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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应然性建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性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和歪曲。无论何种传人他国的学说、主义、理论，如果要在他国彰显其存在性、影响力直至存活下来，都存在一个本地化、民族化的问题。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同样也遭遇着类似场景。而究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为之何，其自身的特殊性又是什么？这些我们也无法搁置，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化也就有其特有的问题场，这就是通常大家所谈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背景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前提下表征中国化这一论域的。

　　以海外新儒家为代表的研究中国学的群体中就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归结为儒家化，认为它实际上是彻底民族化、传统化，以儒为尊。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行，有些人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西学东渐过程的元素之一，只是中国借鉴的一个维度，不应提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还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由毛泽东、邓小平等完成了，在已经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思想的一部分，再让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类似观点，这里不一一列举，究其错误或不足，依旧是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性即必然性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到底是一个历史事实和鲜活的生成过程，必将也必然最终指向中国实践这个向度，离开它就谈不上中国化的问题。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也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而不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就不可能有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的理论总结。”叫壬何“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解读或诠释都只是在文本或文献理论的层面上去靠近，而生活的原生态历史语境是无法复原或进入的。“以马释马”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任何一种理论的衍生、进展、建构，在根本上都是由涌动的实践张扬而生的。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实践活动，浓缩在波澜壮阔、影响隽久而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社会变迁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演进的前瞻“文本”，应然性之所在。

　　如何揭示并切中当今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然性无法回避的实践“门槛”。“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透视时代重大问题的脉络，提出前瞻性的有效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只有在回答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应然性继续存在而不断推进拓展。

　　首先，从学说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既有一般性理论的共性基因，那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某个英雄人物编撰出来的“空洞华丽语言”，更在于其后验性．即经受了历史发展的检验和洗涤。马克思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以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的视角，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有其世界性、普适性的特点。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指的是大家常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一领域。通俗地讲就是谈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性问题，而社会演变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应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其次，就事物发展演化进程的规律来看，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相反，挫折与失误甚至谬误往往伴随着真理性理论学说的全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同样面临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它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作出了解答，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更加迫切需要，只是在形式上、内容上都亟需变迁。无论从理论内涵、生成语境还是时代条件、革命时代下的需要与当代构建下的实践都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实践所需，马克思主义都必须中国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而不是东欧化、苏联化、南联盟化，是在中国现实的意境中，中国人自己亲身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无法质疑和否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和长效资源。

　　再次，从历史的证明和现实的需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命题不容置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社会主义重大挫折事件的出现，很大程度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迫切需要，而不是西方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消亡．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实践的进展，正是融合了中国人特有的理念层次的精神脉络。是民族性、地域性与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有机创造，不是简单地结合，更不是任何人的狂妄自大或排斥对方。在这一立场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脱离科学的方法论立场，任何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程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消解自身语境下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和实践诉求。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必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径反思

　　学者陈先达、杨耕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实践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立足实际，结合文本研究；也有学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结合论”，而反思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孙伟平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一文中进行了详尽论述。杨楹教授则从生活哲学视野认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预设的。还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向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当然牵涉到另一个话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什么？如果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内涵实质究竟如何，也就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

　　反思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我们一般常见的是结合论，当然结合的主体可能不同而已。有人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有人以为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结合。暂且不论其对错，从逻辑发展上看，且不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机械的“结合”、简单的“相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物的发展是进化的，新旧更替的，如果只是结合，无论层次如何，终究是上升不到实质性突破的。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找寻新的路径，创新思维，不能抽象谈抽象，最根本的依然是进入活生生的不断生成的社会现实背景。甚至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现实考究，马克思主义终究是一个全球性、人类性的“全球化”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而所谓“实践版本”与“理论版本”关系和其有着现实的通约性。恩格斯曾经公开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把学术与政治隔离的趋向，这样做无异于把现实生活实践抛弃，好似在沙滩上建“空中楼阁”。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存在类似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纯粹是一个学理研究的领域，不应该有政治生活介入，是理论家的任务。听起来好似在理，深究其本质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政治性。应该说，两者必须共生共进，作为实践版本的政治性体现的是基础性、第一性的实践纲领关照，仍需学术性的理论对其进行合理性、科学性论证、反思、批判。

　　第二，将“国际视野”与“中国视线”合理搭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仅仅局限在中国国内这样一个语境版本，要把眼光搁置在世界历史——全球化浪潮中，脱离狭隘的民族观，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遗产，是“政治解放”洞达至“人类解放”的必要的批判武器。我们要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其他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验的借鉴和反思。事实也证明，任何闭关锁国的革命运动、理论实践最终是走向失败境地。我们要把“中国视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以其为精神脉络，链接世界历史下的“国际视野”，打破原有的现实实践狭隘窠臼，以“走出去”的博大胸怀坦然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至于框定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生活语境中，才能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第三，从“结合论”到“创新论”的提升。应该说，从逻辑顺序上看，两者其实是承前和后启的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生活实践相结合，而没有把“结合”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作用样式明确塑造出来，给人一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应用型层面的错觉.因此，不管从样态还是从实质上都必须有所突破，在全球化这样复杂的社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急需从应用层面转变到创新高度，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形式上、内容上实质性的“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革命阶段到建设时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有所转换。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着“化”的两个维度，不能失之偏颇，每个民族都应该在现时代有自己的声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恰当的机遇。把握住它，中华民族在时代发出的声音才能言之有物、落地有声。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共存的当下，如何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得尤为重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质解读

　　应该说，与以往的情形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从论域上、内容上还是在内涵的解读上都得到不同程度地拓展和展开，但从整体上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解答和推进层面似乎还没能达到实践发展需要应有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突显，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诉求。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理论界在坚持“结合”说的基础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各自所持的理论立场和逻辑进路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在结合论的基础上，学术界目前存在着“适合”说、“过程”说、“应用”说等等论调，勿庸质疑，各种观点背后都有其一定合理的逻辑依托和现实应证，而不能一味地就否定其价值，最起码学术层面的争鸣是允许的。但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表明其所持的是一种形式的、表象的理论阐释方式，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解读模式。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把握，从其立场上来说都是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多样性的诠释，事实上依旧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统一性悟读。

　　一言蔽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向的就是中国当下及其未来走向。它的内在精神实质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互动性解读，是与中国基本国情、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及中国实践经验的反思性作用与反作用的梳理和解构。开启并推进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撇开其提出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社会形态特质，必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超历史的、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价值理想和道德理念，把根源于过去革命经验总结和当代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过程的主导价值思想和执政理念依托看作是产生于“意识”的精神，是纯思辨的产物。那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民族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践取向在这不攻自破。如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历史变革中，忽视或漠视其所要面对的生活语境，这就从本体论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历史唯物性、时代创造性、客观创造性和科学理念的实践导向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现实的哲学这一根本特点，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发挥实际的社会效用。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强盛的社会现实有机统一起来，融合当下中国的实践语境和文化精神气质，这才是中国所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共产党宣言》发表近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中，我们只有真正把其置身于中国实践及实践经验总结的视阈中，才能对其有客观、真实、透彻的认识和领悟。任何一个回避现实和历史继承的实践，结局注定失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愿景瞻望

　　从现实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创新的实践性命题，它历经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并依然在社会初级阶段不断深化和创新。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挖掘新的理论资源、探索新的实践形式，塑造新的中国风格，使之更加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主义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形态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处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突显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关照现实的前提下，进行理论的升华，从而又反观现实，走一条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路线。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远景，其实是能不能、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断演进，改革才能不断推向前进。对生活实践的深度追问，践行历史性的反思，对现实和理论赋予批判性的改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未来的进一步的价值趋向和追求。可以预设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并不平直，要从纷繁冗杂的现实生活中真正找到意洽可行的通途，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民族大众的协力而行。我们既要抛弃那种高高在上的书斋式学术“清谈”，也要摆脱“群众式”的政治性“运动”。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的国家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承载着它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也被过多的寄望。因此，必须切实厘定马克思主义“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角色功能，显现其指向时代实际问题的历史厚重性而不是所谓的轻浮的话语编码。据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一如既往地行走在实践的领域，其生成、嬗变、演进的征途才能接受真理的洗礼。

　　具体言之，从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抓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之间的互动性关系，真正解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实质.在研究中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实践内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观念自我演绎而构筑的观念哲学，而是始终围绕着现实生活主题、现实问题与矛盾、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而演绎的批判性实践，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新生活的价值取向。深入现实生活，把握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尖锐的矛盾，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真正凸显哲学引领与塑造新时代生活的功能与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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