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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薇洲 邢文增：从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困境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迅速席卷了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逐渐波及西方国家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并最终演变为一场全面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当前，危机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剥削和殖民垄断，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更加突出，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现象。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事件，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和困境之中。
一、危机对发达资本主义两大发展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美式资本主义和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均暴露出其深层次的矛盾并广遭批判，德国《世界报》更是以《哪里还有好的资本主义》为题指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人们似乎都很难找到好的资本主义。
美式资本主义是指英美等国实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其主要特征为:第一，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政府决策被限定在尽量小的范围内。第二，强调个人主义，个人和企业拥有微观决策权。第三，企业经营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凭借其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强调个人、市场作用的特征，美式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得到了不断扩张。该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获得了长达10年以上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至一些对该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美式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地位。譬如: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不完善的模式”的阿尔贝尔指出:“美国坚定地向世人表明:它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P235)
然而，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既是美式资本主义具有创造性和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其产生一系列弊端和缺陷的诱因。该模式的缺陷突出表现在:第一，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整体利益，致使实行美式资本主义的各国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到2008年，占全美人口1%的最富者的收入占国家财富的比例从8%升至18%，目前其年均税后收入在130万美元以上，而占人口20%的最穷美国人的年均收入仅为1．77万美元［2］。第二，对利润的过度追求使金融衍生品交易和股市交易恶性膨胀，经济沦为一种“赌场经济”，物质生产则日益萎缩。虚拟资本增加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形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加剧了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融化的危机不过是实体经济停滞的外化”［3］。第三，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加强。市场行为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盲目性的特征，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缺乏政府调控等则加剧了这一缺陷。
正是上述种种弊端，导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相应地，美式资本主义模式也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就遭到全球各界的严厉批判。大家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譬如，美共指出，金融化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性弱点和矛盾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急先锋。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导致了不平等日益扩大、金融领域投机行为日趋频繁和系列大资产泡沫的出现等，这些因素为这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失去光环，可能无法修复。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认为:“无论如何，美国及其倡导的观念体系、主导打造的体制此次再度遭遇了沉重一击。”［4］就连曾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明确指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5］。
与美式资本主义相比，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二是在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的公平和平等，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的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社会有效需求，延缓了危机的爆发。正因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初，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曾被视为金融危机中的赢家，有人甚至提出了“拯救资本主义靠北欧”的口号。还有的明确表示:北欧福利国家为寻求自我重塑的全球体系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但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却打破了这一幻想，随着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些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并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受到各界的批判和质疑。
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无法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债务和赤字越来越大，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其二，受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在许多方面被迫改革，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基本元素，国有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小，工人阶级的权利日益受到侵犯，一些欧洲国家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向美国模式看齐”［6］(P208－209)。瑞典学者珀·奥尔森就指出，在如今的瑞典模式下，瑞典国有部门的作用是为占经济统治地位的大型垄断集团提供廉价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和开发，而社会福利制度和民主政府为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无法解决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本身的弊端，而且还迫使其向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模式靠拢，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上述缺陷决定了欧洲国家不仅无法迅速走出危机，反而越陷越深。2012年，欧元区经济继续低迷，第二、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经济陷入了3年来的第二次衰退。许多学者就指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无约束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欧洲债务危机则意味着无约束福利社会的终结。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已无法在维持高福利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危机动摇了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苏东剧变更使西方民主制度取得了暂时性胜利，得以在全球大肆推广。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资本主义国家自我调节的能力不断下降，世界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严重动摇，资本主义陷入了政治合法性困境之中。“我们想要民主而不是钱权政治”“将金钱踢出选举”“华尔街应该花钱买股票，而不是去买通政客”这些在“占领运动”中提出的口号，集中体现了许多民众对现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满，致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
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受资本家控制的特性进行过深刻揭露，他指出:“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8］(P52)“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9］(P641)。随着垄断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特点更趋明显，垄断资本的利益成为政策的主导。
对垄断资本而言，通过对政治的控制和影响来获取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是其不变的目标。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指出，美国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政客们对寡头的“效忠”使得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监管变成一纸空文。有学者形象地指出:“政府只是这些精英集团的女仆，只会不惜余力地去维护垄断所需要的国内秩序。”［10］(P277)在布什就职期间，曾引发财务造假丑闻的安然公司就是政治捐款的重要成员，71%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接受过安然公司的资金。而引发此次危机的房利美从1990年至2008年提供的选举献金高达1930万美元，因此，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汤姆·斯坦顿早已在危机前发现了“两房”的违规问题，并坚持监管方案应提交国会听证，但受资本控制的政府不仅无法对资本实行有效的监管，反而顺从资本的需要，进一步推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法案。
而在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政府非但未能认识到其寡头政治造成的后果，反而对垄断资本采取各种救助政策，使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性质更加暴露无遗。2010年1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以“政府不能干预政治言论”为由，解除对企业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为“权钱政治”大开方便之门。这种情势使“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他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11］
西方民主制度运转不良、效率低下的弊端，不仅是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成因之一，也是其无法迅速采取行之有效的救市举措的重要缘由。西方民主制度最为基础的就是其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制度，然而，这种制衡体系却导致各党派为了赢得选票，更偏重于短期策略，较少制定有利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长远目标的政策。同时，为迎合选民，多采取“少付多得”的竞选和政策策略，一面扩大公共支出的规模，一面减少税收，最终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而在危机发生后，执政党惧怕选民流失而不敢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对现有制度进行小范围的修补，同时，权力制衡体系也使许多政策无法顺利通过，导致危机难以迅速被克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就指出，在欧洲，没有任何选举提供解决这些国家最大麻烦所需的最基本的改革措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缺乏道德的弊端在危机期间显得尤为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其民主制度，打压当地的民主、践踏人权和公民权，充分表现了西方民主对待第三世界缺乏道德。西方独立记者托马斯·芒廷指出，西方式民主正在摧毁非洲，在非洲所能看到的就是以暴力和流血为标志的选举［12］。西班牙《起义报》文章也指出，在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中，对人权和公民权的践踏更为严重，与民众心目中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相反，西方民主展现了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恶的一面。
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在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许多西式民主的鼓吹者也改变了态度。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13］福山也开始修正其先前的观点，被迫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并严厉批评了自由民主制的僵化:“美国的民主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14］
三、危机中断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全球扩张的进程
苏东剧变后，西方掀起了强烈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大肆渗透和扩张，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巩固。此次危机的爆发，重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信仰”，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15］。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的推广，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蜕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与政治性纲领，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下“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形式”。然而，此次危机却使新自由主义受到重创。首先，引发此次危机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就是金融资本的肆意泛滥以及缺乏监管，而这与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推行自由化、去监管化息息相关。第二，此次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实施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在扩大收入差距、缩减有效需求总规模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表明，主张市场机制本身能实现经济有效率运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陷入困境。第四，危机后西方国家采取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仅与其新自由主义理念相悖，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时西方国家强迫这些国家进一步放开市场、取消国家干预的政策相悖，充分表明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使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国内受到重创，在国际上也日益被抛弃。
危机及其影响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就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实际是代表超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适应超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操纵金融市场剥夺全世界的需要，并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幻灭感。正如德国经济专家马尔特·菲舍尔指出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自愈能力的信仰。”［16］埃及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也强调，此次危机“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原因则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17］
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不止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不再盲目信仰，学界也从单纯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解读中跳出来，着眼于从制度层面思考资本主义的弊端。在对危机的分析中，许多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模式都存在许多弊端，而且认为此次危机深刻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调控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乔尔·戈伊尔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一场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在这场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正逐渐觉醒，社会主义左派的复兴将迎来历史性机遇。美国左翼思想家、世界体系理论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也就是说我们处在正常衰退过程的紧要关头。资本主义体系将会消失并且被另外一种世界体系所完全取代。
随着世界反资本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西方主流也开始直面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和危机，现存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时代的要求、资本主义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成为各界探讨的焦点，英美主流媒体如《金融时报》《时代》周刊等也围绕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尽管西方主流学者依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未出现问题，但他们也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缺乏创新、分配不公等问题，必须进行改革。还有学者提出要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对旧体系的错误有所认识，并找到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资本主义模式。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则提出了“资本主义4．0版本”。美国凯雷集团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也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否则我们的制度会终结。”［18］
此次危机证伪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也打破了“资本主义免于危机”的神话，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此，危机发生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德国等国家热销，在西方国家的媒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也出现了正面的声音，如执教于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危机中的优异表现使社会主义价值观重新受到重视。在西方，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逐渐增多。拉斯马森民意调查显示，危机发生后，20%的受访者更偏爱社会主义。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偏爱社会主义的达到了50%。随着危机的发展，“社会主义”一词已重回西方舆论场，并成为日常话题。在对发展模式的探讨中，许多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模式对资本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如福山就指出，中国模式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对资本主义的两大关键挑战。大卫·鲁宾斯坦也认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19］。尽管他们将中国模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与价值在危机中再次得以彰显。
四、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并引发了社会动荡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布热津斯基就预见到危机将引发美国社会动荡，在2009年2月的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他指出:“由于金融危机，美国近期将新增数百万失业者，许多普通美国人因此将遭遇严重的物质需求问题，从而引发社会动荡。”［20］近年来西方之所以频发工人罢工和社会动荡，一方面是因危机本身使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但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救市举措，将危机的后果转嫁给普通民众，从而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首先，对垄断资本的救助，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过度的贪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是此次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但资产阶级政府对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垄断金融资本不仅并未进行限制，反而斥巨资加以救助。在美国，布什政府在2008年9月就签署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解救计划”，其中3000亿美元用于资助AIG、“两房”和摩根大通，3000亿用于资助花旗银行，其余用于其它大金融机构。在欧洲，各国也纷纷向金融机构注资，如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联合向Dexia银行注资64亿欧元，英国在2008年10月以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为其提供资本金，并为银行间贷款活动提供2500亿英镑的担保。欧洲央行和英国等各国中央银行还与美联储联手，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资产阶级政府对垄断资本的大规模救助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赤字。美国2009－2012年财政赤字分别为1．41万亿美元、1．29万亿美元、1．1万亿美元和1．089万亿美元。欧盟27国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攀升，2008－2011年分别为62．5%、74．8%、80%和82．5%。
国债的巨额攀升使普通民众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生活环境日益恶化。“主权债务的负担已经被转嫁到普通民众头上，已经遭受到了危机摧残的人们因此还仍然要遭受政府的破产的现实。”［21］同时，垄断资本并未将其接受的救助用于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调整企业的运营机制等，而是继续维持对高管的高额薪酬。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薪酬沙皇肯尼思·范伯格(KennethFeinberg)发布报告，有17家接受纳税人资金援助而走出困境的银行在危机期间向其高层管理人员支付了总额16亿美元的奢华薪酬。不仅如此，垄断资本还借危机之利大肆裁员，失业率大幅攀升。据欧洲委员会统计，自2008－2011年，欧盟27国的失业率分别为6．7%、8．9%、9．7%和9．7%。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曾高达10．2%，在2012年仍维持在8%左右。西方政府对大资本的援助与垄断资本的上述举措相结合，进一步恶化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英国《邮电报》报道指出，美欧正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和贫富悬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报告指出:2009年美国最富有1%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1．2%，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7．1%，余下90%家庭的收入只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2．9%［22］。这种极端的收入差距不仅对资本积累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这个唯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只以盈利为目标，它要把就业者、(社会福利)国家、民主制度统统排除。这个资本主义也就取消了自己生存的合法性。”［23］(P129)
其次，紧缩公共开支加剧了民众与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危机后，西方政府一方面加大对垄断资本的援助，另一方面为减少财政赤字的压力，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从而加剧了民众与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尤其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高福利被西方学者和政界看做是引发危机的根源，因此，削减福利制度成为其走出危机的首选，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改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法国于2010年率先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宣布将最低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62岁，领取全额政府退休金的年龄则从65岁提高到67岁，公共部门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比例将在10年内从7．85%增加到10．55%。之后，英国、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也纷纷提出了改革计划。英国2011年11月公布的退休改革计划将公职人员退休年龄延长6年至66岁，意大利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保加利亚从2013年起将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希腊则希望将平均退休年龄从61．4岁逐步提高至63．5岁。上述举措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矛盾更加凸显，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频频发生。如，英国公布退休改革计划后，约200万英国人2011年11月30日开始举行“世纪大罢工”，以示对政府的抗议。同一天，保加利亚两大工会组织发起万人大游行，抗议政府的养老制度改革。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法案也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运动。美国更是在2011年9月17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蔓延至82个国家的多个城市，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全面困境之中，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表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已成为更有前途的选择:它可以用代价更小的方式发展社会，并且不会导致长期萧条和危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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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