良作风第一条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毛泽东对学风问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学风的本质是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最初提出学风问题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把学风问题与思想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就更加明确地把学风问题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论述，从而成为延安整风的序幕和毛泽东学风思想被付诸实践的转折点。

　　二是认为学风体现党性。毛泽东指出，能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学风问题，又是态度问题；既是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又是全党的工作态度问题。学风端正，“就是党性的表现”；学风不正，“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他认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因此，只有从根本上纯洁党性，才会形成优良的学风；反过来说，要进一步增强党性，就必须端正学风。

　　三是主张弘扬优良学风的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指出，弘扬优良学风并不是看轻理论，而是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之所以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称为学风不正，作为全党的大敌加以反对，就是因为它们使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来学习，才是端正学风的关键。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就是我们党从端正学风入手而创造的一条成功的学习经验。毛泽东认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拘泥于马列的个别词句，而是要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精神实质。他反复告诫全党，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应当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从而形成了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完整表述。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对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掌握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指导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把握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其自身也才能在新的实践中获得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力。

　　四是指明学风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影响。学风既是党风的重要内容，又是党风和社会风气好坏的基础。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学风正则党风正，学风不正则党风不正。因此，毛泽东把学风提到党风的高度，认为它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延安时期，我们党正是从端正学风入手，切实整顿党的作风，由此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3.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毛泽东“结合”思想的目标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固然有消除误解的考虑，但更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深刻的哲学含义。从语言表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凝练通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则更加具有学理性；从反映的层次看，前者呈现的是其然，后者揭示的是其所以然；从实践和认识过程看，前者确立的是目标，后者提供的是途径和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揭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说转化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而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思想理论。这一目标包含着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后者是把中国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二者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目标。实践表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和“相结合”的思想方法是相互配套、协同发力的，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讲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侧重强调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必须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之后，他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经验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而把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讲全了。1941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就向全党提出我们不仅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实践，而且要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任务。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进一步提升全党理论水平的问题，并作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不相称”的基本估计，他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在这里，“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就是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些都是符合客观实际、完全正确的论断。

　　毛泽东“结合”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党和人民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人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的“结合”思想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因素，从而成为新时代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1938年，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总结、承继中国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是要区分精华和糟粕，目的是要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还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进行了改造，用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用“有的放矢”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用“知己知彼”“兼听则明”表达要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用“相反相成”表达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用“知”和“行”的关系表达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等，这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邓小平用“小康”来标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使用了大量成语典故，胡锦涛强调“和谐社会”理念，这些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继毛泽东之后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同强调文化的精神力量、建设文化强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相关。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是贯穿在“三个自信”之中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从而把“三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他把中华文化从古到今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调它们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在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蓝图中，他提出2035年要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中国特色”的重要源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上强调“两个结合”，即在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努力践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两个结合”。习近平指出：“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他还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和内在机理，即“‘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既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2.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的“结合”思想为我们树立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典范。这一思想告诉我们，无论干革命、搞建设，都须臾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这就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懂得“结合”的道理，在实践中奉行照抄照搬马列本本的教条主义，这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必然招致实践的挫折和失败。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就旗帜鲜明地宣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认为他们所阐发的只是一些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毛泽东的“结合”思想不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论”，而是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理论的典范。

　　这种科学态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到发扬光大。邓小平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的著名论断，而且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提出了“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针对性更强、意义更为深远的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后，党中央又提出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强调“要深刻认识学习好、运用好科学理论对推进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些重要论述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结合”思想，是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高度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把科学性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本质特征之首，另一方面又强调“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针对在学习和运用科学理论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还指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理论，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习近平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还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种割裂科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只言片语、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庸俗化倾向必须加以反对。针对理论学习中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热衷于摆花架子，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不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形式主义，习近平提出要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所谓“真学”，就是要像习近平所要求的那样，“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同时，“真学”必须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这样才能做到“真懂”。“真学”“真懂”是“真信”的前提和基础，其最终目的在于“真用”，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些重要论述透彻地阐述了新时代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

　　3.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

　　毛泽东的“结合”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为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和科学方法，而支撑“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包括主观和客观辩证关系的唯物论原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辩证法原理以及实践和认识辩证关系的认识论原理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正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探索，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些新的凝练概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新时代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和贯彻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守正创新对于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更加直接和重要的意义。所谓守正创新，顾名思义，就是既要坚守正道，又要开拓创新。习近平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的角度看，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创新就是将其同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作出新的创造。习近平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就告诉我们，坚守好魂脉根脉，推进好“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中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成为新时代全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作者简介：阎树群，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