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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8年5月18日，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可以说，“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全文的重大战略思想。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列宁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经验教训，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了工农关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共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许多错误。斯大林逝世后，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思想混乱和剧烈政治动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对待苏联经验，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鲜明地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的探索由此开始。“以苏为戒”的战略思想不但在讲话的导语中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且在各个部分中都有所体现。例如：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他说：“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讲到同农民的关系，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苏联则不同，他们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他说：“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以上对苏联经验教训的分析，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产业关系，工农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政党关系，本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如此深刻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历来强调的独立自主精神。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毛泽东在一次调查会上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他明确地说：“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所以，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的。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那是十分紧张疲劳的43个日日夜夜，用毛泽东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事先看书面材料，汇报过程中边听、边议，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为了增加对工业建设的感性认识，从4月12日到17日这6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讲解员的解说，还叫人找一些有关图书和资料做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这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思考、总结、提炼、概括的过程。4月19日，他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4月20日，进一步归纳为五个关系；4月24日，又归纳为六大关系。到4月2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十大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这次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富有成效的一次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为我们党从战略上谋划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次调查研究和这次讲话，也为开好党的八大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可以说，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报告的纲。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曾多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的检验。经过多次整理和修改，在1975年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纳入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工作小组做进一步整理。邓小平在整理稿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毛泽东去世后，《论十大关系》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形成过程，再一次告诉我们，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以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做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这种大规模调查研究，以及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思考、多方比较（正面反面、国际国内、历史现实）、不断提炼、反复修改的方法，为我们正确进行战略谋划树立了榜样。

    《论十大关系》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以苏联经验教训为借鉴，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战略谋划，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以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开山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科学预见。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这个新社会，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系统的理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有过明确的总体论断，他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一论述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他过早逝世，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论述。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失误，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逝世前才吞吞吐吐地表示，弄得不好也会发生矛盾。其实，弄得好也会有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使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就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者从总体上、理论原则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论十大关系》则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初步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先河。

　　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十大关系并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论十大关系》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讲了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思想政治问题，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写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之时，迄今已有60多年。但是，时间的年轮和历史的曲折未能掩盖它真理的光芒。在今天，学习它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文中所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协调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统筹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以及重视并善于向外国学习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不仅如此，《论十大关系》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战略思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它告诉我们：第一，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事关战略方向的根本问题。第二，一定要重视研究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努力做到总揽全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有效推动事业全局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研究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从本国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要重视本本，但决不搞本本主义；要重视别人经验，但决不照搬别人经验。第四，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一定要坚持辩证法，讲好“两句话”，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能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片面性。如此等等。这些思想方法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布局的确立，关于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大关系”的论述，关于“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论述，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论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的论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六个重大关系”的论述，等等，都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战略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12月27日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