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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俄罗斯向何处去：衰落、转型与重生
20年来的俄罗斯：转型陷阱与政治衰退
1985年至2008年的23年间，俄罗斯分别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主流舆论和大多数政治学者至今坚持认定，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民主自由的时期;叶利钦执政的9年是与西方关系最为接近的时期;而普京执政的第一个8年则背离了民主，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
然而，俄罗斯民众的看法却截然相反。2005年10月，俄罗斯一家名为“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分别在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72%和80%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统治下的“自由民主时期”。该项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最高，为67%。而现实生活中，普京在前两个任期的8年中的政治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70%～80%的高位。
戈尔巴乔夫时期：自由的溃疡与国家的裂变。1985年之后的短短6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为旗号的“改革”路线，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苏联。1988年以后，在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在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遥相呼应下，戈尔巴乔夫被自己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束缚住手脚，无力维护联盟的统一。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由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的“8·19事件”不仅没能阻挡苏联的解体，反而加剧了形势的危机。最终，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林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没能提高苏联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恶化了局势，催化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最终使苏联陷入瓦解崩溃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仓促而草率的“民主化、公开性”埋葬了苏共、葬送了强大的苏联。2009年，美国苏联历史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者史蒂夫·科恩在其《苏联的宿命与失去的抉择：从斯大林主义到冷战》一书中写道，如果使用通常的政治语言来看，戈尔巴乔夫失败了。因为他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
叶利钦时期：政治黑帮化与寡头化。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失败换来的是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和“鲍利斯沙皇”的专制。叶利钦近十年的“民主化”试验的结果表明，最终受益的只是极少数财阀、寡头，而绝大多数百姓被愚弄、被抛弃。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主化如潮起潮落般来去匆匆，政局变幻与社会动荡足以令世人反思与感叹。俄罗斯选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后来又变为“拒绝民主”也不过是几年的时间。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民众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政治变革迅速感到厌倦。原先俄罗斯选民之所以渴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西方的生活富足”联系起来，然而现实生活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俄罗斯人在苏共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
苏共下台后不到几年的时间，俄罗斯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欧洲议会议员朱利叶托·基耶萨写到：“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年～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90年代中期以后，对过度自由化感到厌倦的俄罗斯选民开始怀念秩序和稳定。俄罗斯百姓认为，90年代是几百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混沌时期”。
对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所谓“民主变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人民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
俄罗斯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中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进而实现俄罗斯的变革，激进民主派认为“在摆脱了共产党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之窗’大开的时期，对国家上层体制进行最迅速和根本的变革”。为走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泥潭，叶利钦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然而，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现实和经济衰败打碎了俄罗斯人的民主梦想。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实施的激进政治改革表明，一方面，“民主派”对“自由、民主、市场”的主张只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化，“追求的是对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西方社会体制模式的重建，甚至是对革命前俄国的复兴”;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政策依靠“革命式”的手段去实施，“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诺马廖列夫就说过，“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组织工业、商业的私有化……要像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指1991年“8·19事件”)的做法那样行事”。这种脱离国情、幻想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注定要遭到挫败，成为昙花一现。上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俄罗斯近10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成就了总统专权和寡头干政，破坏了政治稳定，失去了治理效率，击碎了多数俄罗斯人的民主梦想。寡头式民主、财阀当政、总统家族式的统治在俄罗斯大肆盛行。这10年的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宣讲着各种政治言辞，试穿不同颜色的政治外衣，热闹非凡。唯独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迫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政治转轨的一个特点就是“破坏”有力，而“建设”无术。叶利钦摧毁了苏共建立的苏维埃体制，却没有建立起另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上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的缺失与国家权威的衰落，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伴随着大量的新伤与痼疾，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在，连西方社会有识之士也承认，西方学术精英开出的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已经在俄罗斯失效，西方的“民主转型”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俄罗斯以及一些非西方转轨国家的政治现实。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蓦然惊醒后痛定思痛、改弦易辙。自2000年起，普京总统开始痛苦地反思，力图探求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
历史反思与普京信念
俄罗斯10年的政治转轨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在“忧郁的、黑暗的、野蛮的、强盗的、彪悍的、狂妄的、肆无忌惮的”叶利钦时期，三权分立名不副实，政党制度还不完善，选举制度弊端丛生，法院等司法系统尚待重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财团参与政治、寡头政治盛行;家族、帮派“暗箱”操作;黑金政治猖獗，新闻媒体被财团控制，无法无天;腐败蔓延，行政效率低下，调控不力，令不行禁不止;政治动乱，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说明，俄罗斯政治转轨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促成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
普京认为，俄罗斯的90年代是失败的。2007年11月21日晚，普京在讲话中对90年代的当权者及其政策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并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了界线。普京把20世纪末俄罗斯普遍的贫穷和贪腐盛行归罪于高层领导的失败。普京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当权者在“80年代末期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普京毫不留情地指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那些在90年代身居高位的人：“10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人们开始满怀幻想，可后来情况更糟糕。一场场悲剧使人们大失所望：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资源财富——这就是9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写照。
普京把那时的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这些人出卖俄罗斯利益，不顾百姓的疾苦，他们厚颜无耻，疯狂敛财。普京称，“正是这些人，在上世纪末造成了俄罗斯普遍贫穷和腐败蔓延，至今仍祸患未除”。他指责这些人是西方的“走狗”，还直截了当地批评叶利钦时期的当权者、也就是现在的一些政治反对派：“……这些人另有目的，另眼看待俄罗斯。他们需要一个虚弱病态的社会。他们希望俄罗斯社会混乱无序、迷失方向、分崩离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背地里耍花招，拿我们的利益去换一点蝇头小利。遗憾的是，我们国家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向外国使馆、外交代表机构摇尾乞怜，指望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扶持，而不是自己国民的支持。”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吸取西方势力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利用选举、扶持代理人、煽动“颜色革命”的教训，揭露一些人“从西方专家那里学了两招，又在邻国接受了训练，现在他们要上街游行了，想要煽风点火和进行挑衅”。
以上可以看出，普京在政治立场上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划清了界限。2007年11月，普京指出，在当今俄罗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国家稳定地向前发展。2010年12月16日，在评价西方支持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时，普京又一次鲜明地指出，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钱和权力。
如今，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达成共识，认为1985年到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在2007年出版的《从叶利钦到普京》(由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编写)一书中，叶利钦时代被冠以“混乱的90年代”，描述叶利钦改革时期的章节多被冠为“混乱、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字眼。而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反思叶利钦时期改革乱象的一个电视片也被冠以“彪悍而肆无忌惮的90年代”，揭露那时靠瓜分国有资产或浑水摸鱼的一些人的种种行径。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民主不能靠打碎和抛弃国家来建成，而是多年培养的结果。经历了十多年的政治动荡，俄罗斯社会开始对国家、民主、自由等问题进行反思，对稳定、秩序、效率等问题重新定义。2000年以来，普京决意加强权威，恢复地方控制，整顿经济秩序，引导舆论声音，出击寡头势力……可以认定，普京整顿政治秩序的行动将意味着俄罗斯新一轮政治时期的开端。
普京的世界观与治国理念
新世纪初期，普京刚刚上台之际，俄罗斯以及西方的媒体纷纷对普京及其思想进行猜测，一些分析家试图给普京贴上这样或那样颜色的标签。有人断言普京是“反共分子”，有人认为他是要退回到苏联的“保守克格勃”;俄罗斯有人认定普京“是对俄罗斯独特道路不感兴趣的西方派”，西方有人则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有人说普京是“自由民主派”，也有人称普京是“铁腕专制主义者”;俄共认为普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而右派则指责普京是企图恢复“警察式的国家”的国家主义者;有学者将普京比喻为“戴高乐主义”，也有学者则把普京与“皮诺切特”模式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有的认为普京像亚历山大三世，有的则认为普京更崇拜彼得大帝。对于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有合理的成份，但形容得并不完全准确，一些标签显得牵强。于是有的分析家采取了“排他法”，提出普京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政治上非白，也非红;普京支持民主，但有别于自由派;经济上欢迎市场原则，但又强调国家和控制。因此，认定普京在政治上倾向权威主义，在经济上推行国家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
我们认为，将普京及新时期俄罗斯要选择的道路用某种“主义”来概括未免失于简单。普京治国理念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务实的精神，不以任何“主义”为目标，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因此其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彩的、混杂的、交叉的景象。应当说，普京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国理念中，而普京的治国之道则具体体现在其对时代、阶段、战略、目标、方向、任务、手段、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上。
社会观。普京认为，有两种因素决定着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是过去百年的例子证明，苏联共产主义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市场经济、民主、尊重人权和自由为原则的体制在全球扎根;另一个因素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虽然各国步伐不一，但现代化要求必须推广高新技术，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变生产结构，大力发展信息、公共设施、科学和教育体系。
历史观。普京认为应该尊重历史和传统，不应“数典忘祖”，他认为，刚刚过去70多年的苏联历史，与父辈们的生活命运紧密相连。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家、原《独立报》主编特列齐亚科夫写道，普京的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以下重要思想：即苏联时期不是什么“历史的黑洞”，苏联也不是邪恶帝国;俄罗斯要保持思想、道德的继承性和历史的不间断性。普京公开提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是为自由而献身的反法西斯战士;年轻的俄罗斯民主是俄罗斯国家历史的继续。普京反对将历史“碎片化”，强调通过历史来弘扬爱国主义，保存民族的历史记忆。
价值观。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俄罗斯思想应当包含以下核心价值内容：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概念、社会团结。当今俄罗斯社会应当重新弘扬“爱国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必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俄罗斯，强有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泉和保障，是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俄罗斯应发扬互助精神，保持稳定与社会和谐，防止重新陷入“政治内讧”。因此，可以将普京的价值观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道路观。普京提出，苏维埃政权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俄罗斯决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另一方面，普京对10年来俄罗斯所进行的激进改革提出批评，认为社会已经“精疲力竭”，再也无法忍受激进改革。俄罗斯必须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更不应照抄外国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
普京提出，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2001年2月26日，普京在出访韩国之前对韩国电台记者说：“叶利钦工作在革命时期，而我认为革命对俄罗斯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开始一个稳定、正常、加强国家机构、发展公民社会和经济的时期。”可见，冻结革命、拒绝极端、保持稳定是普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9月，普京在与境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谈到：“至于2012年以后会怎样?你们知道，很难预料。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个大方向：政权要稳定、正常运转和有效。”
普京认为，俄罗斯“你死我活”的革命性阶段已经过去，应当转入日常的建设时期，“强国富民”是根本任务。对于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普京明确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解决社会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政治观与民主观。普京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民主是“偏激”和“年幼”的，超越了社会现实。90年代末期俄罗斯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2004年9月，在别斯兰恐怖事件发生后，普京在全国电视讲话再次强调：“我们现在生活在伟大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环境中……我们生活在经济过度不符合现状和政治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
普京还认为，推进民主化应符合俄罗斯现实、历史和文化传统。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现阶段，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保护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软弱只会阻碍民主进程。“国家的软弱无力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与独裁政权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同样严重。没有国家的有效工作既不会有人和公民的权利，也不会有人和公民的自由，说实在的，也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本身。”同时，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到：“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2004年3月，普京向法国记者表示：“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谈到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关系，普京提出，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推进民主不能以牺牲法治和稳定为代价。“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民主的高等学校，是我们大家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及政治体系。法治、来之不易的稳定、平稳推行现有经济方针，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上述一切作为代价。”对于民主与新闻自由问题，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大众传媒的真正独立，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建立起独立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那些只保护自己集团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头集团。”
主权观。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民主化要有序地、自主地实行。
2007年9月，普京在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的境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指出，在当今世界还存在集团势力和单极霸权的情况下，主权概念非常重要。普京说：“当今世界上有幸宣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也就是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有几个国家。其余国家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要么互相受制，要么受制于某个集团的首要国家。这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我个人坚信这就是事实。因此，主权是当今最宝贵的东西，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主权，俄罗斯无法生存。它要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国际观”和“时代观”。普京的亲密战友，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的谢·伊万诺夫曾撰文论述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他认为，当前世界重要的特征就是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而且表现在包含各种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当今世界大国不仅有边境、经济、军队，还有着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并且借此影响或决定世界主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伊万诺夫写道，俄罗斯应当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迎接挑战，参与到严酷而不妥协的斗争之中。俄罗斯不能躲避必然的对抗，应当彻底和充分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与公开或隐蔽的敌人作斗争。
普京的政治整顿与经济治理
在第一个任期期间，普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义，凝聚国民意志，等等。这些治理整顿的措施，符合俄罗斯多数民众的愿望，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得到了上层政治势力特别是军队及实权部门的大力支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
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
民主之争与政治较量
普京掌权期间，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经济秩序，规范大众传媒，改组权力结构，积聚社会资源，强化中央权威，力图走一条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他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这些年来，西方政要和媒体对普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他们指责俄罗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传媒、强化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损害人权、打压反对派、破坏司法独立、压制非政府组织、阻碍他国的民主化进程……”，认定俄罗斯“在民主上退步，在恢复苏联传统，倒退回苏联”，甚至不惜给普京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2006年7月，随着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召开，西方社会批判俄罗斯“压制民主”声浪达到高潮，西方政界人物和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
西方认为，普京加强中央集权，对新闻媒体严加管控，是在背离“市场和民主的轨道”。2005年7月，欧洲议会提交了300多页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俄罗斯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2005年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援助，2006年将是美国实施援助的最后一年。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大量增加对俄罗斯民主发展的资助，更确切地说是对独立于当局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首先资助的是反对党。美国政府声称，“俄罗斯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消极趋势要求我们在2006年给予更多地援助……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机关改革的援助”。
为配合对俄罗斯的思想攻势，美国还不时祭起久试不爽的“自由、人权”大旗，丑化普京时期的俄罗斯。200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签署并公布了年度《被奴役国家》报告，竟然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完全相提并论，并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罪恶事件”。几年来，设在美国纽约的“自由之家”组织在每年发布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排行榜”上，多次把俄罗斯列为“非自由国家”。在其每年发表的《推进自由和民主》报告中，美国国务院多次严厉批评俄罗斯“不民主”。2008年，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下属的同名基金会，与委内瑞拉等国一起，将俄罗斯列为世界上民主有缺陷的10个国家之一，民主水平排在科索沃之后。2010年1月，自称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又发布《世界自由国家》报告，指出由于迫害记者和压制人权等原因，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国家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称，俄罗斯的选举民主水平处于自1995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几年，伴随着西方政界不时鼓起的阵阵“新冷战”阴风，西方一些保守主义思潮浓厚的智库也纷纷发表报告和言论。2008年4月27日，《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供职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题为《重新武装世界》的文章，宣扬中国、俄罗斯国家是“专制独裁制度”，声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西方国家应当联合起来，组成“民主国家同盟”，共同应对东方专制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的复兴。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治学家格拉姆·罗伯逊断言，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形成了“新的家长式的、21世纪专制新模式”。哈佛大学的蒂莫西·科尔顿和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海尔共同撰写的一篇名为《普京式投票：杂交体制下的总统选举》的文章，将俄罗斯政治比喻为“杂交”体制，是非西方的异类。2008年1月5日，法国评论家蒂埃里·沃尔顿在《费加罗报》发表题为《要知俄罗斯向何处去，请看看中国》的文章，称西方世界要警惕，要团结起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思想和道路上的挑战。他写道，克里姆林宫的当政者想要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把苏联解体和后来俄罗斯衰败的责任归咎于西方国家。沃尔顿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西方世界要警惕正在形成的莫斯科—北京轴心。
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下属的贝尔弗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专业教授、贝尔弗中心国际安全计划和原子能控制项目研究员托马斯·尼科尔斯的题为《改善俄美关系：今后的步骤》的文章。文章提出，美国政府要继续施压促进俄罗斯完善民主发展进程，并以此作为俄罗斯成为大西洋共同体成员国的代价。俄罗斯要想与西方站在一起，就必须在民主问题上就范，美国对此不能迁就。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美国的敌人，就是不民主的国家。在此文中，政治大西洋中心主义昭然若揭。一切与美国利益为准绳，以美国好恶来划线。民主标准已不再是一个标尺和信仰，而是变成了随意变换的旗号。
面对西方的政治压力和频频发起的“民主攻势”，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一方面在外交场合积极对话。普京多次与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普京认为，俄罗斯在追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时，并没有否认民主共同的基本原则。2006年7月12日，普京在接受美国、加拿大和法国三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民主模式秉承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并强调俄罗斯选择民主道路是“自愿的，并没有外界的强制力量”。2007年2月10日，在世界高官和媒体云集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反驳了西方霸权思想，回击了对俄罗斯民主和外交的指责。在这篇名为《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的讲话中，普京比喻美国像是森林里为所欲为的“狼同志”，而某些国家在破坏世界秩序，企图主宰整个世界。普京谈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在国际事务中毫无节制地肆意使用武力，世界因此陷入了冲突不断的深渊，最终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冲突，反而使政治解决问题变得无望。”普京还指出：“当然，这与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众所周知，民主是顾及少数人利益和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政权。顺便说一句，经常有人给我们俄罗斯上民主课。但是，那些给我们上课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却不愿学习。”
另一方面，俄罗斯积极部署、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避免在内部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白桦革命”。例如：挖掘和迅速打击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西方的政治代理人，利用查税或丑闻等手段削弱政治对手，限制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扩大安全部门权力，整顿外国背景的各种基金会;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管制传媒;成立金融信息监测署，构筑金融安全网;公开包括高官在内的收支及个人和家庭账户;规范政党秩序，改革选举制度;加强青少年工作，支持成立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强调历史传统，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利用经济特别是能源手段转移话题，引诱或分化西方阵营;利用反恐等问题避开在民主人权上与西方的分歧，躲过西方批评的锋芒;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机构，加强外交工作，壮大俄罗斯“软实力”，改善俄罗斯国际形象，等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外交上攻击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而且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直接影响和干涉俄罗斯内政。近年来，美国政府为推销“民主”，不仅出钱、出力资助和支持他国的非政府组织，而且设立专门机构，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化”的力度。据美国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06年起，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在俄的项目为8.6亿美元，2011年该署在俄的活动就花掉近1.3亿美元，其中7000万美元用于发展民主和人权。美国国际开发署自苏联解体以来共花费27亿美元用于影响俄罗斯内政。
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分野与发展困境
20多年前，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苏联之后的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全球性“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后失败的国家。为迎合西方，叶利钦推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受到西方大国的轻蔑和进一步挤压。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的9年间，西方阵营抛弃自己的承诺，坚持“北约东扩”，轰炸南斯拉夫，在原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直到2000年前后，普京掌管俄罗斯，政治上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犹如对西方世界多年压制的“反弹”，普京不时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重新树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08年，连任两届8年期满的普京婉拒“民族领袖”的称号，“年轻、正派、有修养”的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普京则出任总理和执政党的主席，以保证政局稳定和政策延续。然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俄罗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其内政外交政策不得不重新面临重大调整，社会又一次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是谁?”“怎么办?”“俄罗斯向何处去?”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精英在有关“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举棋不定，在“民主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各持己见。这些意见分歧与价值争议也不同程度反映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言行之中，而2011年和2012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更加凸显了各派的政治分野和思想分歧。
政治：求稳，还是求变?要稳定，还是要竞争?2008年3月，在普京的安排和支持下，梅德韦杰夫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上台伊始多次言称，将沿着普京既定方针，保持大局稳定，保证大政方针的延续。梅德韦杰夫盛赞前任普京的功绩，称在俄罗斯处于危难之际，普京拯救国家于深渊;俄罗斯在普京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梅德韦杰夫表示，今后在总统的职位上要竭尽全力，实施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提出的到2020年的“普京计划”。执政初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两个重点问题即制度创新和反腐败。
然而，2009年前后，梅德韦杰夫的言词中开始表露对俄罗斯现状特别是政治生态的不满。他公开批评，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官僚化严重，垄断了过多的政治资源，压制了其他在野党的政治空间。梅德韦杰夫担心，由于俄罗斯政治生态中缺少活力和竞争，将导致政治发展出现停滞。梅德韦杰夫进而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俄罗斯应当彻底改变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内容也要包括政治现代化。
2008年7月，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题为《民主：发展俄罗斯模式》的政治报告。这份长达80页的未来政治发展计划由该所理事长伊·尤·尤尔根斯牵头，委托政治运作中心基金会联合俄罗斯一些自由派政治学者完成。报告指出，普京的政治模式是“手动档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在普京治理期间，俄罗斯民主发展进程缓慢。报告的撰写人甚至批评普京时期的政治运行机制“只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缺少横向的联系”。报告还指出，作为这些年“手动管理模式”的结果，俄罗斯公民社会弱小，社会封闭。如果一个社会只依靠独裁、权威领袖的眼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暗含极大的危险。这类社会压制政治和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割断社会联系，其民主前景黯淡。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开始并不需民主化，反而需要权威统治。但俄罗斯不走中国的发展路子，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具有欧洲历史文化传统。民主是现代化的前提，俄罗斯必须发展民主，否则难以实现现代化。报告建议，今后俄罗斯要确定俄罗斯式民主，走发展民主之路。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近两年来俄罗斯各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梅德韦杰夫周围的自由派智囊也接连出台报告或发表文章。2010年2月，现代发展研究所又发布了一篇题为《21世纪的俄罗斯形象》的报告。在现行的执政模式下，提出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战略和创新计划只是徒有虚名。就任总统两年来，梅德韦杰夫未能推出有效的具体政策措施，俄罗斯仍然是沿着普京制定的“管制型”政治模式行走，很难摆脱“原料和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报告中提出，前任总统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对于平息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暴露了这种政策的局限性。梅德韦杰夫智囊撰写的这份报告对普京时期形成的“垂直”的强权体制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政治自由”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报告呼吁重建议会和司法等国家政治制度，完善投资环境，保护私有财产，等等。报告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两个快速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分别是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代。这是两次“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梅德韦杰夫的智囊为俄罗斯描绘了一条欧洲式的发展路线，提出俄罗斯要改变发展方式和道路，追随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
梅德韦杰夫及其智囊提出改革，矛头指向普京留下的、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机制。观察俄罗斯政局的人士注意到，“稳定”是普京时期的代名词。2007年底即将离任之际，普京曾说过他喜欢稳定。
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陷入停滞的迹象。
道路选择的困境：自由派的挑战与官僚的制约。普京的政治道路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右翼自由反对派的政治压力。自由派在西方舆论的支持下，利用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经济的困境，不时在俄罗斯各地发起抗议活动。自由反对派认为，普京“压制民主”，俄罗斯建成的是“蛮横的警察国家”，普京必须下台，俄罗斯必须实行彻底的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
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断言，只要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被民主政权所取代，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而俄罗斯要想确立真正的民主政权，仍然“道路漫漫”，因而俄罗斯的现代化前景自然也就不会令人乐观。
其次，普京提出的“振兴俄罗斯”的宏大战略也受制于干部匮乏和贪腐盛行而难以落实成真，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在当今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宣扬的“现代化”口号难以落地，主要是因为找不到推进现代化进程可以依靠的力量。俄罗斯各级官员只是口头应付，实际却在推诿怠工。俄罗斯学者分析，官僚阶层已经习惯了依靠出口高价的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气轻松获利，他们的眼光只盯着油井和输气管，内心和行动缺少创新的愿望和动力。俄罗斯后工业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自由思想》杂志主编弗·伊诺泽姆采夫认为，在国际上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现代化是当政者保持权力的手段。而在俄罗斯，权力和财富结合得太紧密，人们从事政治目的仅仅是为了金钱，掌权变成了盗窃掠夺的手段。官僚阶层看重的不是政权，而是眼前的财富。
2009年，俄罗斯政府下达1753条命令，只有1084条得到执行，执行率下降了15%。普京执政8年间虽然平定了分裂和动乱问题，但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加了一倍，行政效率降低，司法进步甚微，腐败现象蔓延。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断言，普京时期形成的政治阶层和官僚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目标与途径的矛盾。俄罗斯现代化构想能否顺利实现还需解决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矛盾，竞争性改革与维护稳定的矛盾，国有资本与私有经济的矛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如今，俄罗斯社会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又处在一个社会发展关节点上，又一次面临方向性的战略选择。
在思想和方向上，是继续像普京时期那样，坚持国家主义或开明的保守主义，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秉持欧亚定位，宣扬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还是接受西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标准，“切割”苏联这段历史，宣扬个人自由，试图靠近欧洲?
在外交战略上，是强硬地反击西方、敢于说“不”，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势力范围，敢于挑战美国并与其对抗;还是将外交重点转向西方，避免与美国正面为敌，努力寻求与欧洲的合作?
在政治领域，是强调“主权民主”，继续加强中央权威，重视国家机器的作用，约束反对派，规范媒体;还是要“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结束“政治停滞”，鼓励反对派政党的竞争，给予自由派势力以政治空间，引进欧洲的法制环境，认同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民主理念?
在经济生活中，是保持俄罗斯作为传统的原材料和能源大国的优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战略掌控;还是面向欧洲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标准，突出技术创新和智能经济，争取在核能、纳米等产业或技术上有所突破和领先，进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是要自主性发展，还是期望西式现代化?
当今俄罗斯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争论和分歧，部分源于“双头政治”。不能否认，相差13岁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人生履历、经验、知识禀赋和世界观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梅德韦杰夫曾在
除去主观的、个人方面的因素之外，思想差异和道路分歧更多的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是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惯性的两极性张力的结果。在争论和分歧的背后，更隐藏着当今俄罗斯不同政治派别的尖锐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激烈较量。
另一方面，从客观历史条件看，与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相比，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原有的经济空间和产业链，苏联留下的技术潜能和工业老底折腾殆尽。20年来，先后20多万科技人才流失海外，俄罗斯科技教育整体水平下滑。再加上当今俄罗斯司法繁琐、低效，官员腐败盛行，行政障碍重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俄罗斯社会陷入了“社会混乱—权力膨胀—行政低效—经济下滑—官员腐败—犯罪猖獗—经营困难—增长乏力”的怪圈。用通俗的话描述当今俄罗斯：丢了苏联时期的好东西，留下了缺点;没学到西方的好东西，学会了唯利是图等毛病;非东非西，不伦不类。可以判断，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里，俄罗斯社会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理机制。自由派人士、经济学家亚辛也认为，俄罗斯缺少机制和技术，难以走欧洲现代化的道路;俄罗斯缺乏“细致和勤劳”，也不能照搬中国、日本等亚洲模式。今后俄罗斯可以模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模式，利用能源和原材料优势，参与世界分工。当然，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同的是，他还可以保持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国际影响力。
俄罗斯向何处去?自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十分活跃。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潮纷纷出炉，各种利益集团在台前幕后的活动更加积极。是举起开明的保守主义旗帜，走一条自主的、依靠自身力量的国家主义发展道路，还是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重复欧洲的成功之路，成为摆在俄罗斯执政精英面前的艰难选择。
面对制度性的缺欠和社会中显见或隐含的各种危险，俄罗斯如何实现现代化?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面向西方的“缓和与微笑外交”能走多远?西方国家能够真心或出力帮助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吗?对上述问题，至今俄罗斯当局和精英层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俄罗斯又一次步入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民主与经济发展、自由与现代化，稳定与廉洁、效率与民主，谁是因?谁是果?谁是条件?谁是目的?看来，俄罗斯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数学公式，来解开这几道自己编写的难题。（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