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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双重历史贡献。其中,除了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之外,还表现在他领导全党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长期徘徊、停滞不前的局面,并且从过去为了摆脱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恶果的“绝处求生”,转变为解决前进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与时俱进”,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具体发展机制上的创新,展现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先后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节奏、机制和模式来说,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并不是始终如一和完全相同的。

　　它们之间重要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时间节奏上,从“第一大理论成果”到“第二大理论成果”大约间隔五十多年的时间,而从“第二大理论成果”到“第三大理论成果”则只经过十多年的时间。这种时间节奏明显加快的现象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曾经长期停滞、徘徊不前的现象得到了彻底的纠,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机制上,“第一大理论成果”和“第二大理论成果”都是为了摆脱教条主义或“左”的错误的灾难性恶果而“绝处求生”,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的非稳态过渡的大落大起,在逆境中闯出了一条新路。而“第三大理论成果”则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以解决前进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发展模式上,“第一大理论成果”和“第二大理论成果”,“都表现为自下而上地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或“左”的错误,在破旧立新中创立了新的理论。而“第三大理论成果”则是自上而下地带领全党,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 , 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节奏、机制和模式方面的上述变化,表明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和能力有了历史性的提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过去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常常不得不采取一种被动的、漫长的、往往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非稳态形式,那么现在,由于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和能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开始走上了自觉的、主动的、积极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之路。这对于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来说,堪称历史性的伟大进步。

　　同时,从上述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所有这些重要变化,都以邓小平及其代表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为历史性转折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 , 都直接发端于为了摆脱教条主义或“左”的错误的严重恶果的 “绝处求生”,并且不得不经历一个被动的、漫长的、付出极大代价的非稳态过程。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则是在正确理论指导的基础上 , 以解决前进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 ,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新机制。可见,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伟大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伟大成果,而且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节奏、机制和模式方面的重大转变,以及由此反映的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历史性进步,发挥了更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承上启下的变革作用。

　　二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做出了第二重伟大历史贡献 ,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自身的发展节奏、 机制和模式方面的历史性转变 , 不是偶然的。 他不仅通过创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做出了榜样 , 而且还在主观和客观、 理论和实践等各个方面 ,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性转变 , 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 , 提供了多种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首先,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节奏、 机制和模式方面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邓小平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振兴中华、建设小康社会,开辟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由此,中国共产党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被迫长时间地摸索和徘徊。另一方面,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广大,是一场可能将持续一百年左右,全面涉及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彻底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新问题、新事物将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新理论,找出新办法,做出新成绩。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彻底摆脱了过去延续大半个世纪的每每旨在摆脱教条主义或“左”的错误的恶果的被动的、漫长的、付出极大代价的旧模式,而代之以在正确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以解决前进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新模式。

　　其次,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以其丰富的个人经历和独到的个人视角,新眼目睹了毛泽东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首倡者和杰出代表,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个人错误及其他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困境中长期徘徊、停滞不前的“悲剧”性过程。历史表明,如同马克思主义可以被 “迷信”、“神化” 和 “天才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同样可以被“迷信”、“神化”和“天才化”。因此,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除了满足当时拨乱反正的一般政治需要之外,也都同时蕴涵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正本清源。

　　例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是不是正确 , 是不是做到了与实际相结合 , 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 , 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 等等。为了破除多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和“神话”,邓小平还结合自 己的体会深刻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是很朴实的东西;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等等。邓小平还特别重视通过对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功过是非的科学总结,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教育和引导。 针对毛泽东和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大起大落的历史 , 他特别强调 , 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 ,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 , 既不是一成不变的 , 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必须随实践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否则,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已有杰出成果,也同样会走向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

　　再次,邓小平还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党员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探索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做出新发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是以身作则,率先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组织制度上消除可能会造成思想僵化、个人崇拜、 教条主义的各种障碍。 他发自 内心地说 : “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 , 老年人容易固执”。[1](P381)二是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全党同志 ,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绩。例如,他高度赞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1](P91) 。“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1](P83)他还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那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重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1](P83)三是对自己采取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即便是在功高盖世、个人名望达到巅峰状态时,也从来不允许别人把自己看作百分之百地正确,从来不认为自 己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非常满意了。例如,他在离开中央领导核心岗位前后曾坦言,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P314)。“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1](P297);“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P290);“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1](P376)。他还认为,由于条件不具备,一些重要问题只能留待将来由后人去解决。他说:“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P372);“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P374),等等。

　　综上所述,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节奏、机制和模式方面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既对多年来被“迷信”、“神化”和“天才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也提高了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邓小平鼓励和支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党员群众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新事物,做出新发展,以“扶上马、送一程”的形式继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做出了贡献。这样,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就不仅贡献了邓小平理论,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自 身的发展节奏、机制和模式方面的重大转变 , 以及由此反映的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素质和能力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发挥了更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承上启下的变革作用。

　　三

　　如果说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党遭受重大挫折情况下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那么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 这表明,在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丰富历史经验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问题上,已经更加自 觉和成熟。

　　江泽民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同改革开放分三步走,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相比较,已经做过的事情和取得的成绩都还只是初步的,甚至“刚刚开始”。而且,改革的“攻坚”阶段将会更深刻、更大量地涉及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方面的剧烈变动。新问题、新事物、新挑战将会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已有的思路和办法是不够的。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新的历史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总结新经验、提出新办法、做出新决策。而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继续推进。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以及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必定随着时代、 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江泽民还根据党的丰富历史经验,对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问题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 ; 坚持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还精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还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典范,联系历史实际说明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具体经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深入理论研究,而且一直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着。十四大以后,党中央实施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重要决策,妥善处理了国内和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改革开放获得新的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并胜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等,出现了改革和发展都比较好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高兴,国舆论也普遍给予好评。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完善分配结构和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提出很多新思路、新方针,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世纪之交,江泽民在深刻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将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需要回答,有许许多多的新事物需要探索。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进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丰富历史经验,有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二重伟大历史贡献,新世纪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并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最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变成现实。到了那时 , 我们一定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二重伟大历史贡献的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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