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力量”这一范畴即包括左翼政党，也包括左翼非政党组织，例如工会和一些左翼社会组织。其中，左翼政党又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被划分为主流左翼与边缘左翼、传统左翼与新兴左翼、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等等，这些划分方式彼此互有交集。由于西班牙左翼政党拥有通过选举获得国家政权、进而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能力，将金融危机以来的几次大选作为研究主线，能够完整串联起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在这一时期的演变脉络，洞悉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演变历程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班牙陷入了一场系统性的全面危机之中，而传统左翼应对乏力。与此同时，激进左翼的迅速崛起改变了西班牙政党政治格局，致使西班牙政党政治格局持续发生剧烈调整，政治新景观频现。当前，关于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演变历程，仍存在许多有待考究的问题与细节。对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轨迹做以俯瞰与素描，梳理其演变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逻辑，能够为理解当前西班牙左翼运动现状提供学术依据和理论参照。
(一)工人社会党作为执政党勉力维局的力量守衡阶段(2008.8-2011.11)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工人社会党(PSOE)作为执政党始终处于疲于应对危机的局面之中。在这一时期，“我们能”党(Podemos)的形成尚在酝酿之中、“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凭借反紧缩立场实现了一定的复苏，但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因此工人社会党在左翼版图中尚可勉力维局。
起初，时任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工人社会党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国际经济危机正在影响西班牙，而且不认为西班牙高水平的个人债务会加重国内危机。”①甚至直至危机来临前夕，萨帕特罗首相还要求各大银行继续为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由于工人社会党对于经济危机问题的严峻性缺乏全面清醒的判断，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西班牙经济出现严重滑坡。总而言之，萨帕特罗的一系列承诺都未能如期兑现，西班牙也未能在工人社会党的带领下摆脱经济低迷的危局，民众对于工人社会党与萨帕特罗的信任与信心随之降至冰点。
随着2010年5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西班牙整个金融和经济系统的危机开始恶化。由于担忧西班牙经济的增长前景不利，萨帕特罗在5月12日采取了新一轮紧缩措施。与此同时，“联合左翼”的选民比例从5.5%上升到6.3%,但它依然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替代性政治策略。也就是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传统左翼政党或令人失望，或无法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这种政治真空成为了反紧缩运动爆发的完美温床。2011年春，“愤怒者们”占领了西班牙主要城市的广场，将其变成了讨论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战场。民意调查显示，不仅有大批民众对愤怒者运动表示支持，而且有超过75%的民众反对萨帕特罗和人民党(PP)领导人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
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不断蚕食着工人社会党的选民支持率，使其在2011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遭遇惨败，失去了21.8%的选民。为了防止民意支持率的持续走低给工人社会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萨帕特罗于同年7月宣布大选将于2011年11月20日举行，比预期提前了4个月。然而，工人社会党在全国的选举中依然遭遇了预料之中的惨败。据统计，“共有390万在2008年投票支持工人社会党的选民将选票转移到其他政党，约50万此前支持工人社会党的选民弃权”②。两党之间的实际选票差距达到了近16%,这是自佛朗哥去世后、民主制度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这一阶段，工人社会党囿于挽救西班牙经济和挽救自身政党信誉的两难境地中苦苦经营、勉力维局，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人民党政治影响力的反超，在2011年的大选中遗憾交出了政府的领导权。除了备受关注的传统两大党之外，一个后来给西班牙政治版图带来强烈冲击的政党——“我们能”党，此时正在愤怒者运动及其带来的余震中悄悄酝酿着。
(二)“我们能”党作为新兴政党强势入局的力量失衡阶段(2011.11-2016.6)
工人社会党在2011年大选中失利之后，政府权力落到保守派人民党手中。然而，仅仅在宣誓就职三个月后，西班牙金融市场就出现了全面崩溃。随后，西班牙发生了数轮声势浩大的“抗议潮”与“罢工潮”。作为西班牙传统左翼政治力量的典型代表，“联合左翼”不仅未能把握时机壮大自身力量，反而陷入组织内耗，错失发展良机。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党凭借其鲜明的反紧缩立场以及更为激进和民粹化的斗争策略，成功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2012-2014年期间，为抗议本国政府推出的紧缩政策，西班牙工会和一些反紧缩组织发起了数十场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劳资矛盾已经酝酿至集中爆发阶段。在此期间，一些激进的愤怒者运动成员开始意识到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和采取政治营销策略的必要性，“我们能”党则成为这一组织化发展进程的结晶。2014年3月11日，“我们能”党正式注册为政党。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它在网上获得了超过5万人的支持。到2014年6月，“我们能”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工人社会党，排在人民党之后，位居第二。到了10月，它又超过人民党，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该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颠覆了西班牙原有的政治格局，被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长期占据的政治版图开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但到2015年初，“我们能”党强劲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我们能”党内部出现了方案和组织上的分歧。一派由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和伊尼戈·埃雷洪(Iňigo Errejón)领导，另一派由巴勃罗·埃切尼克(Pablo Echenique)和特蕾莎·罗德里格斯(Teresa Rodríguez)领导，双方内斗势必影响组织发展。二是由于“我们能”党难以解释其政策的政治取向问题，一些左翼力量指责它是委内瑞拉式的民粹主义，并对该党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的个人诚实进行了抨击。民调显示，该党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从2014年11月的22.5%下滑至2015年6月的16.3%。
2015年12月大选之后，西班牙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进入议会的四个主要政党均未能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各党组阁的努力也均以失败告终。为了提升在2016年西班牙大选中的竞争力，“我们能”党选择与“联合左翼”组建了名为“联合起来我们能”(Unidos Podemos, 2019年更名为United We Can)的选举联盟。最终，在2016年6月26日选举中，“人民党继续以137个议席数保持领先；工人社会党虽然从先前的90个议席减少为85个，但仍然保持住了第二大党的位置；‘联合起来我们能’赢得71个议席；公民党(Ciudadanos)赢得32个议席”③。尽管人民党获得了最多选票，但仍没有达到组建政府的议席数。最终，人民党经过多方协调，同意在年度预算、劳动力市场改革、税务改革等政府重要议题方面向公民党做出让步，并与其达成联合执政。
可见，在“四足鼎立”的政治背景下，四大政党之间的交锋博弈在所难免，其背后的政治逻辑错综复杂，既包括新兴政党对传统政党的挑战，也涵盖着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角逐。在这一时期，各党联合执政的团结与突破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三)工人社会党与“我们能”党双方并立的力量相持阶段(2016.6-2023.5)
2016年6月的大选证实了西班牙“两党制”格局的结束和政党体系的分裂，一个由四大政党——人民党、工人社会党、“我们能”党和公民党组成的体系初步形成。随着参与者的变化，竞争模式和政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出现。
历史与实践证明，少数派政府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人民党与公民党达成合作，但在议会外仍然受到来自左翼力量的掣肘。工人社会党扮演着政府反对派的角色，时常联合“我们能”党向人民党政府发难，抨击人民党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政策法规。从2017年7月开始，工人社会党全力推动西班牙国家法院深入调查人民党腐败问题。2018年5月24日，西班牙国家法院就“居特勒案”对人民党进行终审判决。宣判当晚，工人社会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研判当前形势，试图对首相拉霍伊进行弹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因与中央政府持敌对立场，“我们能”党和加泰罗尼亚地方独立党派必然会在弹劾案上投赞成票。经过秘密洽谈，工人社会党又获得其他七个左翼党派(“我们能”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加泰罗尼亚共和独立党、妥协党、巴斯克国家联盟党和新加那利党)的支持，并在首相的不信任动议投票中以“180票赞成、169票反对、1票弃权”④的结果成功弹劾拉霍伊。随后，工人社会党看守政府上台执政。
2019年初，工人社会党看守政府向议会提交的《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遭到否决，桑切斯被迫宣布将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大选提前举行。但由于没有党派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且各党派之间迟迟无法达成联合组阁协议，政府空缺长达半年多。在同年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工人社会党获得120席，“我们能”党获得35席。经过2019年两次大选的洗礼，工人社会党重新评估国内政治形势，为尽快打破看守僵局，向“我们能”党抛出了联合执政的橄榄枝。经过多轮磋商，双方均决定以组建联合政府为首要目标，在许多重要政治议题上各有退让。在两党的积极努力之下，桑切斯在2020年1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议会投票中以“167票赞成、165票反对、18票弃权”⑤的微弱优势成功当选首相。1月12日，首个左翼联合新政府正式创建，内阁成员人数增加至23名，其中四位为“我们能”党成员。
左翼联合新政府上台后致力于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但依然难以对抗民众对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通货膨胀率飙升和购买力下降的失望。此外，桑切斯依靠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离主义政党的支持来通过立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执政地位。右翼政党趁势猛烈攻击桑切斯依赖联合政府中的分离主义者与极左势力，称“桑切斯被掌握在激进分子手中”⑥。以上种种都直接影响到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及其盟友“我们能”党在2023年选举中的表现。
(四)工人社会党顶住人民党压力艰难连任的力量博弈阶段(2023.5至今)
作为西班牙大选前夕的政治风向标，2023年5月的地方选举结果显示，工人社会党不仅在市镇选举中的总得票率落后于人民党，而且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落到了中右翼人民党的手中。同时，其左翼盟友“我们能”党的政治表现也一落千丈，一方面原因在于“工人社会党‘回归左翼’路线对其政治空间造成的挤压”⑦,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其作为联合政府的参与者执政表现平平。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之下，“我们能”党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在2021年3月15日宣布将辞去中央政府职务。经过内阁改组，时任劳工部长、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约兰达·迪亚斯(Yolanda Díaz)接任副首相一职。随着政治影响力的提升，迪亚斯于2023年组建了由15个左翼党派组成的选举联盟——苏马尔运动(Sumar)。“我们能”党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在注册截止日期前四小时决定加入该联盟。
在地方选举失利的背景之下，桑切斯决定兵行险招，将原定于12月举行的大选提前至7月23日举行，旨在遏制右翼阵营影响力继续扩大，化解地方选举失利引发的执政危机和党内信任危机。从选举结果来看，这一战略收获实效。虽然人民党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即便与呼声党结盟也无法成功跨越组阁门槛。人民党的失败则为工人社会党创造了机会。在地方选举遭遇惨败、选前民调一路低迷的空前压力下，工人社会党的大选表现却优于预期，得票率和议席数分别达到31.7%和122个。新成立的左翼选举联盟苏马尔运动获得12.31%的选票和31个议会席位。
由于人民党领袖阿尔韦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ňez Feijóo)在2023年9月举行的两轮议会投票中均没有取得当选首相所需的绝对多数票，桑切斯在随后被提名为首相候选人。为了团结所有地方性左翼小党，工人社会党不惜在诸如“地方自治权”和“大赦分离主义者”等敏感问题上妥协让步，终于获得足够多的盟友支持。2023年11月16日，工人社会党领袖桑切斯最终以“179票赞成、171票反对”⑧的微弱优势成功当选西班牙首相。本届政府由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运动两大左翼党派联合组成，“共有内阁大臣22名，其中全部4名副首相均为女性”⑨。未来，左翼联合新政府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二、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总体特点与新动向
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调整变化，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也随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发展格局以“一强多弱”为主，“双强并立”偶现
“一强多弱”是指左翼阵营中工人社会党一党独大，其他左翼政治力量影响力远低于工人社会党的格局。“双强并立”是指左翼阵营出现了两个实力相当的头部政党——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这两个政党微妙地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博弈状态之中。关于这两种格局，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一强多弱”和“双强并立”格局的具体表现。
在“一强多弱”的格局之下，无论是否获得执政地位，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左翼政党。具体来看，其他单一左翼政党在这些时期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是“我们能”党在2019年大选中的14.32%的得票率和42个议席，勉强超过工人社会党当届大选所获席位(123席)的三分之一。而工人社会党在这些时期所取得的最差成绩是2011年大选的110个席位，可见实力远超其他左翼政党。2016年6月的大选期间，“双强并立”格局短暂出现。在这次大选中，工人社会党获得22.63%的得票率和85个席位，“我们能”党获得17.6%的得票率和69个席位，两党席位之差仅有16席。也是从这次大选开始，“我们能”党拥有了就组建联合政府与工人社会党进行谈判的筹码。
第二，“一强多弱”和“双强并立”格局的具体成因。
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形成“一强多弱”发展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人社会党作为西班牙两大传统主要政党之一，具有不可撼动的实力和地位。尽管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对传统两大党的优势进行了部分消解，但工人社会党成立140余年来所形成的政治基础和选民粘合性已经赋予其相当程度的对抗政治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形成了众多地方性左翼党派。在加泰罗尼亚、加纳利群岛、加利西亚和巴斯克等自治区，存在着众多地方性民族主义势力，其中也包括许多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ERC)、巴斯克团结党(EH Bildu)、人民团结候选人(CUP)和加利西亚民族主义集团(BNG),等等。但由于这些政党的地方性，他们很难突破地区的限制、获得更大的发展，因而形成了“多而不强”的特点。
“双强并立”发展格局的成因则显而易见，是西班牙民粹主义浪潮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杰作。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上，“我们能”党采取了一种与新社会运动相类似的组织形式，利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双重载体实现了迅速崛起。可以说，“我们能”党的发展巅峰是“天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利”——西班牙民粹主义土壤的肥沃，“人和”——西班牙民众对传统政党无法代表其利益诉求的失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产物。一旦任何一方面因素发生变化，形势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从长远的视角来看，这种“双强并立”发展格局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第三，“一强多弱”或将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的“新常态”。
最近一次大选的结果表明，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已经恢复了“一强多弱”的发展格局，并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格局。首先，激进左翼思潮带来的“政治窗口”开放时间有限，“我们能”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疲软期，短时间内难有新兴左翼政党复制“我们能”党的发展神话，与工人社会党比肩。其次，工人社会党虽然失去了单独执政的实力，但即使是在与“我们能”党分庭抗礼的时期，工人社会党也依然以微弱优势位列左翼第一大党，其“一强”地位难以轻易撼动。最后，只要西班牙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各地方性左翼政党就会长期存在并保持影响力，形成“多弱”。
(二)发展曲线暗合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的激进化进程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在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激进化进程，并为欧洲左翼政治生态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仔细比对之后可以发现，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曲线与欧洲左翼政治力量激进化的走势不谋而合。
纵观欧洲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迅速崛起过程，各个新兴左翼政党的发迹主要集中在2012-2015年之间，发展巅峰期主要集中在2015-2019年之间。按照崛起的先后顺序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是金融危机后欧洲最先崛起的一支左翼政治力量”⑩,在2012年的希腊全国大选中直接斩获71个席位，成为第二大党。此时，意大利五星运动党(M5S)也早已在意大利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十分耀眼的成绩——在全国28个城市中获得议员席位，并同样在2013年参加全国大选时斩获第二大党地位。两年之后，葡萄牙左翼集团(BE)在2015年的葡萄牙大选中获得19个议席，重回第三大党地位。此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已经发展至鼎盛时期，以议会第一大党的身份与独立希腊人党联合执政。2018年3月，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与意大利联盟党达成协议成立联合政府。
从西班牙方面来看，作为新兴左翼典型代表的“我们能”党的崛起时间(2014年)几乎与葡萄牙左翼集团同期，进入联合政府参与执政的时间(2019年)稍晚于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时间线上的吻合只是判断“我们能”党的崛起和发展与其他几个政党同属一波浪潮的标准之一，最重要的判断依据还是其兴起的动因与其他几个新兴左翼政党相同，均得益于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对于传统政党和经济紧缩政策的不满，以及民粹主义思潮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发起的强势冲击和挑战。
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曲线始终暗合着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的激进化进程。而从发展曲线变化的灵敏度来看，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曲线通常会先一步作出变化和反应，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发展曲线的变化则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说，通过对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的激进化进程作出研究，我们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预判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未来发展。
(三)发展空间在整体上受到右翼阵营的侵占和挤压
第一，民粹主义带来的新政治空间被右翼阵营占得半壁江山。
在西班牙民粹主义浪潮中崛起的政治新秀并非只有激进左翼政党——“我们能”党一个，同样还有作为右翼新秀的公民党和呼声党。公民党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旧”、捍卫“新”的力量，但同时又将自己与“我们能”党区分开来，主张“明智而冷静”(11)的变革，而非激进主义。同时，公民党利用由“我们能”党推动的政治框架变化再次颠覆了西班牙的政治版图，在2016年大选中通过支持人民党成为了右翼联合政府的一份子。呼声党(Vox)成立于2013年，随着2019年国会选举的胜利，呼声党从体制外政党转变为体制内主要政党之一，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作用，同时以极右翼政党的政治身份再一次加剧了西班牙政治生态的碎片化趋势。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浪潮带来的“机会之窗”同时向左翼和右翼开放，新兴左翼在获得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竞争。
第二，右翼政党在野时频频针对左翼政府的稳定性发动攻击。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西班牙左翼联合政府竭尽全力对抗这场健康危机，但西班牙疫情的余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右翼的政治资本。一方面，右翼势力捆绑在一起致力于反对西班牙左翼联盟政府做出的任何决定。另一方面，右翼势力发动大规模“虚假信息战”对左翼联盟政府的稳定性进行了破坏，致使许多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从总体上来看，右翼“虚假信息战”给左翼联盟政府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几乎是不可逆的。
第三，最近一次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属于右翼阵营。
在2023年7月的大选中，人民党比上一次大选多获得47个议席，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得票率和议席数也分别增至33.05%和136个。人民党选民支持率回升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党通过更换政党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党内危机。第二，“政治钟摆效应”摆向人民党，使其获得了政治先机。第三，西班牙政坛的右翼政党数量有所减少，从而减少了人民党选票的分散。尽管工人社会党最终实现了逆风翻盘，凭借地方性左翼小党的支持艰难组建起第二届桑切斯政府，但人民党作为一个强大的右翼在野党势必会对左翼阵营形成巨大挑战。
(四)发展方式逐渐由单打独斗转变为左翼联合执政
此前，工人社会党在左翼阵营中一家独大，其他左翼力量则需要在两党制的阴影下，去争夺所剩不多的左翼政治空间。2020年1月12日，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组成西班牙首个左翼联合政府，标志着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方式开始由单打独斗转变为左翼联合执政。2023年11月16日，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运动两大左翼党派再次组成左翼联合政府，标志着左翼联合日益成为左翼执政的必然选择。
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左翼政治力量可以被划归为三个方面：起牵头和主导作用的工人社会党、作为联合政府一份子的左翼第二大党，以及虽不参与执政但决定着组阁最终成败的其他地方性左翼小党。这一组阁方式的转变对三方来说意义各不相同。对于工人社会党来说，采取左翼联合执政的方式属于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之后的无奈之举。对于左翼第二大党来说，联合政府是其乐见的组阁方式。在工人社会党一党独大时，即使左翼第二大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与现在相同的得票率，也无法收获同样的“政治红利”。但在联合政府的模式下，它们不仅有机会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而且能够在国家重要政治议题和国家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影响。对于其他地方性左翼小党来说，虽然它们不能成为联合政府的一份子，但可以在组阁过程中与工人社会党进行谈判，利用工人社会党急于组阁的心态，要求中央政府在上台之后做出某种地方性的政策倾斜。
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左翼政治力量的整体发展来说有利亦有弊。其利有二。第一，左翼阵营各自为政时期主要视彼此为竞争者，左翼联合执政时期主要视彼此为合作者，这种身份和视角的转变有利于左翼各方发掘和放大彼此之间的理论共识。第二，面对共同的敌人，各个左翼政党一致对“右”的立场和心态能够使他们建立起短暂但广泛的左翼团结。其弊亦有二。第一，联合政府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传统主流左翼政党绝对优势地位的丧失，这同样意味着传统左翼政党对抗右翼阵营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难以继续在左翼阵营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二，联合执政过程中，左翼两党之间的猜疑和摩擦难以消除，往往容易在当前任期内形成“1+1<2”的执政效果，甚至影响左翼政策的顺利制定和推行。
(五)发展新动向：传统左翼重塑左翼身份标识、新兴左翼谋求突破发展桎梏
面对西班牙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左翼政治力量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境和难题，所寻求的突破之法也各有其道。但从总体上来看，制约传统左翼和新兴左翼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其内部，只有向内寻求“自我”之变，才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方面，在新兴左翼政党的冲击下，传统左翼政党为避免在不断“右”转中失去更多支持，开始寻求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走上“找回自我”的变革之路。尽管各政党面临的境遇各有不同，但同为老牌传统左翼的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却在谋求自我变革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共性，那就是明晰政治身份、重建政治定位和重塑左翼身份标识。2017年6月，工人社会党在三十九大上提出了“我们是左翼”的口号。接任总书记一职的克里斯蒂·娜纳博纳(Cristina Narbona)在大会开幕后表示“我们是左翼政党，我们希望被这样看待”(12)。这表明工人社会党开始有意重塑左翼代表激进变革力量的标识，以避免在不断“右”转中失去自身特色和民众支持。2017年12月，西班牙共产党也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深刻变革，在时隔40年后重新恢复列宁主义。大会通过的章程对党的定义如下：“西班牙共产党……的现实分析和政治实践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13)。西班牙共产党二十大向“列宁主义”的转向是意义重大的，这有望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唤醒自身斗争精神、重新回归激进主义的政治起点。
另一方面，新兴左翼在经历过发展巅峰期之后进入发展疲软期，谋求突破发展的困境和局限是新兴左翼的当务之急。从组织模式上来看，以虚拟网络为主体的组织网络虽然具有十分惊人的扩张能力和扩张速度，且对“我们能”党初期的迅速发展来说功不可没，但在组织联结的深度方面并不足以替代传统的政党功能。从组织运作方面来看，党的日常决策和选举动员都需要现实的运作机制来确保组织活动的黏合性、连续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我们能”党在保持组织的扩张能力和保持组织稳定性方面出现了失衡，因而亟需“在草根运动与功能性政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4)。从战略策略上来看，反福利紧缩政策、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标签是“我们能”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的主要动因。然而，激进左派虽然能够凭借民粹主义的口号煽动起民众的愤怒情绪，但缺乏将这种愤怒情绪转化为政治变革动力的能力和手段，同时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替代模式来为国家的经济困难提供应对之策。一些左翼学者提出，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我们能”党需要“围绕新的政治变革运动力量重构战略策略的发展方向”(15),但他们并没有就如何重构提出确切的方案和步骤。
三、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未来发展前景
尽管西班牙最近一次大选的赢家落到了左翼阵营手中，但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的未来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外部挑战对左翼力量形成的考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左翼力量自身的派系矛盾和在理论建设上的不足。然而，“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16)。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传统左翼力量，还是新兴左翼力量，唯有苦练“内功”、减少内耗，巩固和放大左翼执政的优势，才能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临近之时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
(一)多重挑战背景下左翼联合政府支持率尚不稳定
在2023年大选中，工人社会党力压议会第一大党右翼人民党，联合“苏马尔”运动组建起第二届左翼联合政府。对于桑切斯连任首相，工人社会党支持者称其为“坚韧者”和“幸存者”。然而，赢得大选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从整体上来看，除了少数派政府天然具有的脆弱性之外，左翼联合政府还面临着其他严峻挑战。
一方面，桑切斯为了成功组阁向各分离主义政党妥协，为组阁之后埋下了种种隐患。为了成功当选，桑切斯不得不带领工人社会党与盟友签下6个合约，其中有两个合约争议极大。第一个是桑切斯与加独派别“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JxCAT-JUNTS)领导人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达成的协议，桑切斯承诺释放400名在2012年至2023年期间与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相关的人员，并强调此次“无差别”大赦将抹去所有被定罪和起诉的人的罪行。第二个是桑切斯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达成的协议，桑切斯承诺通过赋予该地区法律制定上的“特权”,将巴斯克地区提升为一个“国家”(Nación)。以上消息一出，西班牙各地每天都有几十万人举行抗议游行，最多的时候规模甚至达到上百万人，各地工人社会党办公楼也时常被抗议群众围堵。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特赦法案招致西班牙民众的强烈反对。民调结果显示，70%的选民不支持该法案，其中还有59%是大选意向投票中工人社会党的支持者。反对派更是趁机发起了猛烈攻击，直指桑切斯为了夺得政权不惜出卖西班牙国家主权，与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为伍。目前，特赦法案尚处于立法阶段，一旦落地极有可能引发更为强烈的应激反应，威胁到新任联合政府的执政地位。
另一方面，西班牙经济发展仍存在变数，左翼联合政府仍然面临执政能力的考验。尽管一些国际评级机构认为西班牙经济稳定向好，未来一段时间内无较大经济风险，但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则持相对谨慎态度。从经济增速来看，西班牙经济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为0.3%,比第二季度有所放缓。“经合组织在2023年11月将对西班牙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数据下调至1.4%。”(17)此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还提出，桑切斯和工人社会党急于组阁，轻率承诺对加泰罗尼亚和拉帕尔马岛地区的财政政策作出倾斜，会产生一定的经济风险。这些协议一旦落实，很有可能使得西班牙其他自治区跟风效仿，从而对该国信贷和主权债务造成负面拖累。
凡此种种，都令西班牙新一届左翼联合政府的施政之路充满变数，如何避免一些潜在问题在某个节点爆发成危机事件，考验着首相桑切斯的从政智慧。
(二)左翼政治力量缺乏真正提出政治替代方案的能力
无论是左翼执政党还是左翼在野党，他们在提出政治替代方案的能力上的缺乏，都是制约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工人社会党方面来看，获得上台执政的机会可谓代价高昂。虽然最终成功获得了主导国家政治议程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该党的执政方案也受到多方掣肘，包括欧盟、右翼势力、新兴左翼力量和地方民族主义力量，等等。因此，尽管工人社会党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左”转，但各方必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其“左”转过程中施加不同程度的“反作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社会党几乎没有机会真正落实激进左翼政治的方案，更几乎不可能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真正“激进的”变革。当再次面临全国性危机和执政困境之时，工人社会党势必会将保住当前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作为首要目标，这意味着其在政策选择上将更倾向于维稳和妥协。也就是说，工人社会党很难完全跳脱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都很可能受到既有制度的限制，从而难以拿出理想意义上的典型左翼施政纲领。这种局限性不仅是工人社会党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无奈，更反映了当代欧洲左翼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在维持执政地位与实现意识形态承诺之间寻求平衡。
从新兴激进左翼力量方面来看，其特点在于能够形成“对既有制度和政府政策的批判，但却不能提供建设性的可替代性纲领”(18)。以“我们能”党为例，从战略策略上来看，反福利紧缩政策、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标签是“我们能”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的主要动因。然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先例在前——民众的不满情绪容易被煽动，但反新自由主义进程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实际推进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西班牙亦不外乎如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新兴激进左翼力量能够凭借民粹主义的口号在社会舆论中拥有更大的声音，但无法真正提出政治替代方案来为国家的经济困境提供应对之策，呈现出批判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鲜明特点。未来，尽管新兴激进左翼力量可能依然拥有一批反主流反传统的忠实支持者，但大概率难以在全球危机下的“机会之窗”彻底关闭之前成为能够提供建设性方案的替代性力量。
(三)左翼政治力量内部的分离趋势依然明显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就整体发展而言，内部分歧的公开化、组织力量的碎片化、党员结构的老龄化、政治影响的边缘化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第一，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各自及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与分歧。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类左翼政治力量……各自及相互之间都在探索和尝试某种程度的联合与合作，也有过一些政策举动。但相对而言，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内耗与争斗反而更加凸显”(19)。西班牙亦不外乎如此。一方面，一些左翼政党自身就存在着内部矛盾和理论分歧。以“我们能”党为例，该党民粹主义战略所具有的局限性固然是其发展受限的首要原因，但其内部两种对立的政治策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出现之后，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协作的意愿不断增强，但由于各方利益视角难以统一、各方政策立场难以调和，导致左翼之间难以真正形成团结合作的局面。在2023年大选中，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运动组建起左翼联合新政府，两党在经济政策取向相近，但在移民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分歧，为两党的未来合作埋下诸多隐患。同时，工人社会党因急于组阁而向地方性左翼政党做出一系列妥协，但妥协并不意味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左翼共识，短暂的战略性合作也并不代表着各方分歧的弥合和消失。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左翼力量，要同联合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将是极其困难的，毕竟“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20)。
第二，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疏离存在，并将长期存在。
这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21)。工人运动是为了争取工人权利、改善工人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主要以当下的现实性为导向。而社会主义运动是为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导向的。从西班牙来看，工会组织与共产主义政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疏离。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班牙工会组织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左翼”实际上存在着联合斗争的现实基础，但理想中的左翼联合并未形成。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工人联合会和西班牙总工会虽然都希望组织起一个统一的社会抵抗阵线，但又不愿意鼓励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力量在政治上取得突破，所以这两个工会对“联合左翼”的态度并不明朗。未来，这种疏离将长期存在，并将长期影响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发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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