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德克译

　　当前，左翼在拉美许多国家复兴。此次左翼复兴现象始于 10 多年前，时至今日仍持续走强。20 世纪 90 年代初，拉美 64% 的总统来自右翼政党。2005 年至 2008 年，此数字下降到33%。2009 年伊始，15 个拉美国家的总统来自左翼或中左政党。尽管将所有左翼政治家归入同一类掩盖了他们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但非常明显，左翼(一般意义上)的受欢迎程度在拉美地区极大地增加了。

　　左翼复兴现象背后的原因却不是那么明显。一些人将“向左转”归因于前政府无力满足社会、经济和政治期望;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左翼政党已经调整到让选民不再害怕给其投票的程度。本文将考察1975年至2007年间18个拉美国家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我们主要发现了三方面的结果。第一，自然资源充足在左翼兴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总统意识形态的回归分析中，农产品、矿产品和石油出口都起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这意味着，一个经历了上述资源出口增长的国家更可能选出一个来自中间偏左政党的总统。第二，以往的政治歧视及政府危机是决定总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政治歧视和政府危机更多的国家更可能出现左翼总统。第三，在前总统任期内贸易更开放的国家，选出左翼总统的可能性更小。当前总统来自保守主义政党时，此关联性消失。

　　文献综述

　　既有的关于拉美左翼的文献找出了左翼在该地区受欢迎的各种不同原因。为对大量假设进行一些归置，我们将主要理论分成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类，并分别加以讨论。

　　1. 经济因素

　　玛利亚·维多利亚·穆里洛 ( MariaVictoria Murillo )、弗吉尼亚·奥利佛洛斯( Virginia Oliveros) 和米兰·瓦西奈 ( MilanVaishnav) 假设了许多能够约束政治候选人的选择进而使其更难运行于左翼平台的经济因素。

　　第一，巨额预算赤字或高额债务还本付息费用可能会使增加社会支出 ( 左翼政党通常青睐这种做法) 变难。例如，20 世纪 80年代的债务危机束缚了拉美各国总统的手脚，迫使他们采取保守的财政政策。

　　第二，如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不断进行结构调整的协议，一国或许会受制于债务附加条件。作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交换，往届政府或许会许诺控制社会支出或维持低赤字。

　　第三，自然资源充足也会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资源出口与更多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税收相关。商品价格急剧增加大大削弱了对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约束。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 José Antonio Ocampo) 认为，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在最近的贸易条件冲击中获益最多。上述国家近年来都出现了左翼总统。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认为，这并非偶然。他们援引了艾伯特·菲什洛( Albert Fishlow)的观点。菲什洛认为，商品繁荣使政府得以再次增加社会支出，并“摆脱华盛顿共识的束缚”。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 指出，当前商品价格的上涨“极大地削弱了因依赖极易变动的外部资金而受到的制约，为继续民粹主义政策提供了新机会”。如果政府财政严重依赖国家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此影响将尤为明显。

　　第四，贸易开放对总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尚不明确。如果贸易被认为有益，对赞成贸易开放的候选人的支持将会增强。相反，戴维·卡梅隆 ( David Cameron) 则认为，贸易开放意味着国内政策的影响变小。因为民众倾向于厌恶它，他们将会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政策补偿因贸易开放而造成的波动和危险。更大的贸易开放也许会刺激民众要求政府采取提升和补贴民族企业的政策。因为左翼总统候选人更可能推行此类政策，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左翼总统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达尼·诺迪克 ( Dani Rodrik)认为，开放可能会带来经济领域的危险，这将导致对社会保障的更高要求。

　　第五，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也可能会决定选民偏好。爱德华多·洛拉 ( Eduardo Lora) 和毛里西奥·奥利华拉 ( Mauricio Olivera) 认为，如果现任总统任内出现高通胀，选民会惩罚他。苏珊·斯托克斯 ( Susan Stokes) 针对经济增长低迷作出了类似判断。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援引弗朗西斯科·帕尼扎 ( Francisco Panizza)的观点，主张拉美左翼的兴起或许部分是因为保守主义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执政。也就是说，选民或许不是反对保守主义政策本身，而是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恶劣的经济条件作出的反应。格伦·比格莱斯 ( GlenBiglaiser) 和戴维·布朗 ( David Brown) 指出，左翼总统倾向于反对之前几十年比较普遍的结构改革，这意味着饱受改革疲劳之苦的选民或许已准备好迎接变革。

　　上述经济因素与拉美左翼兴起之间的关系是混合的。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发现，预算赤字与左翼总统候选人得票数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他们指出，更高的债息的确增加了公民给左翼政治家投票的概率，但与他们的预期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商品价格升高与某个总统以左的方式进行统治的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在任的保守主义领袖会在选举中受到高通胀的危害，却不会受到低增长的危害。尽管通胀和在任保守主义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他们的估计中不显著，亚历山大·德布斯 ( Alexander Debs ) 和格瑞岑·赫姆基( GretchenHelmke) 仍发现了类似结果。

　　2. 政治因素

　　拉美左翼近期广受欢迎主要有三方面政治因素。

　　第一，随着拉美地区民主经历的增加，过去在政治舞台被禁的激进左翼政党已成为政治制度的一个制度化特征。随着左翼领导人对苏维埃样板的迷恋程度降低，随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变小，保守主义者和选民对左翼总统将会采取的政策类型的担忧变少。正如德布斯和赫姆基指出的，公民或许会比从前( 那时，他们担心“选左翼等于引发军事政变”)更乐于投票给左翼。

　　第二，拉美地区政党通常较弱的事实导致选举的多变性，这意味着在总统选举层面政党之间可能会有相当规模的人员流动。肯尼思·罗伯茨( Kenneth Ｒoberts) 和埃里克·维贝尔斯( Erik Wibbels) 认为: “从一次选举到下一次选举，政治认同和组织忠诚会重组。”正如罗伯茨及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指出的，强政党制度的缺乏为候选人提供了“支持一种更为激进的左翼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动力。

　　第三，选民动员的扩大部分地推动了左翼受欢迎程度的增加。马修·克里瑞 ( Matthew Cleary) 认为，左翼兴起现象出现在那些具有政党制度历史的国家，它们会使用全民选举动员。相关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尼加拉瓜、秘鲁和委内瑞拉。即使在传统的左翼政党被排除在政权以外的军人统治时期，它们动员贫苦大众的传统也有助于为其近年来执掌政权打下基础。无论是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还是德布斯和赫姆基，都未发现证实民主时代 ( 或冷战结束) 与左翼政党在投票选举中的成功存在显著关系的统计数据。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测试了选举变动大与总统意识形态变化大之间是否相关。他们发现，二者之间实际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更多的变动和更少的左翼总统联系在一起。德布斯和赫姆基测试了全民动员假设。他们发现，该假设只在一次回归中有效。他们怀疑对于结果的因果解释，并最终放弃了全民动员变量，而赞成一种具有固定效果的回归分析。

　　3. 社会因素

　　与左翼兴起相关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种族多样性和不平等两方面。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等国家，土著构成了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种族语言异常丰富。传统上，土著居民被排除在国家政策制定进程以外。迈克尔·罗斯 ( Michael Ross)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面临更多的政治歧视和经济歧视。”

　　左翼政治运动也可能由土著居民动员的增加所导致。范·科特 ( Van Cott) 认为，土著团体更可能与左翼结盟，因为左翼经常提出纠正过去的种族和民族压迫政策。另外，豪尔赫·卡斯塔内达 ( Jorge Castaneda)认为，左翼联合土著团体，并产生归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由于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不平等问题也可能会比较重要。卡斯塔内达认为，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贫困阶层支持赞同再分配政策的政治家非常正常。乔纳森·克里克豪斯 ( Jonathan Krieckhaus)发现，民主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倾向于导致更多宏观经济民粹主义这一激进左翼的平台。

　　但是，考夫曼提醒道，不要急于作出穷人也亲左翼的一般性假设。他指出，拉美晴雨表调查未发现个人层面的收入水平和再分配偏好之间存在联系。洛拉和卡洛斯也指出，在关于 17 个拉美国家在 1985 年至 2002年间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样本中，收入不平等与选举反对派候选人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德布斯和赫姆基认为，不平等与左翼之间的关系远比卡斯塔内达假设的线性关系复杂。他们创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该模型假设不平等与左翼成功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不平等程度低时，富人不担心政治家会进行更多的再分配活动。随着不平等的增加，中间 ( 贫困) 选民开始更可能投票给许诺再分配的左翼政治家。当不平等程度非常高时，富人选民主动贿赂，以达成阻止广泛再分配的“最低意愿选民同盟”。德布斯和赫姆基发现了支持“在不平等处于中等水平时，拉美左翼政党获胜的可能最大”这一论点的证据。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未发现有证据支持“不平等与拉美地区的左翼兴起呈线性或非线性关联”这一观点。他们将左翼政党的选举份额作为因变量，而德布斯和赫姆基研究了总统的意识形态。

　　本文将在如下方面作出贡献: 第一，我们关注了分类的商品出口，而非整体出口或当前账户结余等一般性测量指标。左翼与商品价格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左翼的复兴主要得益于商品 ( 初级产品) 出口繁荣，那他们的持久力将会受到质疑。众所周知，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一般比工业制成品价格更易变化。如果政府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益来增加社会支出，当初级产品价格再次下跌时，政府或许会遇到麻烦。我们也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初级产品如何对政治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也有文章调查了土著运动和不平等对左翼兴起的影响，我们则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国家中政治歧视的作用。或许并非不平等或大的土著团体，而是人民认为自身长年被系统地排除在政治领域以外的感觉，导致中间偏左政党广受欢迎。第三，我们的方法不同于研究拉美地区每个政党得票比例的经验主义分析。调查比例制选举有趣且有用，但我们相信当选者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即使明知其胜选的可能性不大，选民也可能会投票给中左政党。我们想研究绝大多数选民赞同选举左翼总统的选举。我们的分析根植于既有的研究，这项研究运用了迈克尔·科皮奇 ( Michael Coppedge)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最新数据来考察当选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

　　方法论和数据

　　在一个关于 1978 年至 2007 年间(期间包括100次选举)18个拉美国家的样本中，我们考察了总统意识形态背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我们的因变量是当选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多数自变量根据以往总统任期计算而出，取其平均数。样本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我们采用了一种有序概率单位模型。因为我们的因变量是一种会呈现不同值的序数变量，其数值取决于总统的意识形态。针对稳健性 ( robustness) ，我们也探究了一种对有序对数单位模型的评估。在该对数单位模型中，误差项是一种呈对数分布(在概率单位模型中是正态分布) 的随机误差。在国家内部的观察或许会不独立，因此，我们利用稳健的标准误差校正聚类数据。

　　我们的第一步是，根据样本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拉美地区的总统进行分类。利用美洲政治数据库和选举世界 ( Electionworld)2009年的数据，我们对特定选举年当选总统的姓名和政党派别进行了编辑。随后，我们将此信息与科皮奇的数据进行了匹配。科皮奇将拉美政党分为左、中左、中右和右四类。在一些案例中，科皮奇将一些政党视为个人主义政党。当政党的吸引力以领袖魅力为基础时，该党与任何意识形态无关; 或者，存在一种支持来自具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团体的总统候选人的混合选举基础。1994年前的选举，我们利用了科皮奇 1997 年版的数据集; 1994 年后的选举，我们利用了科皮奇最新版的数据集。我们还使用了伊夫林·休伯 ( Evelyne Huber) 及其同仁关于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六国的数据，而这是科皮奇的数据集所缺乏的。

　　我们的因变量是序数因变量，根据总统的意识形态可以呈现五个不同的值。值1被分派给与左翼政党有关的总统，值5被分派给来自右翼政党的总统，中左政党的值为2，中间政党的值为3，中右政党的值为4。我们的样本包括100个观察对象。其中，只有3个是科皮奇所谓的个人主义政党。因为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中立，我们给这三个观察对象赋值3。

　　我们考虑了能够决定哪个政党会赢得总统选举的几个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同因素。我们采用了滞后自变量，即运用前总统任期的平均值去解释现总统的意识形态。

　　经济因素包括通胀率、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贸易开放、还本付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初级产品出口。通胀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问题经常被视为决定投票的关键经济因素。考虑到拉美地区以往民粹主义总统的通胀记录，我们猜想，前期的高通胀将会减少选民选举中左总统的可能性。

　　拉美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商品繁荣大大提高了该地区初级产品的价格。如果这些商品是国家所有，增加的出口收益将直接影响政府金库; 如果它们是私人所有，税收将会随着公司盈利的增加而增加。为何增加的商品收益会有益于左翼而非惠及来自所有意识形态背景的政治家? 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整，以至于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10年”。无论其意识形态背景如何，为巨额债务所迫，政治家不得不采取保守主义政策。保守主义政策必然伴随削减政府社会支出及增加税收。商品繁荣的“横财”可能会对能代表与痛苦的过去决裂的左翼政治家尤为有利。尤其是在政府金库充裕的时候，选民可能会拒绝那些靠一如既往的平台参加竞选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第二，在向这些商品收取更多的租金方面，左翼政治家的许诺比右翼政治家更让人信服。他们能许诺将公司国有化 ( 也确实会这样做，如查韦斯) ，通过与外国公司重新谈判而要求更高的特许权使用费。矿产和石油通常为国家所直接控制，这使政府得以重新分配资源租金。即使商品不在国家手中，政府也肯定会征税。我们可以假设，在商品繁荣时期，左翼候选人可能会更为成功。

　　为考察哪个政治因素对总统的意识形态重要，我们的调查包含了两种政治不稳定性( 革命和政府危机的次数) 的衡量标准:民主制度的力量和政治歧视。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档案( Cross － National Time － Series DataArchive) 将革命定义为“任何高层政府精英层面的非法或强迫性变化，任何实现此类变化的企图，或者任何成功的或未成功的目的，在于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革命活动或许是选民希望摆脱以往政策的一种强烈信号。在我们的样本中，大多数重要的革命活动都来自左翼。例如，贯穿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厄瓜多尔的马蒂民族解放阵线、1994 年开始的墨西哥萨帕塔自治游击队，以及 20 世纪80 年代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与其反对者之间的战争。如果其代表了那些感到被排除在选举体系以外的选民中广泛存在的愤怒情绪，此类活动将预示着执政党的变化。如果革命活动的极端主义让主流选民望而生畏，那么选举一个更为保守的政党或许会让选民感觉更为安全。

　　根据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档案，政府危机被界定为“任何能导致现政权垮台的快速发展的形势，不包括叛乱”。本文所分析的时间段内的许多政治危机由消极的经济条件引起。例如，2001 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和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玻利维亚的极度通货膨胀。此指标至少能部分解释危急的经济状况对政府稳定的消极影响。如果他是为了寻求稳定，力图规避风险的选民可能会在政府危机后更偏向保守主义候选人，除非他们感觉保守主义政党应该为导致此种状况负责。我们先考察了革命和政府危机对当选总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后启用了这些变量的交叉作用项，如果前任总统来自右翼政党，则虚拟值等于1。

　　为了测量民主制度的力量，我们运用了前总统任期内政体得分的均值。政体得分从－10到10，分值越高，民主程度越高、越牢固。对于政治歧视，我们采用了政治歧视指数的均值。该指数变化区间从0到4，分值越高，表明政治歧视程度越高。例如，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成功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左翼利用对精英政治普遍的不满情绪的能力。多数土著团体一贯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以外，因此它们更可能投票给提出与过去决裂的候选人。

　　我们也检测了种族语言多样性、不平等等社会因素对总统的意识形态是否重要。我们用每个国家 1960 年的种族语言分数指标测量种族语言的多样性。该指标代表2个随机从人群中选中的人属于不同种族语言群体的可能性。此指标的值越高，代表种族越多样。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拥有最多的土著人口。如果土著团体感觉到在经济或政治方面被边缘化，那么左翼候选人可能更容易调动他们并获得其支持。

　　我们也衡量了不平等，以检测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是否更可能选举左翼政治家。我们使用了资源不平等指标、家庭耕种的土地占总农业土地的百分比。此指标与收入的不平等相联系，我们能获得该指标在每个阶段的数据。我们利用了滞后变量，即选举年前家庭农场可获得的耕种份额。

　　结果

　　1. 基线评估 ( Baseline Estimations)

　　通过基线模型 ( 模型包括了此前讨论的所有变量) 的估计，我们发现了证明宏观经济是总统意识形态重要决定因素的混合证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债息变量都无关紧要。像斯托克斯 ( Susan C． Stokes) 一样，我们发现贸易开放度达到 5% 时与总统意识形态呈显著的正相关。

　　当前一阶段的贸易(占GDP的比例)增加时，现任总统的意识形态将会更为保守。这可能暗示着，选民发现，既然经济在国际市场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选举左翼候选人的成本也会更高。

　　我们尝试用测量政府消费支出 (在 GDP中占的比例) 替代测量债息，并发现它也不是很显著。斯托克斯及穆里洛、奥利佛洛斯和瓦西奈也都发现，人均 GDP 的水平和增长率不是拉美左翼成功的重要预测指标。我们也检测了几个其他经济健康衡量标准，发现它们也一概无关紧要。例如，我们为高、中、低人均 GDP 增长率创设了虚拟变量，当增长高于 ( 或低于) 平均值一个标准偏差时，高(低)虚拟值等于1。我们还尝试了对贫穷发生率的不同测量，包括生活在每天2 美元和每天 1. 5 美元水平以下人口的百分比。

　　当通货膨胀达到 10%时水平上，与总统意识形态的相关性是显著的，但与贸易开放的系数呈负相关。前总统任内通胀率高与下任总统来自左翼政党的可能性增加有关。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直觉相反。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国家已经遭受通胀之苦，选民将会回避选举中左总统。

　　历史上，拉美有高通胀的经历。许多高通胀时期都与左翼政权和民粹主义政策相关。也许，相关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是出现在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政权下。我们用一个代表在任保守主义总统的虚拟变量测试了宏观经济变量的交叉作用项。这让我们得以检测通胀对于总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因前任总统的意识形态而不同。

　　我们发现了“自然资源出口与出现左翼总统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观点的重要支撑。农产品、石油出口在 1% 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而矿产品在 5% 的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了“自然资源出口的增长与左翼赢得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增加相关”的观点。

　　革命、政府危机和政治歧视这些我们所控制的不同政治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与总统的意识形态显著相关。革命的系数为正，这表明，在以往选举期间经历过政治革命的国家实际上更可能在当前阶段出现一位保守主义总统。拉美地区的许多革命活动来自左翼，此种极端主义最终可能对左翼赢得选举产生不良影响。

　　与我们的预想不同，政府危机系数为负，这表明，此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减少了保守主义政府当选的可能性。

　　我们假设，此类型的不确定性可能促使选民更喜欢保守主义候选人，但它却增加了左翼总统执政的可能性。此变量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前任总统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下文中我们将运用此变量与一个虚拟变量(当前总统是保守主义时，虚拟变量的值为1)的交叉项。

　　政治歧视在5%的水平上为负。这表明，政治歧视的增加与出现左翼总统的可能性明显相关。民主的力量与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关联不大。

　　我们未发现社会条件与总统意识形态相关的证据。不平等的系数(以家庭耕种土地面积所占百分比测量) 和种族分化在任何常规水平上都不显著。

　　在排除了一些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我们重新估计了我们的模型。我们运用标量测量( scalar measure of fit) 、贝叶斯信息准则( the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去确定受限模型与最初模型哪个更合适。受限模型的贝叶斯信息比最初模型的要小，区别显著，为运用修减后的模型提供了支持。

　　修减后的模型利用有序对分预估程序。有序概率单位模型假设误差项正态分布，而有序对分单位模型假设的是逻辑分布。通过探究有序的逻辑模型，我们考虑误差项呈现一种不同分布的可能性。有序对分模型的系数比有序概率单位模型的系数要大。尽管危机的显著性从 1% 减少到 5%，贸易开放和革命的显著性从 5% 降到 10%，但大多数系数的体征和显著性保持不变。

　　2. 稳健性测试

　　出于稳健性目的，本部分探究了上述分析结果是否在几次修正后仍然适用。

　　第一，我们囊括了用以测试那些我们未成功采集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虚拟变量。基准模型里的所有变量仍然在 1% 和 5% 的水平显著，21 世纪头 10 年的虚拟变量为负，但只在10% 的水平上呈弱显著性。出现此效应的原因或许与特定事实有关，即宏观经济稳定已成为选民的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公共福利，这迫使左翼总统推行对中左而非左翼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巴西的卢拉是为宏观经济稳定而调整自身政策的左翼总统的代表。在过去 10年里，通过采取更为温和的方法，左翼候选人增加了其当选的可能性。

　　第二，我们通过对总统意识形态的不同归类进行探究。我们将因变量压缩为中左、中、中右 3 类而非传统的5类。因变量分为5类可能会需要大量数据，减少类别数量有助于缓解此问题。将类别归结在一起也有助于处理因将紧密相关的类别 ( 如左和中左)区分清楚而产生的困难。有人会认为，区分左和中左或者右和中右可能是有问题的。

　　第三，我们通过称之为“右”的虚拟变量测试了在拉美地区的总统选举中是否存在钟摆效应。如果前总统来自保守主义政党，则该虚拟变量值为1;相反，则为0。这使我们得以检测当现任总统来自保守主义政党时，选民是否更可能投票给中左总统候选人。我们也将“右”与宏观经济变量互动。前总统任期内宏观经济变动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取决于现任总统是否来自保守主义政党。“右”的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前一个任期为右翼总统的国家更可能在现任期也出现右翼总统。但是，“右”与贸易开放的相互关系呈负相关，并在5%的水平显著，且系数的大小消除了先前贸易开放对总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像斯托克斯一样，我们认为，当前总统来自保守主义政党时，贸易开放对于现任总统意识形态的滞后影响不再重要。我们也发现“右”和通胀的交叉项呈负相关，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此结果表明，当现任总统为保守主义时，前总统任期内的高通胀就重要。如果前总统是保守主义的，并且未能维持价格稳定，在当下，选民更可能选举左翼总统。

　　第四，我们也探讨了“右”变量与革命变量和政府危机变量的相互作用。“革命”和“革命×右”均不显著。这表明，此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对于现任总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取决于前任总统的意识形态。无论前一阶段是否为保守主义政党执政，革命都增加了左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但是，政府危机对因变量的影响确实依赖于前总统的意识形态。“危机×右”的系数为负。这表明，当其执政期间出现危机时，保守主义政党会受到惩罚。

　　第五，我们探究了以往的经济改革是否显著影响左翼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进行了重大改革，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其他政策一道，贸易向外来竞争开放，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平衡了其预算。这些类型的改革通常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如威廉·伊斯特利 ( William Easterly) 、彼得·蒙蒂尔 ( Peter Montiel) 、诺曼·洛艾萨 ( Norman Loayza) 所指出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人们对于这些改革的结果产生了普遍的失望情绪。

　　这些改革未兑现的许诺能解释21世纪头10年拉美左翼的兴起。为检测这些改革究竟有多深入，我们借用了洛拉所创设的用以测量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税收和劳动改革以及私有化的指数。改革变量的系数为负，并在10%的水平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显著性。这表明，以往的改革努力与当前时期更为左倾的总统有关联。

　　最后，我们评估了系数的稳定性，并测试了是否有任何能够推动我们的发现的异常值。我们运用了刀切法，每次排除一个国家去估计我们的基准模型。我们发现，一旦从样本中排除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显著性就会消失。这表明，石油出口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似乎只适用于委内瑞拉这样的石油出口大国。

　　3. 定量效应

　　我们评估了对总统意识形态有强烈影响的变量的定量效应。通过使用基准模型，我们评估了每种自变量对于出现特定结果可能性的边际效应。

　　通胀对于左翼候选人当选总统可能性的边际效应为 0. 00002，而对右翼当选的可能性的边际效应则会减少 0. 00005。对于自然资源的边际效应，我们发现，农产品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 ( 每个工人 1 美元) ，总统来自左翼政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0. 0002; 矿产品和石油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可能性则增加 0. 0001。农产品、矿产品和石油出口每增加一个单位，总统来自右翼的可能性相应地减少 0. 0006、0. 0003 和 0. 0002。对于革命，我们发现，革命增加一个单位，左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会减少 0. 03，而右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将增加 0. 08。危机似乎展现出比革命更大的影响 ( 在相反方向) : 危机增加一单位，左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增加 0. 07，右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减少 0. 16。就政治歧视而言，我们发现，该指数每增加(减少)一个单位，左(右)翼总统当选的可能性就增加(减少) 0. 02 ( 0. 04)。更依赖农业部门的国家更倾向于选举中左总统。农产品出口增加不仅可能会带来更多政府收入，也使总统来自左翼政党的可能性增加，一些左翼总统可能会一致努力争取农村选民的支持。

　　结论

　　我们考察了中左总统增加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发现以下三种因素是重要的。第一，农产品、矿产品和石油出口均与左翼候选人成为总统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此结果对于这些政府的持久性有重要意义。当商品价格下降时，为了维持社会项目的资金，他们将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尽管拉美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继续在政治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石油出口的重要性似乎只体现在委内瑞拉。

　　第二，我们发现，过往的政治歧视是拉美左翼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发现支持“左翼政党能够利用选民感到被政治边缘化了这一广泛而强烈的不满情绪”的主张。贸易开放也与总统意识形态有关，但只有当前总统不是保守主义者时有效。除非前任总统来自保守主义政党，否则更为开放的国家更不可能选出左翼总统，开放度与现任总统的意识形态无关。

　　我们也发现，政府危机与总统的意识形态有关，但只有当危机发生在保守主义总统任内时才如此。也就是说，当其任内出现危机时，保守主义总统会在选举中受到惩罚，但左翼总统不会如此。此结果表明，一个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可能会造就选民更可能投票给左翼候选人的氛围。（注释略）

　　（卢莎·布兰科[ Luisa Blanco] : 美国佩波戴恩大学; 罗宾·格里尔[Robin Grier]: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德克: 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