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又是我的老首长王震诞辰115周年。笔者与新中国同岁，可以说，这个年岁的绝大多数人对毛主席都有着极为特殊的深厚感情，这一感情随着岁月的增长，更为浓烈、炽热、纯厚、悠长。笔者又是在王震老身边工作十余年的工作人员，对王老亦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深深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为纪念毛主席和王震老，根据王老自己的口述和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采访，特把王震早年与主席的交往回顾如下：
一、用手摇车护送毛委员和根据毛泽东指示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
1922年，13岁的王震第一次离开家乡，只身到长沙谋生，在粤汉铁路当了一名铁路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关怀下，他很快地入团、入党。1925年春，17岁的王震在粤汉铁路长岳段当工人纠察小队长。8月的一天，工人纠察队长石应典要他选三名精干队员，用铁路的摇车把毛委员安全护送到长沙的韭菜园。这是王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护送路上，毛泽东主动与王震聊天，没有半点架子。问他年龄、家是哪里、经历等，还鼓励王震多学文化、学理论。分别时，毛泽东向王震致谢，并表示期待以后的再次见面。
大革命失败后，王震流亡武汉，其间结识了一些党内知识分子。1929年，他和这些知识分子一道，返回自己的家乡浏阳北盛，成立地下特区委，与张正坤、苏牢、徐洪等一起，领导浏北农民武装革命斗争。
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王震任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一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先后受伤，王震又兼上了一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奉命率一万余人的农民赤卫军第六师和浏北游击第一支队，警戒保护平江至浏阳的交通。
1930年9月12日，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未克，决定撤退，正在负责指挥警戒防御武昌、岳州方面援敌的王震、徐洪接到命令：急速赶到距长沙东南七十余里处的镇头市。刚刚赶到镇头市，几匹马沿浏阳河从村西急驰而至。王震一眼认出，从一匹青鬃马上一跃而下的就是毛泽东。这时，毛泽东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
“报告主席，我原名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亮、响，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没有喝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毛泽东夸他们的传单、布告写得好，有刀砍斧劈的气势。王震笑着说：“我们那些秀才们很民主，传单、布告成稿前后，总要征求我们这些粗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笑了。
毛泽东向王震、徐洪介绍了红一方面军二攻长沙前后的战局：长沙守敌工事坚固，且援兵日益集中，我军弹药等给养日渐缺乏，准备主动撤离长沙，转移至江西西南部和湖南东南部罗霄山脉北段的湘赣边根据地（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侧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湘东特委把莲花、万载、浏阳、茶陵、醺陵、萍乡等县游击队组成革命力量。毛泽东要求他们抽派骨干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他建议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配合转移到江西的红一方面军作战。
王震、徐洪回到浏北的第四天收到湘东特委关于浏北一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王震主动请缨，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由张正坤、苏牢、徐洪等留浏北继续坚持斗争。
1985年，王震回忆说：“据我所知，1930年随我离开家乡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的其他153名同志，在解放后仍尚存人间的，没有几人。”叙述这一事实时，笔者发现王震声音发颤，眼角闪着亮光。
二、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拜见毛主席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湘赣苏区由王震、袁德生率团出席。
大会开幕后不久，毛泽东派人找到王震，说要和他聊聊湘赣苏区的情况。在毛泽东居住的不大的两间屋里，王震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红军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及军政、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王震一一作答。
当王震谈到湘赣独立师1931年打了几十仗，第一仗吃了甜头，消灭俘虏了敌人，缴获了武器弹药，第二仗便消耗掉时，毛泽东说：“你们打仗打多了，……假若你们那些消耗战不打的话，你们的胜利就更大了。不过也难怪，有时险恶的环境逼得你非打不可。”“非打不可也不打，创造条件，想尽办法躲避，还是那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湘赣根据地地形很好。你们要背靠井冈山，向北向南、向方有北方。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很有前途的。”
毛泽东问到了湘赣独立师政委谭思聪。王震说：“原来的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的西路分委闹不团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主义作怪。石青等一些湖南人要保卫湘东，江西籍的西路分委领导要巩固江西的永新。甚至湘东特委的同志还怀疑西路分委的同志是‘AB’团和腐化分子。谭思聪同志没有这样看，而做两边的团结工作。加上他坚决抵制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以他在那里受到排挤和打击。”
毛泽东赞同王震的观点，也说到了地方主义的危害：“错杀袁文才、王佐，就有地方主义在作怪。现在井冈山根据地无法全部恢复，被反水的袁、王旧部占着，就是留给我们的反面教员和教训。”毛泽东还说了想把谭思聪调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当秘书长，调李天柱来当政委的想法。
王震表示赞同的同时也向主席反映说，“有人说李天柱是反革命，和蒋介石有密切联系，上过黄埔军校就和蒋介石有密切联系，就是反革命?!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毛泽东则建议王震向即将从上海来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了解李天柱的情况。
此时的王震还不知道，在全苏大会召开前夕的11月初，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以“国际路线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从而把毛泽东和朱德等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业绩诬蔑得一无是处。会议还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实质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已预料到王明“左”倾路线即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他为谭思聪、李天柱等一批好同志受到排挤和打击忧虑，更为中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忧虑。
1985年，王震在回忆第一次参加全苏大会与主席的那次谈话时说：“毛主席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十分高兴，但绝没有想到是夺了他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并且已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没有给我透露丝毫的怨言和不满!”
过了1932年元旦，离春节不远了。就要返回湘赣根据地的王震要求再见一次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有的同志主张调你到鄂豫皖去，我说，王震者，湘赣人也，王震熟悉湘赣苏区情况，还是回湘赣为好!”知道王震最近在训练原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官兵，毛泽东向王震询问他们的情况。王震如实汇报：“二十六路军的士兵大都是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十分气愤。来到中央根据地前，由于受国民党所谓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心里还很害怕。来到苏区后，看到我们是工农掌政权，平分土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军队中官兵平等，士兵间亲如兄弟，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不回家了!有个连长叫李达，陕西眉县人，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生，很有指挥、训练才干。他说，打死他他也不走了，非要参加红军不可!我说当红军是要吃苦的。他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
毛泽东建议王震把五百多人中一多半不愿走的带到湘赣苏区，说：“《孙子兵法•治兵》里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就是说，对于用兵作战来说，教育和训练军队是首要的。在国民党将领中，冯玉祥严格训练军队是有名的。你们带这部分官兵回去，从中可挑些人当基层训练教官，改进和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上的战术、技术、单兵动作，没有什么阶级性，不管白军还是红军，都可以用!”
当王震提出二十六路军大多是北方人，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在南方生活不习惯，不好带时，毛泽东笑了：“他们做不好南方饭菜，你们可以派江西老表给当大师傅嘛，设法改善伙食。再说，人的习惯也是逐渐可以改变的。如果还有的同志不习惯，到湘赣后又反悔了，想回家也可以，你们湘赣不那么困难，有钱，再发给路费送人家回家就是了!”王震点了点头，接着问：“主席过去有过命令，抓住开小差的不能体罚，更不能杀，但如果有人拖枪走了怎么办?”毛泽东立即回答：“网开四面让人家走。宁都暴动，带来了两万多条枪，人家背你几条枪你就舍不得呀?他愿背几条就背几条!”王震被毛泽东博大的胸怀感染了，眼睛一亮：“报告主席，我全明白了!”
毛泽东又告诉王震在战争间隙，要抓紧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要特别注意搞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动力和任务。他说：“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加上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而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又是集中在农村，所以我们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我们红军现在的力量，与敌人相比，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不断遭到强大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决不能沿袭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的成规，必须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战略战术，开始以游击战为主，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便可以向运动战为主转变。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疲惫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认为运动战是‘疲于奔命’放弃这一作战形式，硬去攻打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就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王震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这番议论，实质上是针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而发的。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桌子边踱来踱去：“王震呢!还有个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要十分注意纠正‘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苏区中央局已经下发了个文件，你回去后就可以看到了。从报告上看，你们湘赣苏区抓了不少人。反革命分子有一点，但绝没有那么多。你回去以后，凡是关起来，又查不清楚的，都要放出来!”
临别时，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三本书送给了王震，王震很是高兴：“主席，签个名吧!”毛泽东在每本书上都签上了名字，还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道：“请湘赣省委、省政府油印、石印，并请袁德生、王首道、王震、李天柱、谭思聪各同志好生读读这几本书。”
在瑞金的三个多月里，王震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除了参加全苏大会外，又参观了红军学校，并到东固、龙冈、会昌等地慰问中央红军。王震还分别拜会了周恩来、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
三、在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期间拜见毛主席
1934年1月22日，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河坝开幕。湘赣苏区代表团党支部书记王震和团长谭余保率团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一切力量，粉碎五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大的彻底的胜利，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就在第二次全苏大会闭幕的前两天，王震接到通知，会议一结束，中央和中革军委要听王震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主持这次湘赣苏区军事汇报会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中央军事顾问李德。汇报中，当王震谈到面临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势，依然打算贯彻“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充分依靠湘赣苏区军民的力量，诱敌深入，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分散敌人兵力，相对地集中我军兵力，一股股地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时，遭到李德的怒斥，王震与李德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撞。
汇报会结束后，王震又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从王震这里了解了汇报中的具体情况。他赞同王震的做法，鼓励他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演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到：“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
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并亲切地问到任弼时的身体、工作情况。
毛泽东最后对王震说：“原来，中央确定你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已建议滕代远、高自力同志去，你就别去了，正巧，弼时同志又专门来电，催你赶快回去。红十七师北上南浔路后，你们湘赣苏区正处在严重的危急关头，很需要你这样熟悉湘赣苏区的干部。王震者，湘赣人也，你王震还是回到湘赣，去数井冈山的石头吧!”
王震表示立即就返湘赣，毛泽东建议他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1周年纪念大会再出发。临别时，毛泽东紧握王震的手说：“你们湘赣苏区群众基础好，地形也好，预祝你们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王震望着有些憔悴的毛泽东，十分动情地说：“望主席保重身体!”
返回湘赣苏区前，王震又拜会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参谋长刘伯承。王震从刘伯承这里了解到，他离开湘赣这段时间里博古、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主张已经在湘赣苏区得以执行。2月1日，敌第十五师根据湘敌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的命令，开始向湘赣苏区进攻。5日夜，敌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亲率第四十四旅和第四十三旅的一个团，袭占了我七溪岭侧后的龙源口。6日，敌两面夹攻我七溪岭阵地。守卫七溪岭的是我红军学校一部和湘赣军区警卫部队。他们以少敌众，节节抗击。7日，敌又攻占了永新县秋溪附近的浊源北山和葡萄岭我军阵地。下午2时，配置在潞江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的红十八师赶来反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杀伤。敌第十五师在占领龙源口诸阵地后，就暂停下来建筑碉堡，囤积物资，准备下一步向永新进攻。我军也分别在永新县的盐江地区、永新县城南的东华岭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进攻。
听到上述情况，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道：“刘总参谋长，我看堡垒对堡垒地对下去，非把我们对垮了不可。还是要用那‘十六字诀’,兜圈子、打埋伏!”刘伯承笑了，他说：“毛主席给你的谈话中，谈到了打埋伏了吧!”原来，刘伯承早就对李德的打法公开地提出了质疑，并和李德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当王震介绍了毛泽东对湘赣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的看法后，刘伯承十分感慨地说：“还是毛主席有经验呢! 你们回去后，就按毛主席讲的办法打，千万不能做牛啰!”
任弼时、王震、萧克等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1934年4月5日，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红六军团沙市伏击战全歼湘敌王牌军第四十三旅，除毙、伤敌人一大批外，还俘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000余支(门)。沙市战斗，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不仅缓和了坚持湘赣苏区斗争的困难，还迫使敌人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调李抱冰第五十三师以及独立第四十六旅，到湘赣苏区来作战，而且还增派兵力加强赣河西岸的防务，以阻止我军东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85年2月一天的上午，已从海军副司令员职位上退下来的周仁杰说：“沙市战斗时，我任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二营营长。 当时，中央苏区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正节节失利。而我们红六军团却在斗争形势比较严峻，处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胜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王震同志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主席关于打埋伏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指示，而任弼时、王震和萧克同志又果断地排除了刘士杰、陈洪时等人的干扰，坚决而又认真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百年潮》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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