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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化危为机的能力贯穿于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站稳立场，攻坚克难，引领前进方向。历史证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宝贵思想武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化危为机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党从容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和挑战树立了榜样。学习毛泽东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有助于提升我们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是毛泽东化危为机的依据和前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临危不惧，化被动为主动。历史经验表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准备越充分，越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反之，如果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临时仓促应战，必然陷入被动地位。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他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峻形势，毛泽东都始终坚持未雨绸缪的态度，注重研究事物发展的趋势，因而总能在危机来临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每次对敌作战指挥中，毛泽东都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充足的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毛泽东在总结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时，既反对由于轻敌而放松准备，也反对由于强敌进攻而惊慌失措。他指出：“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为了充分应对国民党的“围剿”，毛泽东领导红军做了系统的准备。在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在根据地内，毛泽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红军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人民军队。正是由于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才能带领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毛泽东又未雨绸缪，着手全国战略布局大调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针对党内有些人存在的光明已现、胜利将至的思想，毛泽东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并且反复强调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他说：“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要做好对付困难时期的精神准备。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除了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努力做好实际工作。七大胜利召开后，党在各个方面都着手开展斗争准备工作，为夺取新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共和谈期间，面对解放区得不到国民党承认的风险，毛泽东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自己，不断积蓄力量。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5\]195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要求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应当逐渐向运动战转变。在工作重心上，毛泽东主张“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对于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又要求军民大搞经济建设，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以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的态度应对危机挑战，我们党才能够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孕育着防止和遏制危机到来的可能。毛泽东指出：“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战略准备的意义即在于此。战争是敌我力量的竞赛，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对敌形成足够的战略威慑，变劣势为优势，遏止战争的爆发。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而蒋介石集团又虎视眈眈地时刻准备反攻大陆。面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强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遏止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做好充分准备。对此，毛泽东领导全党作出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小三线建设的指示，以应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威胁。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余秋里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专门阐述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三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目的是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时间，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完整的战略大后方。大三线为国家的总后方，小三线为各省或大区的后方，通过大、小三线协同建设推进我国工业布局调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此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大、小三线建设，一批重点项目落地生根，不仅基本建成了西部战略大后方，而且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有效遏止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爆发。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必须有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求领导者立足客观实际，设定最低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毛泽东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始终坚持运用底线思维谋划和部署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由于中国海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核潜艇，这种做法实际上使中国沿海置于苏联的管控之下，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对此，毛泽东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底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1960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谈到此事指出：“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可见，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尊严的问题上，毛泽东决不允许讨价还价。在坚持这一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尝试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提出可以同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台工作的多次指示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即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一纲四目”的提出，既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捍卫国家统一的决心和信心，又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他们的主张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

　　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是领导者必备的化危为机的基本素质。作为领导者，能否在大风大浪的考验前沉着冷静、开创新局是检验其领导能力是否过硬的试金石。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中，每当我们党遇到严峻挑战时，毛泽东之所以总能站在历史潮头，坚定不移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乘风破浪，其谜底就在于毛泽东冷静睿智的战略定力。无论多大的危机与挑战，毛泽东总是临危不惧，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理性分析复杂局势，作出科学决策。井冈山时期，地方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地组织重兵“围剿”，毛泽东沉着冷静，巧妙化险为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长征路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闲视之。他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延安时期，毛泽东不惧敌之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慑、经济封锁，毛泽东更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以看出，保持定力，坚定信心，集中精力解决现实问题，是毛泽东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

　　越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越能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意义。凭借这种高度的战略定力，毛泽东多次在危机面前领导全党扭转局势、化危为机。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用一纸评论吓退了傅作义十万军队，就是这一战略定力的集中展现。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趁我军在冀中兵力空虚的机会，企图秘密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然后向西直指我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企图一举扭转败局。此时的西柏坡没有重兵防守，毛泽东可以调动的兵力也只有地方民兵、游击队、警卫连、侦察连，总共不到一千人。即使主力部队星夜赶回西柏坡也要六天，但傅作义的人马最多用三天就可抵达石家庄。可想而知，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处境。对此，毛泽东不但毫不畏惧，除了在军事上做好严密部署，还导演了一出绝妙的“空城计”。毛泽东根据获得的情报，亲笔撰写新华社通讯，详细公布了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指出：“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毛泽东此举目的，就是要扰乱国民党奇袭石家庄的阴谋，让国民党军队误以为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请君入瓮。毛泽东的一纸评论，果然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巨大恐慌，使得傅作义兵发西柏坡寸功未进，且落得草草撤退的下场。可见，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才得以用一支笔杆子吓退傅作义十万精兵，用舆论战打赢了偷袭战，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的方式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一些西方政客们幸灾乐祸地认为，新中国尚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在美国强大经济封锁的压力下，必然面临崩溃瓦解的结局。对此，毛泽东坚决抵制其政治阴谋，敢于顶住压力，并与之较量。他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发挥其独有的领导智慧，在全面封锁的间隙中一点一点地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为了给新中国留下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窗口，打开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豁口，毛泽东审时度势地作出暂停收回香港的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收回香港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毛泽东却力排众议，让英国人继续经营香港。对此，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交流时解释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决断。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通过香港获得了大量必需品，有力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此外，毛泽东还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中国与锡兰开展的“橡胶换大米”就是这样一段历史佳话。通过这次经济贸易活动，既化解了锡兰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满足了新中国对于橡胶的需要，可谓一举两得。许多国家也因此不顾美国制裁，纷纷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新中国的经济贸易，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中苏交恶后，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要有“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不怕鬼的故事》，并对其序言作了多处修改。他说：“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他又说：“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泽东借用“不怕鬼”的故事，就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反抗霸权。

　　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领导者不仅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而且要有善于斗争的智慧；不但要注重原则性，更要注重策略性。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是毛泽东临危不惧，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所在。毛泽东的斗争智慧主要体现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告诫全党：“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毛泽东把这一智慧灵活运用于革命斗争策略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毛泽东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等一系列原则。毛泽东还指出，政策和策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由于不懂得策略的灵活性，机械照搬教条原理，曾经给我们党带来极大的损失。毛泽东灵活的革命斗争策略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没有在大风大浪中斗争的勇气，就不可能造就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自己，只有在挫折与挑战之中才能找准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如果没有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与支持。列宁如果没有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也遵循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每当我们党遇到重大危机与挑战，毛泽东都临危不惧，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并以此为契机锤炼党的斗争本领，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不要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不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大量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他强调，“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掌握战略主动，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的必要条件。把握战略主动，就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局势中，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积极寻找进步因素，以引导事物发展走向，推动有利局势的形成。毛泽东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毛泽东告诫全党，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事物发展实现从量变向质变的飞跃。他强调：“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都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掌握战略主动，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能动性在推动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毛泽东反对“唯武器论”，主张能动的反映论。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在毛泽东看来，武器的劣势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弥补，只要有全民族的努力，中国革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毛泽东将这一原则灵活运用于作战指挥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运动战理论体系。无论是战略防御、战略退却，还是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能动性是贯穿毛泽东指挥作战的一条主线。正如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所说：“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敌人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后，尽管党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红军仍然面临着几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如何摆脱敌军，打破封锁，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以运动战理论为基础，指挥三万红军巧妙穿插于敌军缝隙之间，忽南忽北，灵活变换方向，使敌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红军则在调动迷惑敌人的过程中，发现敌之弱点，攻其不备，不仅取得了娄山关大捷，而且把尾随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于云、贵、川的阴谋。由此，运动战成为我军克敌制胜、屡创胜利奇迹的法宝。

　　如果说红军初创时期受力量所限，运动战规模还比较小，作战方式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运动战的巨大优势在大规模集团作战中的作用得到充分检验。在指挥运动战时，毛泽东将能动性的战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要求全军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歼敌有生力量，使得运动战理论获得全面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大仗、硬仗，都离不开运动战理论的娴熟运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并精辟地总结道：美国人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这是我方发挥能动性、战胜敌人的优势所在。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并强调：“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我方能动性的战略优势，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过五次战略性战役，利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不仅打退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而且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证明，只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从容应对和化解各种危机与挑战。 

　　作战指挥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就是毛泽东发挥能动性、创造胜利奇迹的又一例证。在旧中国，各种疾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猖獗情况，让人谈虎色变。“很多人烟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变成了‘十里村庄无人烟，三尺蔓草掩白骨’的荒凉景象。”血吸虫病遍及南方十数省市，病患人口逾千万，受威胁人口多达一亿。当毛泽东得知血吸虫病的危害如此严重，以及缺少理想治疗药物、灭螺任务繁重等情况后，他要求全党务必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对此，毛泽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作出重要指示。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据此，毛泽东还组织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通过协调水利、卫生、农业、宣传等部门，实现资源的调动和整合。1956年，毛泽东在阅读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时又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归结起来，毛泽东消灭血吸虫病的逻辑理路是：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全党动员和全员动员的基础上消灭滋生血吸虫的环境条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深受血吸虫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湖北谷城发明了“削山填河，移石埋湖”彻底驱逐钉螺、埋旧河和小沟、开挖新水道等办法。江西余江县动员几万农民兴修水利，深埋旧河沟，彻底灭绝了钉螺。医学界也探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辨证救治病人，开展灭螺研究。在全国民众的奋力拼搏下，党中央确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被大大提前，仅用两三年就剿灭了“蛊害”、送走了“瘟神”！此外，毛泽东还带领全党向重大传染病和流行病宣战，不仅控制和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疟疾等传染病和流行病，也让克山病、大骨节病等重点地方病基本得到消除，使得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果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这么迅速改变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薄弱的局面。

　　发挥能动性，切忌主观臆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毛泽东告诫全党：“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三次“左”倾错误就是由于忽视客观实际，盲目攻打大城市造成的，结果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对此，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教训。

　　毛泽东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律。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巨大的历史灾难，也可以转化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毛泽东正是把我们党每一次面临的巨大历史危机，都化作不断前进的动力，才能够带领我们党摆脱困境，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化危为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化遭遇严重逆风，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多变。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只有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才能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毛泽东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为我们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

　　第一，必须坚持未雨绸缪，时刻做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斗争准备。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还在继续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又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止随时可能升级。这些困难和挑战要求全党必须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毛泽东关于领导者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教导，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所谓“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时常借用这一古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提升未雨绸缪能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难免会出现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困难和挑战。只有妥善研判各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时刻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才能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第二，必须坚持处变不惊的战略定力，从容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回顾历史，党和人民的事业之所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党遇到挑战总能遇变不惊、冷静应对、精准研判。对于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稳定，危害国家核心利益，危害人民根本利益，有可能打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党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领导全党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们党不仅采取果断措施应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而且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还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跨过激流险滩夺取新胜利，就必须继续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实现民族复兴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是我们党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重要保证。

　　第三，必须掌握战略主动，以能动性推动从“危”到“机”的转化。“危”和“机”是相伴而生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作为矛盾的对立面，“危”和“机”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其转化的依据和必要条件就是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用全面、辩证、长远的观点看待中国发展。当前，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之“危”中抓住中国发展之“机”这一重大难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有待破解。掌握战略主动，变压力为继续前行的动力，是解决这些难题的一剂良药。习近平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26\]只有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才能在重大历史关头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了光辉的百年历史征程，在前进道路上，必然还会面临形形色色的障碍和困难。能否赢得战略主动，事关我们党能否有效化解风险挑战、转危为机。我们只有努力争取战略主动权，在危机中捕捉机遇、创造机遇，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作者简介：陈明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森，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