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摘要】党的十八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提出了坚定理论自信的重大命题。这种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探索中形成和不断坚定的。这种高度的理论自信，意味着我们将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向人类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提出了坚定理论自信的重大命题。这种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探索中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走向成熟的自我确信。理论自信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完成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自信源起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1](P367)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就开始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与徘徊。所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早就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P1516)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其先进性、科学性以及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且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P521)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在不断探索中逐渐确立了早期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自信。当然，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一定能够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但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常性地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作法，结果往往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这是早期理论自信的开端。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经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4](P310)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首先到农村展开，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同时，针对党的工作指导中出现的主观教条主义倾向，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提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解除在思想上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等问题，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658-659)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表征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方面的理论自信。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过程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勇气和智慧，充分体现了一种理论上的自信。这种自信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正是因为有着这种理论探索方法与路径的自信，所以尽管在当时遭到了教条主义的质疑和反对，如王明等人当时就持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只有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符合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的理论，认为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是农民立场、农民意识，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P820)

　　理论自信是在面对各种质疑和反对中锤炼出来的，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战胜了各种质疑和反对，才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遭到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反对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依然坚持“中国化”的理论主张。斯大林曾公开讲“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7]当然，为了回避矛盾分歧，我们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曾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策略性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直到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指责了我们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毛泽东始终坚定认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8]事实也已经证明，正是依靠这种自信，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理论自信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成熟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理论自信的表达，但是，理论自信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到邓小平理论为开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我们党的理论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具有了日益深刻的根据，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坚定了这种自信。几代共产党人都坚信：中国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具体如何结合，则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探讨，这种探索过程不可能没有曲折甚至失误，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与路径，就能够改正失误、减少曲折，就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未进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他讲：“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9](P100)而且他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不断强调“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10](P23-24)正是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使得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进步，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毕竟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由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足，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但这并没有影响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相反，在这些挫折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探索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也从反面证明了：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否则就一定会出现问题、遭受挫折。所以，探索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没有自己任何私利的政党，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前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僵化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首先在理论上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P213)“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P3)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P370)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

　　改革开放的国策确立后，怎么改，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又是需要探索的。鉴于此，邓小平就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通过试验发现最佳发展路径，并注意及时总结改革发展经验。为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邓小平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1](P374)为了探索改革路径，我们根据群众意愿和我国实际情况，选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当然，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项开创性事业，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要不要深化改革、如何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对于这些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坚定地相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他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最为根本的，落后国家搞建设，尤其是搞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建设，生产力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一刻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探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从上述邓小平理论发展的轨迹中可以看出，每一次新观点、新思路、新主张的提出，都带着强大的理论自信，正是这种理论自信，才有了理论上的新突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这些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理论自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12](P12)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新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理论自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3](P81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综合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4](P641)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15](P7-8)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坚持的思想、运用的方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自信。

　　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尽管我们在探索中有过曲折，甚至有过弯路，但事实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完备的结构和科学的体系，并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理论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

　　三、理论自信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P11)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伟大实践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合当代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唯一科学理论。之所以理论自信，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该理论指导下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P293)衡量一种理论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带来了实践的成效。正如毛泽东所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P284)伟大的理论指导成功的实践，成功的实践反过来证明了伟大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用强有力的事实坚定了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

　　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从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中期国家，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据统计，到2011年，我国GDP总量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62亿元增长为471564亿元，增长了115倍；经济总量于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已位居世界首位，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政治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文化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发展，文化领域深入推进改革，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各项文化建设成就斐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建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

　　最重要的是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十几、二十几美元，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水平。到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到200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总体上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7年的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9.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也由8.4％上升到13.3％。

　　总之，正如十八大报告总结的：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这些成就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而正是这些伟大实践成就坚定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邓小平曾讲：“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1](P42)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被实践成果充分证明其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四、理论自信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7](P11)这一理论让我们自信：它是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的良好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高度的理论自信，意味着我们将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向人类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进程。

　　理论自信，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实践需要的程度，正是这种适应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自己所持有的理论旗帜更加自信，对自己所坚持的道路更加坚定，既不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当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要充分认识事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面对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善于在曲折斗争中开辟前进道路，始终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坚持正确方向，保持坚定立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又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聚社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理论自信，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18]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使我们的未来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有了这种理论自信，我们的思想就更加统一，避免了徘徊，也减少了质疑，可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自然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就自信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理论就是旗帜，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实践发展的灵魂。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就能够坚定不移地把理论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使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坚定、更加自信。鉴于此，我们既要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思想准备，又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坚定信心，更要有“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然，理论自信不是理论封闭，而是以理论自信推动理论创新。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实践活动的层次和质量，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促进内心和谐，而且能够激发理论的活力，从而坚定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需要我们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进一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和挑衅。“应当详尽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考察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加强对于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些现代思潮的根本界限，从而消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19]在把中国先进文化、成功理论介绍给世界的同时，也要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的合理因素来丰富中国理论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转引自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辨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2）.

　　[8]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2）.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1）.

　　[19]韩喜平.“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

　　

　　

　　

　　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