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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项崭新而艰巨的课题，因其没有先例，故而曾被称作“狭隘的民族主义”，视为“离经叛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闸门，特别是毛泽东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手，是因为其在思想根源上彻底清除了形而上学，真正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尤其是不畏惧被排挤、被撤职、被批判，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实质上是顶住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政治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p.300)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熟既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又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全方位禁锢和严密监控，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步履维艰。

　　一

　　大革命后期，在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严重束缚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悄然起步。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指导中共制定政策与策略，使党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2](pp.325-326)，中共作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并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广泛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种强加于人的近乎包办代替的领导体制，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发挥。然而鉴于当时“革命运动的兴起，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3](p.66)五卅运动前后，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就革命的领导者、主力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进行探索表明态度。毛泽东集中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生搬硬套俄国的革命模式，对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反共倾向只强调团结和不主张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中共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严重滞缓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处于萌芽状态而没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二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共产国际严密的思想禁锢下，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激烈的斗争中艰难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一方面及时地帮助中共实行了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客观上为红军创建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则是对中共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导致三次“左”倾路线相继统治中央，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相当大的阻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将十月革命经验模式化，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进行机械类比”，[4](pp.56-57)从而推导出一个个貌似正确的理论，十分正式地传授给中共。其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理论导引了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第三时期”理论则导引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贯彻到中共党内来，造成连续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各具不同的特点，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第三次则成为理论形态最完备、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三次“左”倾路线又具有共同点：一是在革命形势问题上不承认革命仍处于低潮，提出了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搞武装暴动或同盟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二是在革命的性质、对象和策略问题上混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中间派断定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推向极端；三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城市中心论”，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四是在党内倾向问题上认为党内存在着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右的倾向，全力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5](p.86)

　　总之，在1927—1935年期间，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连续三次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同时，中共党内、军内自身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红四军高层之间意见也有分歧，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表现出悲观思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强大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开拓创新，总结井冈山根据地独创性经验和反“围剿”斗争中形成的切实有效的战略方针与战略战术原则，终于艰难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初步形成。

　　第一，创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促使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是教条主义者，盲目推行“国际路线”，而毛泽东则主张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一直遭到错误批评和指责，特别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年代里，毛泽东更是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比如，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路线中正确的富农政策被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苏区中央局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其军事思想也被不点名地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因此被变相地在实际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被指为“右倾主要危险”、“消极怠工”、“守株待兔”[6](p.52)，毛泽东被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再次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实际上被完全排挤出了红军最高领导层。毛泽东虽屡遭打击，但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它既遵循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原则，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已初步形成。

　　第二，率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初步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左”倾领导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机械搬用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能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成为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批判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我党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更是向教条主义发出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特点，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倾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7](p.55)因此，不能认为只要遵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本本”办法就能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7](p.55)“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7](p.50)“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7](pp.50-51)因此，“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7](p.50)“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p.51)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区别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7](p.51)，并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p.48)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p.54)的重要结论。这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国际那种不顾各国革命实际情况而发号施令瞎指挥的作风的一种批评。这样，毛泽东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提出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为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第三，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下，深刻总结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党进一步清算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党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新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从事了巨大的理论工作，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在两次革命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政治策略上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者在新形势下所表现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初步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着重从军事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此文认为“左”倾领导者之所以在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其根本原因：一是在于他们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因此要正确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7](p.92)二是在于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7](pp.106-107)三是在于他们不甚懂得战略防御问题，才造成了战争的失败，殊不知正是中国革命战争“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7](p.111)，因此提出了积极防御、战略退却、战术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等重要原则，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这是指导我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四，从哲学的高度为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隔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作了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著名讲演，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了“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其中心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析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清算教条主义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我党在新的形势下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执意推行国际路线，从思想上禁锢了中国共产党内很大部分人的头脑，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却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毛泽东尽管坚持，却仍难逃受排挤、被撤职、靠边站的厄运，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布满荆棘坎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严重受阻。

　　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得益于共产国际的肯定而稳固了其核心领导地位，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把自己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为世界工人运动制定基本的政治和策略方针，在解决一切问题时都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并一般应避免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进行直接干涉。”[8](p.108)共产国际转变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开始实行宽松政策，使长期受其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被严密监控的命运，获得了难得的独立自主权利。共产国际的松绑，为中国共产党除去了“紧箍咒”，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大为改观，化解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冰。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肯定和支持，稳固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最坚实、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1937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翌年三月会议上，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否定了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战路线，“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9](p.157)，并向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发起了强劲挑战，制造了党内严重的不和谐。共产国际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因王明回国造成事实存在的俨然有两个领导核心的不正常状况，及时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一是明确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938年9月，刚刚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0](p.141)二是明确肯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党的真正领袖，使王明放弃了对毛泽东取而代之的意图。王稼祥在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委婉地表达了动身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同其谈话的中心思想，即：“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11](p.372)这一明确指示和意见，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彻底肃清“左”的、右的教条主义影响，使全党切实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失时机地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pp.658-659)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闸门彻底打开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撑，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起步艰难，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压制，究其根本原因和思想根源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两种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和冲突。历史启迪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和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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