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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资源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在深刻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而做出的科学定位。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总布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就在于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解决全球生态问题

　　1、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

　　由于地球的有限性，以指数形式增长的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的剧增、粮食的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都是有极限的。虽然先进科技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或延缓了资源危机的发生，但对与遭受着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来说，自净能力已经趋于丧失，更显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资本占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给全球带来致命的危害。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建设具有滞后性。多层面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身具有推进层次的递进性和延展性，相对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言，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激化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相对于其他文明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发展紧迫性显现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因此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的展开层次。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和资本强势，阻扰社会层面和实践层面及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全球化的表象背后是全球资源占有的无限欲求与资本对利润无止境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资本就是要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在寻求廉价的资源甚至无偿使用的资源和开辟更加广阔的市场过程中，资本开始越过国界，走向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国内资源的紧张和短缺，为了延续其经济发展和满足其奢侈的消费，资本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资源的争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消耗了极大的物质资源，生产了全球绝大部分的有害废料，成为全球环境污染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在发达起来后仅仅关注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对本国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利用不合理的政治秩序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将资源环境的危机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发达国家虽然运用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建设环保产业，净化废弃物，部分缓解了生态危机，提升了自身的生态文明水平，但是更多的是在转嫁危机中剥削了他国生态资源、破坏他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发达国家借发展中国家急切需要加速工业化进程的机会，将资源密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对他国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的一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得到的也只能是短期的效益，这种生态包袱的转嫁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当前，发达国家依然在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污染转嫁，生态建设仍具有剥削性。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危机还成为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手段，今天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最佳途径。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所以，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结合，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

　　2、社会主义是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功绩。指出:"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他们也指出资本主义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 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个人利益忽视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揭示了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而造成环境问题的必然性。生产的社会化需要人们在日渐扩大的市场和需求面前,创造越来越多的商品,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消费要求,但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却使生产的无序化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往往会为了追求短期的物质财富而忽视长远的生态的保护。在利润的驱动下,以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产品的生产异化会导致生态恶化,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异化也会加重生态恶化。因而,马恩预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曾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歩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歩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种制度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体社会成员有高度的道德觉悟,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重大社会差别。共产主义制度不仅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解,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有计划的进行,从而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生产的过剩甚至于人口的无序增长,真正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有序,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地和谐统一。

　　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生态文明具有一致性

　　社会主义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然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因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即建设生态文明。不能设想，当自然界与人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能够建立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展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因此，生态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具有内在可能性。

　　1、二者在历史使命实现上是一致的。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把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的支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2、二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是一致的。以人为本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主义，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就是一种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当我党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时，实际上已经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生态文明纳入到了自己的主要议事日程。

　　3、二者在社会发展观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反对资本主义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的掠夺和破坏，强调科学的发展，实行“生产的更少但更好”的经济原则，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强调符合生态原则。而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都要求当代社会主义必须摆脱原先那种片面注重经济的发展模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即中国的发展不是“黑色”的发展，而是“绿色”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4、二者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靠的是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还要看谁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谁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谁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进步是以破坏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地的自然条件为代价的。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以追求利润的无限扩张为目的,而以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同样，生态文明也倡导建立稳定的社会体系，保障人的发展、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在国际关系它反对生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所以二者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要求实现公平，公正。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之义。

　　1、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的生态问题，“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如果我们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就有可能丧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民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精神生活享受。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当前世界文明的发展正处在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阶段，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并引领世界率先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近年来生态文明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把人类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高举生态文明的旗帜，大力开展生态文明的实践，可以“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样就会更有利于争取到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肯定和支持。

　　3、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实质上是对转变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是新的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自觉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将指引当代中国人在努力创建一种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模式不一样的新的文明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这种发展是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而且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不要与现存的自然条件相适应，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般地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口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简言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4、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的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明确地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建设并列，具有了同等的地位。从实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动力，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第一，经济建设是根本。作为血肉之躯,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手段。但是粗放的经济发展使得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促使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并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能力,改变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模式，促使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第二，政治建设是保障。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环境。把生态文明纳入政治建设之中,借助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和引导力,可以推动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化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生态环境也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制约着政治区域内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比如，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着一系列的论断可以使政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

　　第三，文化建设是动力。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关系到能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和强大智力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树立全面的生态文化意识并努力建设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包括对生态道德、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生态文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等。生态文化是把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逐渐转变为对尊重、和谐的文化。人类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与环境和谐共进,并用这种新文化来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生态文化建设就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第四，社会建设是条件。社会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体现,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积累的各种文明成果的体现。而生态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式，它取代了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建设生态文明将提高人类的整体文明程度,推进社会文明建设。人类社会要发展，只有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保障社会文明的继续延伸。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一系列论断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之间关系的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的自然环境。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就会失去自然载体和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状况，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状况。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能源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对群众健康的危害等问题，也从反面印证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其他四个建设的重要意义。

　　总之，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高级状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与否，生态文明与否，必将成为衡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和基本尺度与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用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去规制、约束其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本质的衡量与检验，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只要我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就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