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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着力纠正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失误，逐步完善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决策，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形成、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纠正改革开放之前的错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而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运动，则是在纠错的过程中开始的。在改革开放之际，邓小平以纠正“两个凡是”错误为契机，掀起了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在此基础上系统纠正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重大错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前夕，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①]“两个凡是”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使“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继续推行而不能得到纠正，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

“两个凡是”观点一经提出，邓小平就给予坚决反对并尽力加以纠正。《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他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②]不久，他又比较系统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③]

在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同时，邓小平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④]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此，1982年9月，邓小平作了较详细的阐述：“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⑤]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全党系统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彻底纠正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功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框架。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体系，就是对毛泽东的纠错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⑥]

二、纠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失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纠错行动并没有停止，但是纠错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之后，着力于纠正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失误，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的政策，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

1、勇于承认并敢于纠正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失误，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和思想智慧。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亲自开创和领导的开创性的伟大实践，是不是知道、敢不敢承认、能不能纠正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失误，是对邓小平政治勇气和思想智慧的重大考验，毕竟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失误在所难免。对于改革开放的冒险性、探索性和试验性，邓小平是非常清醒的，对于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失误，他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不仅勇于承认这些失误，而且善于通过纠正错误来推进事业发展。他从不讳言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失误，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⑦]因此，必须要清理一下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当然，邓小平并不是简单地承认错误，而是要在认错之后彻底纠错，以推动改革开放更好发展。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就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作出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总结，着力把教训转换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他指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⑧]

2、及时发现并纠正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提出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方针。

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很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为此，1988年后，邓小平多次谈到经济过热问题，作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支持治理整顿。1989年3月23日，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⑨]此后，中央开始全面进行整理整顿。同年4月8日，他又说：“这几年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带来了一系列供求关系的困难。这种现象如果在五年前就警惕，可能情况比现在好得多；哪怕在三年前注意这一问题，也会比现在好得多。”[⑩]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指出：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

在整理整顿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谨小慎微，担心出问题，因此放低了经济发展速度，造成了经济滑坡。对此，邓小平高度关注，及时纠正，提出搞治理整顿决不能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而要推动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11]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特别强调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1991年8月，他说，“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2]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总结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要按照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既要稳步协调发展，又要加快发展速度，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3、深刻反思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大力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方针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导致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带来了严重后果。对此，邓小平多次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1989年3月4日，在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3月23日，他再次说道：“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13]半年后，在会见李政道时又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弥补起来困难得多。……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14]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一些人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不够一贯。他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5]

在深刻反思、认识错误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必须要彻底纠正这个重大失误，下大力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加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度。1989年11月，他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16]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4、多次在开发浦东问题上认错，不断鼓励上海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在设立经济特区问题上，邓小平起初没有考虑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为此，他自己多次做出自我批评，到了1990年，他纠正了这个错误，及时推动中央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1年，在上海视察时，他对开发浦东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自我批评，解释了当时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的原因，勉励上海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17]他勉励上海人民，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南方谈话中，他再次作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自己当年的一个大失误，他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18]正是在在他的关照和推动下，浦东开发开放轰轰烈烈展开，如今，浦东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5、实事求是指出反腐败工作中的失误，明确提出严惩腐败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腐败问题也严重起来，对党的形象造成极大的败坏。对此，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给予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反腐败工作并不彻底，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甚至成为诱发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如此严重，但是，我们党在当时对反腐败却往往下不了手。邓小平指出，“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在认识到这些失误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坚决纠正的思想和措施，要求必须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腐败，决不姑息，“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19]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20]正是在邓小平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狠抓反腐倡廉工作。

三、邓小平纠错创新实践的启示

邓小平的纠错创新实践，体现了他超人的政治勇气和思想智慧，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敢于认错、勇于纠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进步，是一个政党、一个领导集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政党要创造性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在出现错误之后，敢于承认错误，及时吸取教训，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21]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幼稚阶段，出现了种种错误，特别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导致了的第一次革命惨痛失败；从血污中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掀起了土地革命运动，逐步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后果；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并纠正了这种错误，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进一步走向成熟。延安时期，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和纠正了党史上的各种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上、政治上走向完全成熟。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日益走向健康发展。

第二，总结失败教训，作出正确决策，开辟发展道路，形成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它们都构成了党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素材。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22]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正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光辉论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20世纪40年代，全面清理并彻底纠正了的“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实现革命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又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各种错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失误难以避免，关键是要在纠正失误的基础上推动改革开放顺利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改革开放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性的事业，是一场很大的试验，在探索和试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失误和挫折，甚至是失败。出现失误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认识并纠正失误，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多次提到改革开放是一场试验，没有经验可以参照，因此难免会出现失误和挫折，“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23]历史也正是这样，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发生过大的像1989年政治风波那样的重大事件。但是，面临这些失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吸取教训，作出正确决策，进一步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24]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同时，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党中央对这些问题高度关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战略，力求克服发展中的问题和障碍，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任何实践都不可能没有失误，正如邓小平所说，“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25]为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幻想失误不会出现，也不能在失误面前惊慌失措或回避否认，而是要秉承敢于知错认错纠错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和教训，剖析矛盾问题，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增强发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