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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来，一个近代苦难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所以有此巨变，原因很多，经验十分丰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个春秋，大体分为三个“30年”。在这“30年”间，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要解决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

　　一、第一个“30年”：探索作为现代化前提的革命时期经历的困惑与解惑

　　近代以来，一个曾称雄世界千年以上的“天朝大国”，经过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轰然坍塌，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间，被夺走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被掠去的“战争赔款”达十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边缘。

　　但是，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求索中处于迷惘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其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真理。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就发生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指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出水火，但对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回答。这是最早的困惑。

　　党的一大，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的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即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党的二大，修正了一大纲领，初步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战略，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指导思想上的很大进步，但是，二大对于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理解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困惑难解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两个倾向。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在领导党的早期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但是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反映了当时党的认识水平。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力，待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革命论”以瞿秋白为代表，他在批评“二次革命论”的过程中，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同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主持的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中国革命要超越民权主义范围，“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反帝反封建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据此，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造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随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一次革命论”的继续发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推行更“左”的错误政策。他们在理论上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因而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同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领导一样，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曲折，乃至严重挫折。

　　在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1935年底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困惑，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二是对于民主革命要否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时的独立自主原则；三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资产阶级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四是关于民主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在延安时期，通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四个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特别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基本解惑了。

　　二、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时由比较清醒再走向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党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清醒的。尽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过纯、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等缺点和偏差，但毕竟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看，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基本是妥当的。

　　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党已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开私营工厂、开夫妻店，雇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春讲过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周恩来在1957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上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的言论表明，当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十分清醒，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后形势骤变，这些认识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光彩熠熠的思想才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出了偏差，有的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改变了此前那些金子般的珍贵思想，而且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和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而不能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状况的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最荒谬的表现形式。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很难健康发展。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P10-11,237-238)这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另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将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泛化，把大量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禁止、取缔；将资产阶级扩大化，把许多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员划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民主法制被践踏，社会肌体和社会成员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广大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缔市场机制，推行“割尾巴”、“根绝资本主义”(其中许多并非为资本主义)的纯而又纯的政策，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优越性；在思想文化上，片面强调“兴无灭资”，混淆和颠倒了许多是非观念，大量优秀文化遗产被当作“封、资、修”大加挞伐，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精神食粮极度贫乏，贻误甚至扭曲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三、第三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实现的顿悟与跨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方面要批判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也要同那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两者非此即彼，不能共存并生的“左”的思想划清界限。所谓20年的“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说到底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P116)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顶礼膜拜，而是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党领导社会主义前期发生的曲折，1957年以后20年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的“左”的错误，都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密切相关。

　　其实，只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并不玄奥。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的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数十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就社会制度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我们国家“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P63,124,229)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P311)

　　——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列宁明确指出：“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2](P289)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他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3](P167-168)“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等。这就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他说：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1](P122,112)

　　——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邓小平认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等地区回归祖国的问题，无论对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内的建设与改革，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还有港澳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它们的对内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1](P67,219)这个“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多重设定：一是两种对立的制度要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1](P97)二是两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对等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1](P103]三是还要利用小地区的资本主义来促进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1](P103]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这些设定，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法。

　　——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一直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向人民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1](P3)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资本主义丑恶颓废的那些东西也在国内蔓延开来。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忧虑。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全党：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1](P379)“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P403)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又对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充满自信。这里所引上面的论述，全面地说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怎样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腐朽、丑恶东西的影响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述多重关系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不断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政策。这是第三个“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三个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反思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放眼世界总结各国发展的新鲜经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走向成熟。它完全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地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

　　一是继承和借鉴。有如上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从政治层面说为对抗和继承。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此，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有明确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上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4](P51)列宁讲得更为直接：我们“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还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5](P129,6)前面已讲过，在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邓小平的认识有如上述。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也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6](P13)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二是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和补充的关系，有如前述，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6年前后都阐述过这样的思想，但未能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除前面介绍的以外，他还强调，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还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要“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1](P181,65,149,150,65-66)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没有展开。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对此有大量论述。他认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3](P351)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P236)；“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P20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236)，从而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邓小平是伟大的典范。这个典范也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充分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会激化。在世界范围内要以两手对两手，纵横捭阖，绵里藏针。在国内，这种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国际上的反华思潮和国内的“全盘西化”论作斗争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和坚强意志，世人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又绝不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社会主义有负面影响而惧怕它和不敢利用它。他既反对“崇资病”，也反对“恐资病”，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辨析、剥离，充分地吸纳、结合和利用其积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在这方面，邓小平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辨析、剥离和吸纳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经过9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能取得如今的伟大成就相当不容易。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共产党人创业，使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创业，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化，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世纪。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还必须继续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只有这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