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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 27 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国际金融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世界金融危机研究”课题组共同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形成与特点，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轮廓性地描绘了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向与走势，并就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形成与特点。原国务院总体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黄振奇研究员认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资本主义从一般的金融资本统治进入到虚拟金融资本统治，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即经济金融化阶段。他指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输出造成去工业化，这就导致实体经济跟金融比例严重失衡。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自由化，使金融资本发展失去制衡机制和有效的监管，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炒作和虚拟金融资本的膨胀。三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虚拟金融资本到处投机扩张，比如像亚洲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跟美国投机资本炒作关系极度密切。四是电子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成为虚拟金融资本扩张的便捷手段。借助计算机大规模数据处理能力开发金融衍生品和交易模型，通过技术革命，以无限的形式把国内外金融机构、商业机构，甚至个人连接在一起，可以低成本和瞬时的完成大规模交易，实现虚拟金融资本的扩张。

　　央视网证券频道执行总编兼首席评论员钮文新认为，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就是因为金融这个东西容易绕过实业而赚钱。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它最轻松地获取最大的利润，最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旗帜之下，把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逼向其他国家而保留服务，更核心的就是金融服务。

　　栾文莲研究员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和金融手段实现金融化的目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自愿把自己的养老金和收入交保费，由金融资本操作。对外，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央行体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美元霸权的地位，包括对前苏东国家的私有化，实际上是金融化。激进的美国学者赫德森在《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基础》中写到，苏联主要是被西方金融手段瓦解掉的，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深入反思。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安东副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之所以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阶级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产阶级成了欧美国家统治阶级里的主导型力量，所以可以推动这些国家出台一系列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措施。

　　原总后勤部司令部军训局干部许石坪则专门分析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形成，认为，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形成是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三大因素推动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形成。第一，美元扩张为美国经济金融化提供了货币条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发行应该受到美国黄金储备量的约束，但是美国人经常破坏这个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重要因素。上世纪80至90年代，为适应全球化生产的需要，美国金融创新产生的融资手段为美国企业的合并与收购提供了支持，产生了一批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不再依赖银行，而是直接求助于金融市场。第三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在金融领域美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案，减少了政府的监管，从而为经济金融化开了绿灯。

　　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原秘书长何秉孟研究员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有六个主要特征。一是经济加速金融化，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金融企业资本十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二是金融虚拟化、泡沫化，由金融衍生产品（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毒” 的）所形成的虚假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三是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四是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美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现在，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产业已经所剩无几了，仅军工、石油、农业而已。五是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 357：l。六是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负债经济模式”,普通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从1971—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美国企业甚至政府也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国债计划，为此国会不得不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又不得不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2009年8月7日，美财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这相对于美国政府发布的大大注了水的年GDP规模13万亿美元来说，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

　　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黄振奇研究员认为，这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虚拟金融资本的统治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因为经济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是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少数大银行家通过金融市场的投机和欺诈，掠夺社会大多数人的财富。到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的93%集中到1%的富人手里，其余的7%才为99%的美国人所享有，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二是金融市场融资方式由战后以银行信贷为主逐渐转变为以证券融资为主，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金融创新不断地吹大金融资产的泡沫，把一切财产都证券化。三是与金融资产泡沫伴行的是公司债务的激增。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议员为了争取选票就搞福利社会，就得政府出钱，没钱怎么办，就得借债，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因而不可避免。四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引发了中低收入群体对华尔街的不满，出现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是重大历史事件。公然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是很大的事情，这充分暴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研究员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密切相关。他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际上陷入了不断地债务增长造成的资本市场的繁荣，资本市场的繁荣到一定的时候又造成了资产泡沫的破灭，资产泡沫破灭了以后再拱起另外一个泡沫。美国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好几轮“增长-破灭、破灭-增长”泡沫循环，周而复始的循环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出路。他还指出，因为陶醉在当年冷战的胜利之中，西方精英不再关注民众的社会福利等问题，结果是财富分配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隐患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志明研究员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是经济自由化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广泛实施，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这样，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普通民众“自由享受”着举债消费的日子，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各种资产泡沫不断累积、膨胀，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

　　三、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向与走势。何秉孟研究员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向就是它们正在试图重走“第三条道路”，即美英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加上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欧洲来说，就是向右靠拢，具体表现则是欧洲向高福利制度开刀，主要是紧缩政策。对美国来说，就是向“左”靠拢，具体表现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推行医保改革和实施“再工业化”，尽量和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何秉孟认为，10多年前的“第三条道路”在美欧就夭折了，现在它们想重走“第三条道路”估计也会步履维艰，欧美注定都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再挣扎一段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宇教授认为，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到现在，出了个新概念叫新经济常态。就是说经济较长时间处于缓慢的回升阶段，达不到正常状态，其实质就是危机还没有过去。他指出，按照传统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周期的，但现在这个周期体现不出来，原因在于，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点有了很多的变化，经济结构不是以产业资本为主，而是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不明显，周期就看不出来。过去经济周期的变化伴随失业率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制造业空心化了，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信息化越来越高，总的趋势是排斥工人。这次危机用传统理论来说它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危机问题，可能是资本主义阶段新的历史趋向，是比较长时段综合性的问题。过去是提总危机，斯大林认为总危机的整个资本主义阶段被社会主义代替。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至少它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危机，而是制度性和阶段性综合的危机。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蔡万焕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西方国家的政策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对于资本家来说是重大利好。美国收入集中程度更上一层楼，95%的收入流向了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中产阶级继续萎缩，劳工阶层力量虽然在不断地壮大，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美国所谓的橄榄型社会正一步步的向沙漏型社会转变。在他看来，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并不会走上本质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相反，正在进一步的右转，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内，右翼分子不仅要求削减政府规模，还要求去监管化、削减社会公共支出、减税；对外，右翼分子推行单边主义，渲染他国威胁论。有人说美国已经走上了扩大政府在国防战争方面支出的军事凯恩斯之路。但是，也应该看到，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21世纪拉美许多国家纷纷开始左转，经济社会形势也大为改观，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欧洲23国工人大罢工，游行的人群纷纷提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要求，这说明社会主义运动还是有积极基础的。

　　四、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认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建立一套全球金融公共规则，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一是对汇率形成机制的统一规则，有管理的汇率浮动体制不光针对中国，对发达国家都比较适用。二是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强制性调节。三是对系统重要性国家，主要指的是美国，关键宏观指标的外部约束，包括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当然是国内的事，但是它对外部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美国的国债和公共财政债务不断地持续增加，大家都持有美国的资产，未来对于大家这都是潜在的损失，这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四是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IMF的态度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五是贷款人和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六是跨境监管问题。

　　刘志明研究员介绍了西方左翼学者应对金融危机的三大战略策略。一是主张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造，比如像阿根廷的政治学家说要实现对资本主义体系根本改造，必须以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群众的组织和意识。二是强调挽救危机的真正方法是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像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觉得应该是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耗费普通纳税人的财富，为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打造黄金降落伞。英国共产党也提出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提出要在住房、能源和交通领域进行根本投资，并实行公有制。三是宣称社会主义是结束金融危机的唯一途径。在俄共看来，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证明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久加诺夫说：“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破坏性的危机、社会灾难和军事冲突。只要高利贷者和投机者的权利和利益置于物质和精神价值创造者的权利和利益之上，社会就不会成为和谐的。这一切迫使我们必须加强争取社会公正、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代执著地证实了这一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五、关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指出，一定要充分吸取美国瓦解苏联的教训。美国搞苏联是压低油价，美国还利用苏联国内物资供应困难。我们是严重依靠石油，我们的石油依存度已经超过60%了，80%来自于中东和非洲，所以，石油来源能不能保证安全？中国三十多年来高速增长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环境破坏得怎么样，资源消耗得怎么样，农业怎么样，粮食自给率降到88%以下，大豆80%以上靠进口，棉花、玉米、小麦都从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如果还发生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怎么办？这些问题要充分考虑。美国防范、遏止、围堵中国的战略是不会变的，我们不要对美国抱有过多的幻想。此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非常谨慎和稳妥。

　　傅军胜研究员认为，维护经济安全，确定合适的投资率非常重要。他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下行的状态，我国为了遏制住经济快速下行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扩大投资，提高投资率，向经济运行输血。然而从理论上讲不仅要看投资的绝对额，更要看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GDP的比重，它表示全年的生产成果有多少是用于生产建设的，国家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确定多高投资率为适度，投资率定的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健康运行，符合经济健康运行规律的投资率才能保持经济多快好省的发展。

　　丁一凡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要实现安全发展，必须要遏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趋势，绝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奉为经典，因为它所谓的许多定理正逐渐被揭穿。他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例说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关于市场会使得财富分配自动回归均衡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金融自由化只会使得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一切都建筑在特别简单的事实基础上，即所有金融财富的不断增长建立在债务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绝不能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谓市场能自动回归均衡的“定理”上。如果政府只强调让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财富分配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而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最后不仅要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也会使得经济无法持续的发展，最后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一定会崩溃，我们必须从这里得出一点教训。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祁敬宇教授认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必须防范影响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的一切风险。像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经常账户赤字、资本流入、金融对私部门的借贷、不良贷款的占比等。影响金融安全的这些指标有潜在的金融风险，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因素，加强金融监管。此外，我们还应防范实体产业空心化的风险，有些行业的投资并不在实体行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不做实体，这是很可怕的。还有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太高的风险，依存度超过了60%，粮食不安全和地方债务过于庞大的风险等，都需要我们努力加以防范。

　　朱安东副教授认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尤其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一定要全面而非片面甚至扭曲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刘志明执笔，曹苏红、任丽梅、单超参加整理）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