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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它不仅凸显了和谐社会的理论主题 , 而且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指导。生态文明视阈中的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理想社会形式,是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逻辑互动,是一个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与“科技理性主义”价值观、有效规避 “有组织风险”、实现以生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式。理性地分析生态文明视阈中和谐社会建构的必要性、内涵及原则等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对绿色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对回归自然的爱慕与向往,它是“现代性危机”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在“类同一性”原则支配下对自身行为反思的必然结果,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

　　首先,生态文明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经历了由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经验型的农业文明——理性型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转变,与此相适应,社会形式也经历了由神化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原始社会——有机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征服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一般而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文明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 , 文明的进化与变迁都是后一种文明对前一种文明的扬弃。农业文明取代原始文明是这样 ,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也是这样。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 它实质上就是科技文明。在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时代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是以机械的征服论自然观为出发点、以科技理性主义为特征、以满足人类需要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 征服论自然观肯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支配的地位 ,弘扬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但是,征服论自然观引导下的人类行为也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方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引发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异化,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生态危机”与“道德危机”等在学术界称之为“现代性危机”。“现代性危机” 表明 ,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 , 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1。而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就是和谐社会,我们只有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才能真正实现对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其次,生态文明凸显了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主题。生态文明的形成最初源于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但它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绝非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多个领域 ,而这构成了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主题。其一,生态文明首先内蕴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本身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扬弃与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疑是生态文明的首要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是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目标。其二,生态文明也蕴涵着人与人的和谐与全面发展,生态文明的关键是人的问题。 许多看起来不属于人的问题像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反常、动植物灭绝等,实际上也是因人的不良行为而引起的,而实现全人类、各民族、各阶层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和谐与发展也无疑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其三,生态文明还内蕴着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就是在批判经济与社会严重不协调发展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本身内蕴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祈向 ,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生态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揭示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演进方向,同时也凸显了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主题。

　　最后,生态文明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生态文明批判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即实现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有机统一,这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方法论指导。其二,生态文明批判了工业文明过分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 , 批判了经济主义、 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强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其三,生态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具备了全球意识,即站在整个人类(类同一性 )、整个世界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认为人类工业文明导致的 “现代性危机”像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经济危机等都是一种全球性危机,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站在全球化的理论高度进行全球性的综合治理,而这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指导。

　　从生态文明的视阈来建构和谐社会 , 其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和谐社会是一个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人同自然界的统一,是在一定文化模式的支配下人与自然界相互交融的客体。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 因此,要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建构和谐社会,必须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重新赋予自然界同等的权利 , 这是因为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自然界的一切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与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界和睦相处,是人类的最后归宿。

　　其次,和谐社会是一个打破“科技理性主义”价值观,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社会。人本来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 但近代以来 ,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的理性之光揭开自然界的神秘面纱 , 开启了 “世界祛魅” (disenchantmentofthe world) 的理性化的过程,集权化、官僚化、国家主义、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都是理性化的不同表现。在这一科技理性主义精神的导向下,人类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 , 成为征服自然、 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与此同时,绝对科技理性主义也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 , 横流的“物欲”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渺小无助以及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人”3。由此可见,要建构和谐社会,必须打破“科技理性主义”价值观,实现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重新回归“生活世界”。

　　德国思想家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直观的、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因而生活世界也是丰富的,它给人以感性的生存基础。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着生动的、充满“人格主义态度”的交往,因而也是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人在科学世界里所获得的理智方面的发展 ,只有回溯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才能被赋予其人生的意义 , 并且只有回溯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性才能作为理性而显现出来。马克思曾经说过:“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4 纯粹的科学世界除了抽象的、以客观的‘真’为目的的概念、命题和逻辑推演外,它无法再为人的生长提供别的东西。 只有感性的、生动的、丰富的生活世界, 才能满足人在理智、情感、意志等多方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因而,回归“生活世界”是协调人之感性与理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矛盾与冲突的有效途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建构内容。

　　再次 ,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效规避“有组织风险”,实现生态民主政治的社会。如果说,在私利以及物欲的驱动下,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科技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 ,个人盲目的行动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形成生态危机的话;那么,那种在“现代化”价值观的引导下,不同国家、民族、集团有组织地利用科学技术、集体合作的理论所展开的对自然界的开采、掠夺与破坏,以及彼此间进行的核竞争、相互间转嫁环境污染、工业废弃物等行为则将整个人类的生存带入了毁灭的边沿,技术专家、政府、组织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乃至整个地球的毁灭 , 整个人类生活在极为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之中 。这就是“有组织的风险”。“有组织的风险”导致了“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样面临着工业社会对大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同一种生态灾难,虽然国家不同、制度不同,但是大家共处在同一条船上,吞噬着同一种恶果,承受着同一种命运”5。这样,建立良好的政府、 有效规避“有组织风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而在风险时代,实现生态民主政治是建立良好政府的必由之路。德国思想家贝克指出:“我们需要加强的和广泛的民主政治,因为反思的现代化触及到了科学本身。” 6因而,只有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建设生态民主政治,建立服务型政府,才能有针对性地规避“有组织风险”,才能有效地协调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无疑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最后 , 和谐社会是一个生态文化占主导,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社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诸领域的各种矛盾,只有深入开展文化的启蒙运动,唤醒人格的尊严与独立、 公正与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意识,挖掘人性之中的批判与创造的动能 , 培育生态文化的现代核心价值观,在追寻适合人类生存的文化模式中,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这样,“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来到:人们将由此摆脱贫乏的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 (生态文化——引者注),我们的生活才富有意义 , 我们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消灭。 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7。 在当今风险时代里 , 我们必须坚持以这一生态文化为主导来进行思想启蒙,因为生态文化是当今时代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文化模式。它既强调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或生态系统可以支持的范围之内 , 又强调人类与自然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单向的人类对自 然界的征服、改造和控制关系。这一文化价值观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价值观的转变,实现了以征服自然为成功的发展观向与自然平衡协调、在发展中保护环境的发展观的转变。

　　既然工业文明引发的危机是一种全球性危机,那么,就应当以生态文化进行世界性的思想启蒙 , 只有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达成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共识 , 生态文明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这同时也表明 , 和谐社会绝对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国家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是一个生态文化占主导,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社会 , 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全球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不是对人类发展的限制 , 而是在保持“良序” 与实现“正义” 的基础之上来实现人与社会、 人与自 然及人与人之间有机互动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 , “发展”、“良序” 与“正义” 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原则 ,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首先 , “发展” 或可持续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其实质上是和谐差异化,即在和谐基础上的差异化发展。正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人类主体性的发挥、生产力的发展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为个体之间在资质、社会地位、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个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个性的发挥才成为可能。由此可知,差异才是“发展”真正的力量之源,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但是 , 发展并不意味着差异的无限扩大,而是有限度的,增长也有自己的极限,这是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或以“财富”、“权力”、“声誉”为主的稀缺资源是有限度的。工业文明就是无视或忽视了这一点。 尽管差异是发展的力量之源,但发展绝对不是差异的无限扩大。在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基本和谐基础之上的“差异式” 发展,这种差异要以没有超出自然界、社会以及他人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这种发展一般称之为“可持续发展”。这种差异式发展不同于工业文明差异式发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在类同一性支配下的发展,它强调的不是单纯的个体原则,不是过分的两极分化,而是在照顾了整个人类生存总体利益的前提下的差异式发展,其主要目的在于“合理拉开差距”,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由此可见,“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其实质上是和谐差异化 , 即在和谐基础上的差异化发展。

　　其次,“良序”或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原则,其实质上是差异和谐化,即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化发展。和谐社会既强调和谐中的发展 , 也强调发展中的和谐,即坚持差异和谐化,以实现“良序”或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为目标,从而实现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化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良好的、和谐的秩序,这既是生态文明的着眼点、 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核心原则。和谐是针对差异的过分拉大而言的,这是因为 “只有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资源的调查、开发和管理进行国际合作和达成协议,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8。而实现差异基础上和谐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社会整合。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是指通过对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社会实现一体化的过程。

　　社会整合包括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三个层次:功能性整合(又称自然整合)、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它们分别是从社会的专业化、制度化和社会化角度对社会进行的整合。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一种社会分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整合,其主要目的是要使社会资源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和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使经济的运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要求 , 适应现代化变迁的需要。 由于功能性整合是一个自然整合过程 , 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 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因此,运用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合法化、条理化梳理,势在必行,这就是制度性整合。所谓认同性整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思想性整合。它是指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避免因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行为紧张和冲突,以达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协调一致的过程。认同性整合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实现价值认同的有效途径就是寻求科学的价值导向和依赖健康的道德规范,当今时代,我们应当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当然,这里的价值导向不同于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价值导向则是相对统一的。

　　毋庸置疑,在承认差异、坚持实现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从社会的专业化、制度化和社会化角度而展开的功能性整合 (又称自然整合)、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不仅直接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也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建立良好的自然秩序,这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即生态危机,其关键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人们过分强调个体性利益而忽视了人类整体性生存而酿成的恶果。因而,“良序”或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原则,其实质上是差异和谐化,即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化发展。

　　最后,“正义”或社会公正与环境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其实质上是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逻辑互动。坚持差异和谐化的“良序”与坚持和谐差异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良序”就是将过分拉大的社会差异整齐划一、 减少社会分化以实现社会稳定、自然稳定,而“发展”则是在合理拉开社会差距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分化以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调两者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出路就是坚持“正义”的原则,实现社会公正与环境正义,这既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社会公正通俗地讲,就是既不能过分强调个人或少数人的发展而忽视甚至取代整个人类的发展,也不过分强调人类的发展而忽略个体的发展。前者往往导致贫富分化、两极悬殊、生态恶化、社会畸形发展等,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纯粹的理性主义、私有化和个体所有制;后者往往导致绝对平均主义、社会生产积极性不高、发展滞后等。“环境正义”,简言之,就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 ,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议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我们既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资源与环境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资源与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发展。即差异式的发展不能超出环境以及地球资源的容忍度,由差异式发展形成的环境污染等所引发的环境保护,其权利与义务的分担应该对等。既不能只享用发展的权利而不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甚至将环境污染转嫁给其他人,也不能享用较大的发展权利而只承担较少的环境保护义务。由此可见,社会公正与环境正义有效地协调了“良序”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真正实现了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逻辑互动,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注释：

　　1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

　　3〔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1页。

　　5〔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6 Ulrich Beck.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Risk Society: Questions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2lightenment,Sage,1992.p.155.

　　7〔法〕A•施韦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8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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