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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国：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理论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和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两方面的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意蕴的研究。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及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即通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理论逻辑、思维逻辑等“内在逻辑”的具体内容，深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发展演进的逻辑惯性及内在规律，从根本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合理性和与时俱进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从内在逻辑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度分析和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合理性和与时俱进性，有利于在整体上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同和信仰的自觉性，增强社会实践的规范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1)而理论是否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则取决于理论属性与实践主体理论需要是否一致或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及其与中国工人阶级理论需要的一致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理论基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为旗帜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观点、思想和主张，其学说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义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体（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而理论则具有严密的学术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体（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蕴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之中。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用“四个最”概括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四个最”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个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学术性极强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则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达。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工人阶级的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工人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具有实践性、先进性、国际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科学性、先进性、世界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展轰轰烈烈的运动。工人阶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力量。两个伟大的力量结合起来，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磅礴于全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欧洲，但并不具有狭隘的欧洲意识，她能够超越地理疆域的限制和民族心态的差异，成为世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革命的历史前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与中国革命理论需要的契合性决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包括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等，但都失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也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历史表明，许多革命先驱，许多政党和政治派别，都没有找到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道路。这意味着，他们用来拯救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不具备拯救中华民族的社会功能，不足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历史昭示着一个伟大的真理：要推翻旧制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其革命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先进和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也很幸运。正当中国人民找不到出路而徘徊、彷徨和苦闷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之中国旅欧旅日留学生的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燃起了燎原之火，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考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豪迈的政治气概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便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现民族独立的现实道路。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走什么样的根本道路？唯一的答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同样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及其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致性决定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在主义和理论、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基础。在理论形态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信仰和遵从。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大会上深情地说：“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是对90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高度总结和赞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必然性的充分说明和肯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其主义是一脉相传的，其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主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排他性，而理论则具有深邃的学术性和亲和力。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的、严谨而充满学术气息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另一个独特的主义和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新阶段、新形式，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概念范畴体系上、在理论旨趣上、在基本原理上、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致的。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既吸收了前人的文明成果，又站在时代的高度，超越了前人，用创新的理论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建构起了时代思想的高地和理论形态的丰碑，创立和建构起了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它以哲学理论为总纲，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为支撑；以哲学理论为世界观方法论，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分析内容，中心思想是为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理论论证(3)。这个理论论证非常严密、十分科学，实现了深邃思想和精辟分析的高度统一。
在总论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对世界及其三大组成部分———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为纽带的，因此，人与世界之关系即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具体的关系亦生成于实践。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是现实、对象、感性得以生成和存在的确证。千差万别、绚丽多彩的现实世界即现象界，可以视为是实践主体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因此，自然进化、社会发展和认识进步，都能够在实践发展中寻求到答案。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在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环节都打通了，从而建构起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思维观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论，亦使得实践主体拥有了实践功能和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从而为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将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系统化。它将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三要素”、“四环节”）理论具体化，建构起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秘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剥夺“剥夺者”斗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和归宿，论证了工人阶级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骤和方略，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一般原则，进一步将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具体化和系统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依然遵循着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具体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与时代的实践主题相契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相一致，并由此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论逻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理论逻辑发端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建。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是头等重要的伟大工程，具有“奠基”意义和价值。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成功的实践。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4)他率先垂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他的论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带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旨趣和精神实质“照着讲”即“再创作”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接着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具有厚重的问题意识和浓郁的理论色彩，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党建军、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层层演进和环环相扣的重大战略思想主要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一体系，既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思维逻辑和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主要属性和一般原则（如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经济计划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等），又依据中国的现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5)。具体来说，它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精神实质等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理论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经典论述不完全一致而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有一系列的前置条件，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社会主义在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在国际格局中占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人们的科学文明素养昌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风尚等。这样的前置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并不完全具有，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快速地建构，以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文化和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依据中国现实，提出许多有创见性的思想和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而伟大的理论创新工程，因此必然遵循一定的思维逻辑。
一是思维的基本逻辑。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工人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遵循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思维逻辑，即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方法主要有批判的方法、唯物的方法、抽象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6)；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的论述和学术实践活动中，他分别运用了多种方法，“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选择研究经验事实的方法；形式逻辑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等，都是马克思获取概念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则是马克思确定理论具体中概念顺序的方法”(7)；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归结为四大基本命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8)。事实上，这四大基本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也是马克思创立科学理论时所遵循的方法。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主旨，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遵循了以下基本思维逻辑：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思维。从具体的、现实和当前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先在原则或教条出发，双脚站在大地上而不是头足倒置地“从天国到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新活动所遵循的首要思维逻辑。正是这一观察世界的方法的根本“颠倒”，把颠倒了的世界观重新颠倒了过来，从而否定了形形色色先天的神圣逻辑及抽象的教条逻辑，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人类社会最大量、最普遍、最基本的“第一个前提”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从自然那里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之上，人们进行社会关系、人口自身和精神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是“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创新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这一逻辑出发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从这个逻辑出发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面向具体现实问题的、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从而打破了建立完备而封闭体系的“体系思维”，为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和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无限的空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9)也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的开放思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思维逻辑。毛泽东一再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0)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和理论创新的逻辑进程。我们完全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逻辑展开史和理论创新史，是近现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史，亦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史。
第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思维。以具体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思维，必然形成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思维。因为，以具体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就必然要肯定实践主体创造世界的主体性，必然会赋予实践以革命的、批判现实的意蕴。正是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面向实践，在实践中形成，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因此，实践的观点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概念的创新和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酵母”。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都是以实践概念为原点而创建起来的。毋庸赘述，实践的观点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3）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革命青春”的源头活水，同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竭动能。
第三，以批判创新为根本的辩证思维。实践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批判性禀赋，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新实践的“实践批判”及辩证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同时是理论家，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品格。因此，与此前人们理论活动中的“观念批判”、“理性批判”、“思想批判”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着“实践批判”的创新逻辑。他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批判，进而对维系当时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等等进行批判，为新理论的创立开辟道路。然而，批判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否定，是“扬弃”。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批判创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精髓。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思维逻辑，这里的辩证思维是指以联系和发展的视野，揭示人类文明矛盾发展的逻辑轨迹和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所谓根本，就是彻底抓住了的事物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本质在于：一是彻底地批判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二是彻底地结束了为“少数人”服务的理论传统，开创了为“多数人”服务的崭新时代；三是彻底地把握到了批判和创新的根本尺度，即以多数人的解放进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批判和创新的标准。因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社会主体的彻底解放；四是彻底地不崇拜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始终坚持用运动的、发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态度推动理论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理论，不是僵化的、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方法；不是现成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毫无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同样遵循着批判创新的辩证思维，具体表现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第四，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理论建构逻辑。科学的理论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概念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知识体系。建构科学的理论首先必须遵循基本的建构逻辑，如抽象方法、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理所当然要遵循理论建构的一般逻辑，具体而言，主要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阐述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所能发现的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抽象，使直接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经过加工的思想材料，形成特定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然后，再通过构建框架结构、使用语言文字等方式表达出来。”（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同样遵循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理论建构逻辑。
二是思维的特殊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立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新的时代实践，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两方面的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创立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十七大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十条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体现。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遵循的理论创新方法，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承，又有很大的不同，其思维有自身的特殊逻辑。这个特殊逻辑集中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5）。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基础。
注释：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5页。
（2）参见夏建国、韩美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及价值取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参见夏建国、张怡《实践概念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理论月刊》2007年第9期。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参见周新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10期。
（6）参见雷弯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方法》，《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1期。
（7）参见袁银传、郭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新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8）参见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4）张雷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9期。
（15）参见夏建国、张彦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路径》，《江汉论坛》2010年第12期。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