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话题一直为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所关注和热议，其中有不少问题还引起了学界很大争论。我认为，应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原理之所以是科学，首先是因为它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者

　　恩格斯晚年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里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前二者的“理论终结”、“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构，则包括理论原理和策略（包括战略）原理。列宁在近百年前曾说过：“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

　　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情况是有些人颇知马列，但一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便摇头说，“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呀”；另有一些人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当年所论述的存在某些不一致的情况，便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这两种情况显然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出现这两种情况，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常常没有被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历史上“左”的东西坏了它的名声。我认为，谈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统一起来。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原理之所以是科学，首先是因为它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者，“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就这个原理本身，如常被提到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绝不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私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基石”（即“两大发现”）之上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人民群众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剩余价值学说则阐明了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从而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是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论证“两个必然”、提出“两个彻底决裂”的。

　　何谓“科学”？科学就是在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基础上阐明其发展的规律，指明运动发展的大体方向和趋势。但是，社会实践总是比理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理论无一例外地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就马克思当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言，随着后来的发展，其自我调节能力等许多情况也超出马克思当时的视野之外。这没有什么奇怪。

　　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发生的。这里的资本主义远未“成熟”，社会矛盾却更为尖锐、复杂；资产阶级未老先衰，工人阶级虽少、却有强烈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又传来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随后，共产党产生了。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不少基本情况不像马恩论证、预测、描绘的那么纯粹：这里的工业化还未完全实现，信息化已经来了，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了；非公有制经济没有还不行，市场经济没有也不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按劳分配”，也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论述的那么纯粹。按照马恩的预测，“过渡时期”很短，无产阶级专政任务也较单纯，国家消亡很快。但社会主义实践表明，这个“过渡时期”的实践过程比预测的要长得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要复杂得多。马克思是睿智的，他从来没给自己提出详细设计未来社会的任务。实际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首先和主要的不是指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

　　总之，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地理解、机械地照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体会其革命精神，特别是其所指明的方向——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

　　■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就中国情况而言，历史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很大、很深、很久。对于这种影响，我们不仅要“一分为二”，而且要分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来进行的。我们党在其“幼年时期”不“走俄国人的路”，是难以设想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和基本思想的要点一度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下提出的。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用主要则是消极和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看法。在共产国际中期，也就是苏联模式形成和确立时期，联共（布）实际上把其模式和经验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当时苏区的政权建设方面，从政权名称、形式、内容，都基本上照搬苏俄的做法。后来，我们党纠正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导下才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也提出以苏联为鉴搞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总体上看，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建设上套用苏联模式的情况还很突出，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也存在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的倾向（当然也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是收到积极效果的，成果也是巨大的。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这不仅是因为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苏联一个榜样，而且也是由于两国国情相近使然，所以，当时学习苏联是必要的。还应该看到，我们学习苏联也并非一切都照搬照抄，比如在政治体制和政权建设上：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入人民的范围、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苏维埃）、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非苏式的一党独存），建立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非苏联的联邦制），基本上都是依据本国国情和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体制。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一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济发展上排斥市场作用等方面，同苏联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在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以人为本、法治、保障人权等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成果，同苏联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已经有明显的根本性区别。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一面鲜明的旗帜。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其内涵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表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是在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它也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明确这三对关系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大的偏差。当然，从思想理论渊源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东方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所搞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国情方面讲得最多的是“人口多，底子薄”。所谓“底子薄”，不仅指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也指思想文化层面上比较落后。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有时干脆说它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党制定和实行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一点，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之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最大难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作了精辟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征程，也是一部发扬传统文化、吸收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发展的奋斗史。现在，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并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说明我们党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我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仁义、诚信、谦让等社会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即不走极端、不偏不倚）、“平衡”、“适度”等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片面认识要靠发展着的实践来纠正

　　近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不同声音。其实，有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现象。近年出现的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有的是利益使然，更多的还是认识问题。比如，那种质疑市场化改革的“不同声音”，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实践已作了一些明确回答。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不同声音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找缘由的，因此，我觉得首先要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正视矛盾和困难，冷静地寻求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往前发展的正确途径，从而靠发展着的实践来消除这些错误认识。

　　我认为，当前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主要在于我们如何较好地处理我们所面临的五对关系，即统筹好中外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城乡关系、贫富关系、干群关系。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问题。在此方面，我们党已积累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主要有三个关于“三者关系”的经验。

　　其一，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要（也是从全局上）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结合，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需要强调的是，要通过改革化解妨碍发展和稳定的体制和机制的“硬”障碍。不仅社会政治生态的协调有赖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化解矛盾，自然生态的失衡也明显地有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不破除现实中以个人升迁为动力的干部政绩观，不改变以GDP增长为第一“硬”指标的评价体系，就难以真正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难以保障和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任务，难以符合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不以“硬”的制度、措施和“硬”的执行力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就无法抑制不顾社会利益、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冲动。当然，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万无一失，但把握时机和民心尤为重要。

　　其二，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实行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在这三者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这些年来，有的地方出现的让老百姓不满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个主要原因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一些环节上还缺乏切实的保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违背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宗旨的一些做法。

　　其三，文化建设上我们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正确方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这一表述凝炼而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里，我认为还需要强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应忽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我们走向世界、解决国家统一的文化认同问题，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中的诚信、仁义、谦让等社会伦理道德，对于推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不断消除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消极现象，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和”（和而不同）、“中”（中庸、不走极端）、“衡”（平衡、均衡）、“度”（适度）这互相联系的四个字，则是我们应该自觉自信地推向世界的一种优秀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但是，这些“软实力”必须有“硬实力”作支撑，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到底还要通过强大的综合实力来体现。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