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事业来说，第一位重要的是科学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特别重大的问题上，斗争和挑战不可避免，但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以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从容应对，即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P326)
然而，我们今天仍可常常听到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否正确的质疑，更可以常常看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而各执一端的倾向。这说明，在这一事关立党立国第一重大问题上，还有理论辨析的空间、思想澄清的边界，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定位：一体两面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有机的统一体，其一体性源于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历史地形成的紧密命运共同体。鸦片战争后处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的中国，又经历了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反抗的一次次失败。在出路渺茫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命运从此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愚昧麻木到伟大觉醒，从任人宰割到自立自强，从几乎被开除“球籍”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魂，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同时，它还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深度地融入了中国社会，成为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以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时代把舵。意识形态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功能，发挥着社会革命的思想引领、国家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和社会价值共识形成的道义基础的重大作用。这种引领作用，通过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全面体现在国家生活所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元素，深入融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它作为崇高的人性追求，不断陶冶人们性情，净化社会风气，改良社会习俗；它作为科学的学术思想，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成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术资源；它还作为文化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激活其蕴含的生命力量，碰撞出当代人类先进文化的火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1](P326)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两者共同构成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建立在恩格斯概括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上。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和自我否定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的科学性及当代价值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P285)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本身就包含着影响力、传播力，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历史统一，这就要求它向实践开放，随时代进步，一切从实际出发。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链条的矛盾焦点和薄弱点，已经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转移到其外围。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而只可能在资本主义欠发达地区的“一国首先胜利”。这一重大的历史条件变化，表明已经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革命道路。各国人民必须自己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民族化。这一历史变化表明，尽管“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和人类解放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现实历史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引发的新情况、新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要不脱离实际，就必须与各国实际以及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一体”始终包括“两面”，即基本理论和结合实际。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2](P258-259)
其二，两者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实现方式，主要依托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集中表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解决本国问题的关键，因而是理论创新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涵盖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时期，都是针对变化了的历史阶段，提出新问题，作出新论断，因而更具有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一脉相承；不仅是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还是主题、基本理论和革命纲领的统一。
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决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历史证明，一些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亡党亡国，就是因为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丧失；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世界只有一个，近代以来人类进入的世界历史也只有一个，因此对于人类历史规律性认识的科学体系也只有一个。这不是垄断真理，而是为真理的探索奠定正确的方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3](P663)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认识，至今未被超越。
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还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决定了守正创新是必须遵循的理论创新方向。所谓守正创新，突出了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是具体实践中运用式的而不是替代式的发展，是科学理论体系部分的而不是全面的超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回应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大挑战的过程中，用新内涵、新判断、新纲领拓展基本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守正创新的基本精神。它表达了这样的理念，即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并不存在内在的对立。说到底，面对变化了的实际，能够坚持下来的，必定是发展了的理论，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理论坚持，必然是空喊口号的假坚持；真正创新的理论必定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方向前进的结果，而背离了基本理论的思想轨迹，则必然是随波逐流、改旗易帜的假发展。守正创新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最好注解，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奥秘在于创新的理论和创新的实践相统一。历史证明，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和排斥理论指导的实践，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不能停留在客观知识层面，而必须成为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指南；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必须是随着实践、时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鲜活思想。而另一方面，没有先进指导思想的党，也不可能真正把握变化了的实际，必然在实践中迷失自我。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变化发展了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自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4](P30)这里不仅强调了根据实践变化创新理论的重要性，而且深刻揭示了实践倚重理论指导的急迫和关键。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两面交织。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是“两面”的一体，而“两面”也是“一体”的两面，不能截然分开。但是为了深入讨论两者的关系，在叙述上适当分开还是必要的。之所以要从“两面”看，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各具特色，从不同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总体、共性，确立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长时段和世界性的共同规律和基本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地域、个性，确立了近代以来的中国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规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奠定了指导思想。个性、共性本不可分，没有脱离个性的共性，也没有去除了共性的个性。所以，共性、个性只是就其思想体系的涵盖面而言的相对区分，而不是说前者只有共性，后者只有个性。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脱离世界各国的实际而存在的抽象共性，而是始终依托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现实存在。毫无疑问，它依托的具体形式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主要依托国际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主要依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苏东剧变后则主要依托一些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这种依托基础的变化，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的历史趋势，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理论使命有所区别。前者主要是创立理论并在进行理论、实践的验证中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后者主要是运用理论并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再创新理论。因此，以中国为立足点，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两面”是恰当的。
这种“两面”主要是：其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两面，即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改变了人们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陈旧观念：一是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就理论谈理论的偏好，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践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卖弄和唬人的手段，源自崇拜洋腔洋调的“西方中心论”和崇拜本本条条的教条主义，要害问题是如何衡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下共识：“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5](P844)“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5](P815)这就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方向上激活了它，使之永葆青春。二是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以标新立异、另起炉灶为标准的偏差，确立了守正创新、坚持和发展相统一的创新原则。这就从实践根源上封堵了以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否定、排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借口。三是破除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理论，而不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偏见，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这就从文明根基上奠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揭示了其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其二，规律认识路线差异互补的两面，即分别从一般规律到具体规律，和从具体规律到一般规律的两种运动路线，完善了关于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是从理论创立开始，再逐步深入社会生活进行验证和丰富发展，因而表现为从一般规律向特殊规律、个别规律的认识过程；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已有的思想成果，从认识最紧迫的具体规律开始，再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逐渐上升为普遍规律、一般规律的认识。这是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历史规律认识路线：前一种是在全面突破前提下的逐步推开，表现为由面到点，从一到多；后一种是在重点突破基础上的逐步拓展，表现为由点到面，从多到一。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从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入手，全力揭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才能在历史规律的认知上有所突破。以此为立足点，才能不断拓展深化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再不断上升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我们党不断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轨迹。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是在创立科学理论后，致力于这一理论在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中进行验证，从而决定了其从一般规律向具体规律深化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伟大思想落地的艰难过程。因此，当欧美工人阶级首次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时，恩格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在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感叹：“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6](P393)毫无疑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更为艰难而辉煌的现实历史过程。
谈论两者在规律认识路线上的区别，意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规律认识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在整体上超越马克思，但我们实实在在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这不仅证明了，而且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7](P63-64)两者是共命运、同辉煌的统一体。
二、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理论前提辨析：超越“体”“用”之争
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从思想体系、实践功能和经验事实上说，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但有一个前提无法回避，即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如果完全是外来的，那么它和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真正“一体”吗？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外来文化”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从本土化需要上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且理直气壮地只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国学”。这种观念从思想前提上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根基。必须指出，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体用之争”消极后果的延续。
关于“体用之争”的历史教训和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正确定位。鸦片战争以后，国难日益深重的中国发生了分别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体用之争”。“洋务派”主张以中国传统纲常文化为根基，吸收、利用西方的技术手段拯救国家，此谓“中体西用”。反之，“维新派”则要全盘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而中学只能以此为据筛选留用，此谓“西体中用”。这一争论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觉醒过程中的意义这里不予评价，但其局限性则显而易见。两者都是孤立、封闭、片面的文化观，分属文化保守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它们看不到衡量文化之优劣、改善文化之现状都不能单纯诉诸文化。无论是中学或西学，希冀通过“体用”的肢解达到其完善皆不可能。体用不可分，文史相依存，应该已成为共识。
需要警惕的是，在今天，以“体用”的思维看待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甚至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仍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为体，以“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用；或者倒过来，以属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体，以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用，这就是今天在思想舆论领域现实存在的“体用之争”。这是关系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可不认真讨论。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曾试图在超越“体用”思维中捍卫马克思主义。例如方克立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就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贯通到“体用”中而超乎其上。但问题似乎没有真正解决。关键在马克思主义是“魂”不错，但是不是“体”？如果不是，那么“体”是什么？“体”如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等实体性存在则无争议，但问题是这里的“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与马克思主义同为精神现象。这样，在作为“魂”的精神和作为“体”的精神谁决定谁、谁更重要的问题上，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混乱。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岐见都由此而生。
实际上，无论是历史上的“体用之争”，还是今天的“中西马关系”之辨，在“文化”这一核心观念的认知上都存在欠缺。它们都从一般的精神生活层面把握文化，而严重缺乏对于其中最为特殊的形态——意识形态的正确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同时又以精神力量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集中表现了文化这一特性的，不是文学、艺术、绘画、音乐等一般文化形式，而是以学说、思想、主义等为载体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方向（即为谁服务、如何发展），还决定了相应阶级的阶级觉悟和自我意识。因此，文化争论的要害并非“体用”，而是意识形态与文化、阶级性与人类性的关系。不了解作为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而大谈文化的“体用”，就不能不走偏。毛泽东所说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8](P82)就是强调学理、主义无中西，不是什么“体用”问题。
文化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作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产物的专业化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性。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文化的人类性特征也是明显的，所谓“音乐无国界”“艺术无国界”表达了这层意思。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文化的两重性是怎么来的。
文化的两重性根源于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观念文化，既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制度体系的要求，因而具有阶级性，又间接反映了深藏其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普遍要求，因而具有人类性。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性。就是说，在阶级社会，文化的人类性都经过了阶级性的折射，不存在纯粹的人类性，而蓄意宣传超阶级人性的，恰恰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实际上，人类社会是随着阶级划分而进入文明时代的，因而历史总在阶级对抗中演奏着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的二重奏。两重性成为文明进步的常态，也证明了阶级性在其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9](P194)作为阶级斗争受益者的统治阶级，一般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因而由它主导的社会文化及相应的历史观，总是渲染超阶级的人性论，蓄意夸大文化的人类性，而极力掩盖和回避其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包括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精神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一样，都是由统治阶级支配、为统治需要服务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为阶级统治提供物质支持和硬实力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和物质交往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是现行社会经济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是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打造。而精神生产不仅是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阶级统治提供文化支持和软实力基础，而且是社会价值共识和思想道德规范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构建阶级统治的道义基础，因而是思想统治关系的维系过程。因此，文化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是首要的特性，而人类性是具有依附性的次要属性。一些超阶级、时代的道德观念和人性追求，可以作为纯粹主观愿望存在，但其现实形式必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不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相分割。
因此，在今天仅承认文化具有两重性不够，还必须承认阶级性仍然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判断文化优劣的标准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而把人类性（抽象人性）作为现行文化本性的观点，看起来很高尚、风雅，实际上是几千年剥削阶级实行思想统治伪善性的大暴露。让人类最崇高、美好的道德情操，服务于最残酷、血腥的既得利益，应该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耻的了。更值得警惕的还不是对于文化属性的这一错误认知，而是以此为依据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化”（去意识形态）。这一做法是典型的“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10](P112)这是今天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
马克思主义的两重性及其本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文化现象，自然也具有阶级性、人类性的两面，但它的阶级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性，两面内在统一并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趋于一致。我们应当明确，在现存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存的国家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才能促使国家权力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回归社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性作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是完全高于其他特性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坚持它的意识形态立场。可见，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精神现象，还由于其与特定阶级不可分割、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实践要素融入人类解放的潮流而具有实体性存在的一面。这是它与宗教等精神文化的根本区别。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了。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属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它没有国别、没有地域，是“世界历史性存在”。它的科学真理性和普遍意义，决定了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都必须以它为旗帜，都不能从国别的意义上说它是“外来”的。说其“外来”只能是下面两个意义：其一，相对于处在自发状态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而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有一个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运用过程，有一个超越自身狭隘生存环境而站到世界历史的高度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外在的思想到内在的自觉意识的一体化过程。对于没有完成这一过程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而言，马克思主义就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
其二，相对于非西欧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语言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活在西欧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具有欧洲文化的特色。这对于非欧洲语言环境的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与本国语言习惯不同的“洋腔”，需要本土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5](P844-845)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并没有说整个马克思主义都需要本土化，而是要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总的来说，我们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外来文化，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外来宗教的本土化相提并论，而是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化。这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语汇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可分割，两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行，是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导向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1](P12-13)而当我们讲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又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2](P16)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奠定了两者的内在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一体性的深化：推进“两个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化，就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坚持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P17)的正确方向。第一个结合过去已谈得很多，其中的共识和争论都清楚。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时间不长，需要讨论的相关问题还不够清晰，因此这里着重谈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不能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层面。不难看出，我们党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已经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的，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回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还要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特色。今天，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结合”对象，非常必要。从客观上说，文化的自信自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课题和着力点，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它事关民族精神的振奋和创造力的焕发，事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关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从主观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存在一些认识盲区，事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辨明。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两重性已经决定了应该从两个层面上看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一是意识形态层面，即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二是观念文化层面，即作为文化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层面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就第一个层面而言，“结合”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界定、发掘弘扬和引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进自身的话语方式及理论风格的中国化；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结合”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文化理念的高度契合、交流融合、相得益彰。如果只讲第二个层面的结合，那就是舍本求末、偏离方向了。
第一个层面的“结合”之所以更为根本，首先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自明自在”的。它被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严重遮蔽、扭曲，被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殖民文化严重侵蚀、扼杀，因而需要甄别、拯救、发掘和清理，否则在何为中华文化精髓上必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这个问题上聚集着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才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能够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弘扬其民主性精华，形成科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自行换代”的。作为主要是农耕文明的优秀成果，当然如马克思称颂古希腊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也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并不能自动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更不能自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构成。要跨越工业文明进入当代，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经历时代的切换，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境内外曾流行一时的“新儒学”一类终难成气候，证明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自动进入当代，甚至能自动成为当代人类文明拯救者的想法，不过是文化复古主义者的臆梦。
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文化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不动摇。否则，把两者作为等量齐观的文化现象，必然为搞多元化指导思想打开大门，“两个老祖宗”一类的观点必然危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因此，讲“两个结合”，必须重视思想舆论的斗争，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和血统，是民族历史根基。文化灭，史灭；史灭，国灭，民族灭。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大敌，必须抵制。同时也要认识到，不能有盲目的文化自信。国家危亡、文化危亡、民族危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现实危险。文化不能自行救国，相反，“历史积淀”会沉睡不醒，“历史记忆”会尘封湮没，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被奴化的历史，证明文化也会被颠覆毁灭。所以，民众需要唤醒，人民需要教育，文化需要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性，也是历史复古主义的不可取、不可信之处。
“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新活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首先，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优秀成果的支撑，在引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上更有底气。人类文明的传承规律表明，内生性是文明进步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就是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内生性催生的。马克思因此反复指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为设计和道德批判的产物。
但在文明多样性的今天，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方向如何开拓，需要更多的历史支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充分激发了自身的活力，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为当代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日益重大的贡献。究其原因，就因为它是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13](P70)这充分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符合文明传承的内生性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方向。
其次，不断追求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用中国话讲马克思主义，是党的优良传统。例如毛泽东用“实事求是”“两点论”讲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用“小康社会”讲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习近平用“中国梦”概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等等。但中国话语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表达方式和用语习惯问题，而是立足中国实际，以解决本国问题为出发点的理论创新方式问题。
中国风格的理论表达，包含着三大任务：一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话语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历史规律，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关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使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社会；二是从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出发，提炼出激发全社会同心同德奋斗的阶段性任务和口号，例如“反帝反封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等，使马克思主义融进中国的历史进程；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飞跃，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走在中国历史发展前面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成果。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两面”，就是守正和创新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就是在历史中实现、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因此，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化过程。
“结合”引领新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的方向。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空前艰巨的风险挑战，需要坚定战略自信。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即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和战略主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三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其一，从坚定信心看，它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以及绵延不绝的文明活力，有力地支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赞同平等联合、反抗内外压迫的革命爱国传统，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生存生活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民族相处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坚守立场，以及民贵君轻、政在养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民主正义追求等，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亡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在与之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一个伟大的文明类型浴火重生，以更高的形态在当代大放异彩。不仅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而且为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不断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的支撑。
其二，从思想内涵看，它以其独特合理的自然观、丰富多彩的辩证思维、锲而不舍的梦想追求，在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要求的高度契合中，不断厚植文化内涵。我们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将其从简单类比的直观，上升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科学认识；我们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散见却很丰富的辩证思维，将其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形成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内的完整科学方法论；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使共产主义理想通俗易懂，可亲可敬，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原理与中国的民族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特色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奠立。
其三，从历史经验看，它以其无比复杂的历史曲折、极其艰难的历史探索和无与伦比的历史经验，衬托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始终有梦想，从“大同”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梦从未中断，为实现梦想的奋斗也从未停止，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却始终前途渺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倍感道路之重要，道路决定命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4](P1471)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和开拓的。这样，对道路的倍感重要必然落脚到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魂，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魂。在这个第一位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全党的这一告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P286)
（作者简介：侯惠勤，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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