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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年了。剧变激起的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材料都已公布，后果也早已显示出来。然而围绕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国际上仍然议论纷纷，我国国内更是争论十分激烈，几乎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问题都存在不同观点，甚至截然对立的看法。本来这是外国问题，事情又过去了20年，似乎不应该成为舆论的焦点，然而出乎人们意料，这个国外的历史问题，却引起了激烈争论。这是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有关苏联问题的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国应该走什么路，要不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的人显然是借着苏联问题来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我们党对苏联问题的观点

关于苏联问题的争论，分歧的焦点在于怎样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或者叫“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一种看法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甚至认为“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责任在于斯大林，他们贬斥斯大林、赞扬赫鲁晓夫、开脱戈尔巴乔夫，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去斯大林化”；另一种看法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应该作具体分析，从总体上讲，还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完全否定。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应该坚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正确的东西，抛弃它的错误的、或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走自己的路”，不是简单地“去苏联化”，而是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党中央从1956年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期间发生了苏东剧变这样的事件），几代领导集体坚持后一种观点，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

肖枫同志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一文[1]中不赞成这一基本判断。他不仅否定《一论》、《再论》的观点，而且不赞成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对苏联问题的一系列论断。他打出的旗号是，对《一论》、《再论》不能“当成新的‘凡是’”，反对《一论》、《再论》分析苏联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中央是充分肯定《一论》、《再论》的。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一论》、《再论》发表距今已近4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写的一些基本观点仍然是很好的。今天，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也解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回过头来重读《一论》、《再论》，我们惊人地发现，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肖枫说，不能“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一论》、《再论》的理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中央还是这样看的，例如，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肖枫最不赞成《一论》、《再论》中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了，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中央还是肯定这一评价的，明确指出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这些论断，作为长期在中联部工作、而且担任研究室主任的肖枫应该是知道的。恐怕不能说我们中央不是基于科学分析而是凭“凡是”作出这些结论的吧。

关于苏联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党中央也有明确的结论。苏联“8·19”事件后，我们党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我们要联系苏联加速演变的实际，在党内和干部中加强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苏联的全面危机决不是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果。要教育党员干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政高级干部要认识苏联演变的教训，划清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要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搞多党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搞议会民主政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搞军队的非政治化、非党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搞私有化；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随着苏联局势的明朗化，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了决定作用。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他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

2000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四个如何认识”的研讨会上，谈到苏联的教训时，也曾明确指出，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论断，是想说明我们党中央对苏联问题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个问题上，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领导集体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研究苏联问题，应该认真对待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不管赞成与否，都不能回避这些观点。简单地说“不能‘凡是’”，然后用什么“大党建”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回避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明确的意见，顾左右而言他，并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这里我们仅对《一论》、《再论》分析苏联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谈一点看法，看看肖枫同志否定《一论》、《再论》有没有道理（由于肖枫同志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新的领导集体关于苏联问题的看法明确表态，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们也就不好评论）。毫无疑问，对任何人的言论、判断（包括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都不能采取“凡是”的态度，各种观点都需要经过实践来检验。对于《一论》、《再论》关于苏联问题的基本论点，也是如此。

对《一论》、《再论》，既不能因为它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撰写的，反映了当时党中央的看法，就盲目地肯定是对的，也不能因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写的，就断定已经过时，盲目地否定。问题在于，它的结论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是不是科学。我认为，《一论》、《再论》中分析苏联问题的方法和基本结论是正确的，对当前研究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并吸取其教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第一，必须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分清主流和支流；第二，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区分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第三，必须把苏联问题放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中考察，这样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不会因为苏联演变而发生动摇。

二、必须全面地、科学地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攻击社会主义。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说得一无是处，进而得出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必须否定。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断定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经遭到战略性的失败。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为“极权社会主义”，发誓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过去的一切”。所以1991年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时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同戈尔巴乔夫这种看法遥相呼应，他们把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斯大林模式”，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确存在很多失误和弊病，斯大林的确犯过许多错误。有的人对此津津乐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干什么好事，必须彻底否定。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失误和弊病（敌对势力捏造的除外），问题在于，第一，这些失误和弊病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第二，产生这些弊病和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就需要全面地、科学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在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3]，因此，简单地罗列材料是无济于事的，需要从总体上进行分析。

应该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存在弊病的，是毛泽东，他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照搬苏联模式的环境下，强调必须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此发轫的。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年8月底，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4]“所以，要加以分析。”“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5]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一论》、《再论》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的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6]这一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读这一段话，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尔巴乔夫之流，因为他们正是打着“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告别过去”等口号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对于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一论》、《再论》明确回答，这些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生产发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苏联的经济能够以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且在希特勒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进攻的面前，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打败法西斯。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再论》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的缺陷上。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时地通过改革和调整加以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产生于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层面上的缺陷，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体制。第二，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及时调整了体制中日常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不适合需要的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及时地进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和体制，还需要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不符合客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与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严重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分不开的。

《一论》、《再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在苏联演变的新形势下围绕着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仍应坚持《一论》、《再论》所表达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三、必须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区分开来

在1956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对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曾经有过一场大的争论。当时就有人主张完全否定苏联的经验，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提出，作为十月革命故乡的苏联，自己都抛弃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这说明十月革命不灵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种“历史的迷误”，或者叫做“大失败”。我们重读一下《再论》中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论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

《再论》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7]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区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包括错误的）两部分（体现在制度上，前者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者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区分，为我们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那么，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再论》概括为五条：（1）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再论》指出，这五条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8]。应该看到，后来邓小平把这些基本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把它们称之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强调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不能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9]。其基本思路与《再论》所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的表述有所不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尤其是苏东剧变及以后的现实表明，敌对势力所集中攻击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东西。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对政权的霸占，是一种政治垄断，要求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暴力社会主义”，要求实行打着“民主”旗号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要求实行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攻击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要求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如此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所向，恰恰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基本制度，即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我们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然而苏东剧变这一世纪性悲剧正好说明了抛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殷鉴不远，我们应该牢记这一教训。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道路只是反映了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的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共性。由于每一个国家具体国情以及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差异，它们实现共同规律的具体形式必然会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有其特殊性。每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都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要坚持十月革命这一共同道路，又要根据本国国情寻找实现这一规律的具体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典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开始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基本制度方面，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同时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方面，又以苏联为借鉴，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一条把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经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既不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0]这一思想，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应该看到，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11]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四、苏联演变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曲折

当前，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往往是同苏联演变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既然苏联已经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就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种论断是值得推敲的。上面讲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绩是基本的，弊病是第二位的，而且弊病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出现的，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改革得到解决，并不需要、也不会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另文阐述。应该指出的是，《再论》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的角度，预见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曲折、甚至严重挫折。苏东剧变，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是《再论》不幸而言中的预料。

《再论》的结束语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据参加《再论》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同志回忆，毛泽东“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12]。结束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规律。历史上，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经历了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才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与以往所有的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可能是直线的，发生曲折以至某些地方出现倒退，是难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与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但是，无论斗争是多么长期而复杂，人类社会将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发展，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出现挫折甚至跌入低潮的时候，更应该坚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再论》指出的：“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社会最后总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13]

为什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出现曲折呢？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的特点决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是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而不需要依赖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因而其实现过程一般是不会发生曲折的。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由于人们的利益有差异，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不同。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差异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差异，这使得不同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期望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了前进、倒退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等等复杂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和反复，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

在苏东剧变后，邓小平针对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的状况，特地强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4]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我们应该像邓小平那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何动摇和彷徨都是错误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气度。

《一论》、《再论》是我们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真理的光芒越来越明亮。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这两篇文献，只要不怀偏见，都会被它的深邃的理论、严密的逻辑所征服。这不是用什么“不要‘凡是’”所能抹杀得了的。

参考文献：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3]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4] 吴冷西：《忆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