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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独立后又长期受制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而被迫与发达国家直接接触，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之中。进入新世纪发展中国家经过不断探索，逐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相对于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不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逆势崛起，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然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改变它们在世界格局中仍整体处于外围、半外围的历史地位，在世界格局重构的影响下，它们面临着发展模式的转型与调整。

　　

一、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舞台上由被动接受的从属角色转变为

　　

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国际行为体

　　

在多极增长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世界格局中出现的新变化。

　　

1．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进入新阶段，规模和质量都有所提升

　　

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过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大规模吸引外资的发展阶段。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政策已从吸收外资弥补储蓄和外汇“双缺口”为主转向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并重。与此同时，它们作为全球直接外资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额的大幅上升使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力量，其直接外资流出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由2006年的17%提高到2010年的29%。20大投资经济体中有6个是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位列世界第五。

　　

邓宁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很好地阐释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变化。根据该理论，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将不断超过资本流入速度，二者的差距会不断缩小。[1]以中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60.11亿美元，同年对外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约为1.93∶1，《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中国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比例将在未来10年超过1∶1。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将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2．发展中国家群雄并起，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改变世界经济版图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最新排名有升有降，但总体上都获得了不错的名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智利、泰国分别居第2位、第9位、第13位、第33位、第38位。“金砖五国”中，中国第29位，巴西第48位，南非第52位，印度第59位，俄罗斯第67位。英国前首相布朗曾指出，在2010年前后，150年来西方（美国以及欧盟）第一次在制造、生产、出口、贸易和投资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区全面超越。[2]这也就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教育、市场效率、劳动力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态势。

　　

《财富》500强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入选500强企业数量的此消彼长也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2012年《财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大陆（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上榜，超过日本（68家），仅次于美国（132家）。“美、英、法、德、日等七国集团企业总数占全球500强的比重从2001年的83.6%降至2010年的67.4%。而‘金砖四国’所占比例则从2001年的3.6%升为2010年的13.4%。”[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500强企业数目的大幅上升，说明世界生产和消费重心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

　　

3．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与此相对，发展中经济体逆势上扬，仍然实现了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双速复苏和发展的态势。尽管由于受到欧美经济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有关国际机构下调了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但鉴于发展中经济体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南高北低”双速复苏的局面仍将继续保持，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其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世界的贡献也日益增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89年的82.6%下降到2009年的68.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则从1989年的17.4%上升到2009年的31.1%。金砖国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表现尤为耀眼，2010年“金砖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4%，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11.5%。另据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10年的约30%，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

　　

4．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提高，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合作机制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方式也日渐多样化。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传统南南合作组织仍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南北对话，并在南北对话中提高了自己的话语权，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气候大会谈判中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能被忽视。

　　

全球治理已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这一共识促使国际合作机制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一方面使八国集团会议机制灵活化，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南北对话，并提出有利于使“8+5”或者“8+N”模式机制化的“海利根达姆进程”和“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另一方面又以二十国集团代替八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同发展中国家协商重大国际问题。八国集团开放性的增强和议题的丰富化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制化，深刻说明了世界政治经济权力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逐渐得到承认，并受到重视。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对世界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国际合作机制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变以外，主要的国际组织也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改革。在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努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65年来最大的一次治理权改革，改革后“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将达到14.81%。2010年世界银行进行改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从44.06%提高至47.19%。这两次改革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增大，也有利于建立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加强了金融方面的合作，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就酝酿建立一个可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的新开发银行，这也是金砖国家为世界平稳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和有益尝试。

　　

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历史定位仍未改变，上升空间受到多重限制

　　

虽然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变迁为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总体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还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发展中国家整体位于世界体系的外围、半外围，在经济上还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另外，发展中国家自身还面临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等若干问题。因此，在当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谋求真正的发展和飞跃仍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现代化科学概论》指出，在50—100年期间，发达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的概率平均约为10%（6%—23%），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平均约为5%（1%—9%），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跳级的概率约为5%。这一局面恰好说明了沃勒斯坦的断言：“一个体系性的后果是经济上最有优势的区域在分布上经常发生缓慢的位移，但并不改变这些优势区域在体系中所占的比例。”[4]现在全球不断扩大的财富两极分化、逐渐加强的气候政治博弈、日益加剧的数字鸿沟，令发展中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在未来的竞争中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1．发达国家的“剥夺性积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其难以充分自主发展

　　

在“北强南弱”的世界格局中，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以及不对等的国际金融体系，使利润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实现“剥夺性积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6年穷国向富国转移的净资本是7840亿美元，2002年为2290亿美元。即便像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穷的国家，现在也成了向富国输出金钱的国家了。这造成了全球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

　　

首先，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仍呈现出“中心—外围”的产业格局。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发包方，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18%，日本占10%，其他国家所占份额则不到10%。[5]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中的获利也远不相同。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测算，美国公司离岸外包每支付一美元所获收益是发展中国家承包公司所获收益的三倍多。这一国际分工格局更容易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分工链条的底端。其次，发达国家掌握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制定权，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目前处于上升势头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建设需要大量的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2012年1月至2月，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7.9%。但是，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铜/铝等有色金属、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定价权分别由受发达国家掌控的纽约商业交易所、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决定。这更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交换的不平等。再次，美国利用美元霸权绑架了债权国，制造了世界范围的“庞氏骗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为61.7%。截至2012年7月底，仅中国就持有11496亿美元美债。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大作文章，或者使美元贬值，或者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此来减轻美国还债压力。2012年9月，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并造成这些国家的货币被迫升值和贬值的上下波动，这种不稳定性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完成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双重任务的难度。

　　

发达国家“剥夺性积累”的结果就是，虽然大部分国家相对来说都有所发展，但少数国家越来越富，全球“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发达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10年发展指数最高的挪威（0.938）和最低的津巴布韦（0.140）之间相差近七倍。世界财富的分布极不平衡，根据2011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1份全球财富报告，全球百万富豪家庭数量占总数的0.9%，但富豪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到全球财富的39%。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人类财富分配不均也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后续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2．气候谈判的政治博弈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受到威胁

　　

人与环境之间是否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气候问题成了南北关系中的一项新课题。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碳排放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却在推卸责任之余，还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责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问题的侧重点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加重对能源的消耗，增加碳排放量。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进行比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中国科学院丁仲礼课题组指出，排放权即发展权，应该一算历史账，二算人均账。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在1960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已很高，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大致相当于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八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6]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承担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责任，缓解了发达国家的生态压力，但发达国家却向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绿色壁垒。这将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于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发展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向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应共同抵制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环保”的幌子实则搞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

　　

3．“数字鸿沟”的加剧和发达国家以互联网为工具的新霸权令发展中国家面临被“信息殖民”的危险

　　

“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社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的多个维度上的不平等。[7]虽然这几年发展中国家在手机移动网络以及互联网普及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比起发达国家来还是望尘莫及。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12 年版《电信改革趋势》报告，工业化国家的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了26%，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4.8%的普及率。发展中国家宽带价格相对较高，2010年年末非洲固定宽带业务的平均费用相当于月收入的290%。在普及宽带网络的新一轮竞争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面临丧失全球宽带渗透率持续提升带来的好处的风险。

　　

数字鸿沟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新霸权。美国被看作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现有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和美国控制的互联网核心技术为美国称霸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美国享有对全球13个“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都在美国，另外3个辅根服务器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由此可见互联网完全被发达国家所控制，而美国又是其中的核心霸主。这样就在信息世界里形成了很多人所说的“信息殖民主义”。互联网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摩尔多瓦的“Twitter”革命更让人看清楚美国网络外交的实质就是把网络外交作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的辅助工具和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新载体，对其他国家起到潜移默化的改造作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警惕和提防的。

　　

数字鸿沟实质上是发展鸿沟，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基于此，有学者建议不仅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要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只有发展中国家真正得到了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和国民教育都有所提高，才能真正地缩小“数字鸿沟”。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基础而奢谈“数字”，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异于画饼充饥。

　　

三、应对金融危机下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调整

　　

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内部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等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

　　

1．东亚要由出口导向型调整为主要依靠国内和地区需要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

　　

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经济上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收入的相对平等。这种发展方式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和地缘政治特色。当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对东亚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转型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叠加使得欧美复苏乏力，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纷纷表态，不仅自己将改变发展方式，还强烈要求东亚扩大内需。美国高调宣称要改变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和再工业化。美国作为东亚产品重要的进口国，其发展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以前“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将难以为继了。因此，东亚在未来的发展中，既要积极扩大内需发掘国内市场，更要大力提高区内贸易。

　　

其次，东亚发展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有条件实现的。根据尼尔森全球副主席瑞克·凯什在刚刚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上提供的数据，2010年除日本外，亚洲“中产阶级”占世界总数的24%，消费力占世界“中产阶级”的16%。庞大中产阶层的存在说明了东亚地区在未来发展中转变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具有良好基础。

　　

再次，东亚地区区内贸易所占比重偏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东亚地区区内贸易比重相较于欧盟和北美地区存在很大差距，2009年东亚经济体间的贸易规模占该地区全部对外贸易额的52%，而欧盟这一水平为70%以上。[8]由于东亚区内贸易所占比例较低，比较严重地依赖区外市场，尤其比较依赖美国市场，因此对外界经济的波动反应格外灵敏。

　　

2．拉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方式受到挑战，加快了“去美国化”的步伐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践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为了消除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造成的种种弊端，拉美的政治格局开始集体向左转。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但拉美新自由主义时期所加重的依附性经济形态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左翼政权下并未得到彻底改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15个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中，有10个在拉美地区。现阶段拉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比较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比如，2010年巴西的主要出口商品矿产品、食品饮料烟草和植物产品的出口额分别占巴西出口总额的25.5%、13.4%和10.0%。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拉美初级产品出口的增幅为2.6%，而21世纪的前十年增幅为11.4%。[9]拉美出口的这一去工业化趋势表明拉美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并特别容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冲击，巴西66％的出口工业就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使拉美中左翼政权受到挑战。如同彼得拉斯所说，当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危机到来时，拉美新左翼的改良措施将可能难以应对，因为它们都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它们继承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经济结构。中左翼政权的模式是建立在经济的“初级产业化”及投机性投资的繁荣基础上的，使其容易遭受美国投机资本崩溃的全部有害影响。

　　

在新形势下，拉美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2010年拉美多个国家大选带来的政权更迭改变了拉美中左翼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格局。“从2010年选举结果来看，左翼力量在拉美头号大国巴西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右力量和右翼力量继续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执政；但在智利，中右翼力量‘变革联盟’通过大选，接替中左力量、执政长达20年的执政联盟上台执政。因此可以说，左派和右派力量此消彼长，中右力量略占优势。”[10]2011年秘鲁、阿根廷、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国大选中左、右翼也是互有得失，而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大选中再次连任总统又加强了左翼的力量。不过现在拉美的政治力量逐渐趋于成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都倾向于采取务实政策。拉美各国政府还需根据国际形势而适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重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产业结构。

　　

今后拉美应更多关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协调发展以及加强本地区的独立性，目前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拉美国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12月第三次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首脑会议宣告不包括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新的区域组织——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这充分体现了拉美国家力图摆脱美国的影响所作的努力，显示了拉美地区“去西方化”、“去美国化”的决心和愿望。

　　

3．非洲需加快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殖民统治而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拉美和东亚相比，依附性色彩更为浓重，有学者甚至称其为第四世界，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

　　

非洲虽然远离世界金融风暴中心，但其单一的发展方式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而日显不足。指导非洲发展的理论大都是外来的，但这些方案都很少考虑非洲国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实现自力更生的愿望，因此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阿明曾深刻地指出:“从非洲的立场来看，新的替代方式应该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与参与全球体系结合起来。”作为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就是这样一种尝试，2008年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组织机构并入非洲联盟。这种依靠非洲自己的力量，同时争取外援的方式将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方式，也将为非洲的发展注入活力。

　　

此外，与其他大陆相比，非洲区内贸易非常不发达，非洲国家间贸易只占非洲贸易总量的10%。国际组织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更加认识到加快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南非总统祖马就号召非洲各国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提高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首脑和政府代表于2011年6月12日宣布启动非洲最大自由贸易区谈判。三方峰会还提出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地区一体化的三大支柱。

　　

总体而言，世界上没有一种模式是永恒不变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强调：“理论及其原则在一定的地区、在一定时期可能是合理的和适用的，但在其他社会的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它们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和不适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之后，适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式，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成了当务之急。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意义重大，就像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3月28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的联合书面采访时所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国际关系更加合理、全球治理更加有效、世界和平更加持久”。

　　

注释：

　　

[1] 参见张雷、张红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比较》，载于《国际经济合作》2008年第6期。

　　

[2] 张璐晶《谁是乱世救星》，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6期。

　　

[3] 参见孙寅、陆立军《〈财富〉全球500强榜单折射世界经济版图变迁》，载于《检察风云》2010年第16期。

　　

[4] 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Monthly Review, Vol.62, Issue 10, 2011.

　　

[5] 郑雄伟《全球服务外包成经济发展新引擎》，载于201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6] 参见记者王静《气候变化谈判：用科学数据捍卫国家发展权——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谈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议题》，载于2009年9月7日《科学时报》。

　　

[7] 胡献红《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鸿沟”——北京、义马两地网民比较研究》，载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8] 赵江林主编《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9] 参见http://research.shisu.edu.cn/s/26/t/37/1d/a3/info7587.htm.

　　

[10] 徐世澄《2010年拉丁美洲形势盘点》，参见http://ilas.cass.cn/cn/xwzx/ztcontent_content.asp?infoid=15167。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