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当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中国广大干部群众和思想理论界的共识。但是，一些人在理解发展问题时，也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偏差。有的人不正确地看待科学发展观思想同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关系，提出所谓的“从片面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有的人漠视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根本指导思想，借口发展的中立性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科学指导性，企图用西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来解释、指导或整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的人把发展问题完全中性化，忽视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否认发展问题上的制度内涵，提出所谓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倾向对于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地位，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之外，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很有必要。邓小平在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发展的科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科学发展思想，构成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重温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和深度思想内涵。

一、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以前所未有的高度看待发展问题

从什么样的高度、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发展问题，是确立科学发展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把发展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全面论述了发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从全人类发展和全球稳定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

1988年5月24日，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1]这个论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看待发展问题的全人类高度，他把发展看作是解决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自从人类进入了20世纪中后期，当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变革，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波及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人类的文明状态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同质化与地方性的纷争越来越成为人类世界不能回避的矛盾。一方面，全球交流和融合已经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全球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网络已经把不同地方的人们、不同的社会制度卷进了一个新的时空序列当中，全球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成为潮流。另一方面，融合同时也意味着冲突，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取向、不同的制度特征、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没有因为融合而消失，反而正是在融合的过程中更显得激烈和激化。由此，人类文明发展中呈现出不同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整合运动与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融合与冲突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决不是对等的。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趋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如何来看待和解决当代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状况的不平衡性，就成为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发展问题，明确提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既要欢迎发达国家的发展，更要鼓励和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全球的稳定，必须要克服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均衡性，反对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正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看待发展，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人类发展的大思路中来思考，从对全人类贡献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他说，“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2]

第二，从当代世界发展格局和时代主题的高度看待发展问题。

把发展问题纳入到当代世界发展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分析当中，是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1984年5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世界两大问题”，把发展问题纳入到当代世界的发展格局当中来思考。他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3]同年10月，他再次谈到世界两大问题，认为和平问题和南北（发展）问题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意义，关系到世界发展的总体格局，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改变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的世界格局。1985年3月，他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进一步把发展问题看作是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三，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看待发展问题。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始终在考虑如何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力量。在思考发展问题时，他就把发展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及生机活力联系起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人们，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停滞或不发展也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趋势。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实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既清醒地看到问题，又深入思考对策和出路，他明确提出，必须通过发展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显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才能够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在当代世界发展大格局中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第四，从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高度来看待发展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曲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很多，特别是贫穷落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成为邓小平思考的焦点，他多次指出，中国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摆脱贫穷，为此必须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成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他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6]只有发展，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摆脱贫穷，才能实现国强民富；而离开了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此，邓小平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7]由此，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国家、民族、人民、时代要求的高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

二、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建党、兴党的理论依据，作为保持党的性质、方向、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根本前提。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始终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指导当代中国发展，这个老祖宗永远不能丢。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8]1991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9]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一些人惊慌失措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对此，邓小平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0]决不能因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问题，就动摇马克思主义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发展实践当中，坚持以人民为本的理念。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发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贯彻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当中，引领中国始终走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必须坚定地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本。这首先就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要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充分吸收上来，形成党的科学决策，例如，农村改革的决策就是这样形成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坚持以人民为本，还必须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充分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心人民疾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的幸福，是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是判断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他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南，更看作是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指南，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探索当代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论，领导中国走科学发展之路。

第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的科学发展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切实把实事求是的精髓落实到探索中国科学发展道路当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定要提倡这个道理，要靠这个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发展。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3]正是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基本原则，邓小平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科学分析中国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当代中国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

第四，必须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发展。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推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是一项伟大的但同时也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依照，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必须在发展实践中探索前进。因此，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16]“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17]正是坚持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进程。

三、发展必须坚持正确性质和方向，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发展是一种前进上升的运动，是事物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运动，发展的实质就是新陈代谢，就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思想，在领导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和发展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把发展的观点用于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低级状态不断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阶段必然要代替旧的落后的社会阶段。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社会制度，必然要代替无法克服其自身矛盾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历史领域中的发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深信不疑，在谈到当代人类历史发展时，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8]虽然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曲折，但是暂时的曲折不能改变根本的方向，经历了曲折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正是抱着这种坚定信念，邓小平在分析发展问题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要求。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代中国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方向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旗帜鲜明、毫不动摇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9]他还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20]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21]

第三，发展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什么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发展的目的、方向和判断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观点是毫不含糊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正因为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判断发展政策和成效的标准都与社会主义本身直接相关。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2]之后，他反复强调这个标准。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系统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邓小平的标准是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来谈的。

第四，当代中国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坚持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

当代中国发展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而要确保这个方向就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4]根本原则就是根本要求和底线约束，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采取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方法，但是决不能触动根本原则的底线。也就是说，决不能离开公有制主体地位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决不能离开共同富裕搞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对此，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25] 如果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失败了，“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26]同样，我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子，决不允许搞两极分化，决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否则我们也是失败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7]“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28]

四、发展必须坚持科学方法，努力实现全面、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邓小平始终强调，不论是经济工作还是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为此，他在领导中国走科学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坚持重点论和全面论相结合，阶段论和持续性相结合，速度与效益、局部与全局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原则，努力为中国未来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29]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注重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各方面的关系，既要做到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好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做到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他在1980年就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0]当然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并不是说要平均发展，而是要把重点和一般、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结合起来，把发展中的各种要素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合理安排，形成联动合力。例如，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搞好对外开放，同时必须立足自身、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他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31]而经济开放又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两个方面也必须统筹起来，既要实行对外开放又要实行对内搞活。

第二，强调要进行综合性改革，两个文明一起抓，力争实现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总体发展时，一方面强调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放松，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全面发展，而不能搞单打一的片面发展。在改革方面，他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搞综合性的全面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要搞好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2]在发展内容方面，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3]在南方谈话中，他结合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4]在发展方法上，他特别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对一手硬一手软，即一手抓开放搞活一手抓端正党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第三，强调先富带动共富，速度效益相结合，谋求实现协调发展。

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我国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基础不同、差别很大，存在着不均衡发展的状况，甚至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如果协调不好就会激化矛盾，出现社会不稳定。同时，迅速摆脱贫穷是各级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为了能够迅速脱贫致富，一些盲目追求高速度、铺摊子、低效益的发展思路和方法在所难免，协调好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要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力争实现协调发展。在摆脱贫穷、发展致富方面，他一方面提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要协调好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利益关系，先富带动后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协调发展思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为“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5]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具体落实。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也是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一方面我们要迅速发展，加快步伐，另一方面必须把速度和效益结合起来，适当控制速度和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能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的太大，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不能为为日后的发展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

第四，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和人才教育发展，争取实现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所关注的决不仅仅是短时期内的发展问题，他考虑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他提出了“三步走”的长期发展战略，特别强调前面的发展要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现在的发展要为未来的发展积累后劲，力争实现长时期的持续发展。他多次强调，我们要着眼于连续长期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20世纪，更要着眼于21世纪，现在的发展要“为下个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36]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高度重视人才教育发展，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必须协调好基础产业的发展，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在教育人才发展方面，他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教育、科学、人才是关键，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就能够显示出来，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37]在人口和资源环境方面，他不仅强调必须控制人口、搞好计划生育，而且提出“‘绿色革命’要坚持一百年，二百年”[38]的思想。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他高度重视不同产业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特别是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39]他还特别强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是关键，因此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40]

第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努力实现稳定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试验，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风险在所难免。因此，既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发展，同时也必须要重视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切实保证社会稳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实现稳定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1]在深化改革方面，一方面要大胆地创大胆地试，另一方面则必须要稳妥推进，小心谨慎，走一步，看一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矛盾也不断呈现出来，其中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均的矛盾日益突出，处理不好就会酿成社会动荡，对此邓小平保持高度清醒。早在在1987年，他就指出，中国人口多，各地发展不均衡，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两极分化，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90年以后，他更加重视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克服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动荡的问题，强调指出：必须搞共同富裕，两极分化必将矛盾重重，动荡不安：“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2]正因为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他反复强调必须要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分配问题的时间表，“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43]

五、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

系统研究和全面理解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对于当前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启示。

第一，应该学习邓小平看待发展问题的思想高度和战略眼光，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当代世界格局变化和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解决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的高度来看待发展问题，而不应该狭隘地、封闭地、一般地看待发展问题，真正把发展看作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放纵核心的关键的重要的战略位置上，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第二，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发展。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量地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西方的发展理论，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的发展，是在实践中应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而不是背离了这个理论。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歪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一些人打着学习借鉴等旗号，主张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企图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发展引向歧路，这种主张和作法是极端错误和危险的，必须坚决反对。

第三，必须科学理解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破除“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发展从来就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没有社会制度内涵的发展，深层次上的发展是社会制度的更替和进步，在现实层面上，不同制度框架下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方向。企图以中立的发展来掩盖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矛盾，回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冲突是完全错误的。打着中立发展的旗号，在当代中国搞私有化、三权分立、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一种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方向的发展，任其泛滥将危及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进步和完善，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第四，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此，必须破除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片面发展论，这种不合理的发展观割断经济了同其他方面联系，把发展仅仅看作是经济增长，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人类的长期利益和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必然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