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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记者

　　陈之骅，男，1934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史、原苏联史、世界社会主义史。撰写和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克鲁泡特金传》、《苏联史纲（1917－1937）》（两卷本）、《苏联史纲（1953－1964）》、《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优秀专著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苏联兴亡史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专著三等奖）、《俄国沙皇列传》、《苏联历史词典》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年的思考》（副主编）等。

　　▲（采访者简称▲，下同）：陈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研究世界史方面的专家，今天，就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十月革命、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及其政策、苏联演变等方面的问题请您谈谈看法。先请您谈谈在苏联解体20年之后，研究苏联历史还有何重要意义？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我们知道，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立了与此前所有国家根本不同的崭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一切行动唯一的指导思想。尽管今天苏联已经不再存在，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永远不会磨灭。它在74年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以及失误和失败的教训，激励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继续前进。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总结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苏联史注定是一门政治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换言之，苏联史研究，从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的理念来说，具有特别明显的“明道”和“经世”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苏联史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苏联史研究是怎么进行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

　　●：我国的苏联史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起步的。那时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由于人才缺乏和资料不足等原因，较长一段时间内成果很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工作局限在译述方面，主要是译介一些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国家采取了几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由有关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在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作苏联史讲座，即请进来；二是派遣青年学生去苏联学习历史，即送出去,我本人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苏联的史学理论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有某些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等缺陷，但是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虽不发达）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解体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挫折，并不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目前世界上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同时存在的事实，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紧张，这一时期的苏联史研究是一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后的状况又如何？

　　●：情况是这样的，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紧张，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改革开放后，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苏联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和70年代末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一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精神，我国苏联史研究者至少在以下几个观点上达到了基本共识：第一，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似乎在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它甚至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对苏联国家性质的正确定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前提。第二，对苏联历史的发展进程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它既有作为主流的辉煌成就的一面，又有遭受挫折和缺点错误的一面；既要抛弃“文化大革命”思维中对苏联历史的片面和不实之词，也要破除对苏联历史尽善尽美的迷信。第三，要敢于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对苏联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包括涉及历次苏共党内斗争中的有关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评价。对过去在研究中回避的一些重大问题，要敢于触及并进行深入研究；对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要敢于重新审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第四，我们研究苏联史，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学科本身的建设，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借鉴。这几点共识表明，我国的苏联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是很高的。我说起点很高，是指我们的苏联史研究工作在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开展的。

　　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后更名为苏联东欧史研究室）。我担任了第一任室主任。该研究室成立以后，由于其本身实力比较雄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快就成为当时我国苏联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历史所时任所长的朱庭光同志亲自抓苏联史研究。他虽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但对苏联的情况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教育我们做研究工作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然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会走弯路，甚至犯错误。研究室不仅自己积极开展苏联史的研究工作，而且主动联合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组成课题组，一起研讨问题，写论文，出专著，同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对一些重要的课题进行集体攻关。1991年出版的两卷本《苏联史纲》（1917－1937）就是该课题组历时五年余完成的一个最终研究成果。应该说，这本书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史研究奠基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它在今天看来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精品力作。

　　▲：那么，苏联解体后，我们的苏联史研究在选题上有什么变化？

　　●：这个问题提得好。苏联解体以后，我国苏联史研究重点（或者说方向）主要集中在探究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上，其他问题基本上围绕并联系着这个主要问题展开。围绕这个主要问题，学者之间的观点分歧逐步明显起来。应该说，这种分歧大都属于学术层面上的。当然也有原则性的、指导思想上的分歧。

　　1991年12月，有着74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黯然解体，作为这个国家领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也不复存在。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对我国苏联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大课题：通过研究苏联的历史进程，揭示苏联演变的原因，总结苏联演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和政治意义。

　　苏联解体以后，关于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学者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中国学者，特别是苏联史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尽管我国学者掌握的史料和资料或许没有其他国家的学者丰富，但是我国学者对苏联史的理解和体会，无论从理性或是感性来说，可能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为深刻。记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教授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其中谈到：中国学者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条件更好，因为中国曾经是跟着苏联的道路走过来的，同时中国又是比较早地突破了苏联模式框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条件更为有利。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出版了两本专著：《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和《苏联剧变研究》。这是我国学者关于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较早的两个研究成果。两书的基本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们在苏联演变原因和教训问题上的分歧，当时还只是处于潜伏和萌芽阶段。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歧是否越来越明显？为什么同一个事件有很不相同的看法？

　　●：关于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的分歧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从那时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学者不断增多，涉及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大，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有关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大量面世，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著述广泛传入，使得我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苏联演变研究热。关注、参加和从事这个问题研究和讨论的除了历史学家外，还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以及不少政界人士。总的来说，这是学术繁荣的好现象。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各类资料的增加和国外学者不同观点的引进，产生了如何选用、吸取和鉴别的问题。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扰乱了学者的思想，甚至使一些学者迷失了方向。当前，关于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其中有一些是原则性的。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没有掌握好，偏离、有时甚至是违反了这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我们知道，在苏联史研究中重大分歧很多，我们想请您重点谈几个问题。今年恰逢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5周年，就请您先谈一谈在十月革命的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好的。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十月革命的怀疑、非难，乃至攻击、谩骂，是一个老问题。在理论层面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先天不足”，是一个“早产儿”，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十月革命胜利本身，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已把这种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它们在苏联和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苏联演变之前，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历史虚无主义鼓动下，否定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思潮又沉渣泛起。一些人重新提出当年的老问题。他们说：“十月革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打断了俄国的历史进程”，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歧路，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并进入了世界先进文明国家的行列”。他们还攻击十月革命是苏联解体的“原罪”，因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当然也就没有苏联解体的问题。

　　▲：那么到底十月革命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俄国人民除了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否还存在其他更好的选择？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过缜密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他们同时还认为，鉴于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主义陆续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的潜心研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上述理论。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基本上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列宁的上述理论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这是修正和背叛，还是继承和发展？

　　●：当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在上一个问题中我已经讲了列宁提出这种理论的根据。实际上，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新时代提出的课题。不断发展、创新和丰富是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之一。马克思主义严谨的科学性和永恒的生命力正在于此。时代的变化，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毫无疑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果——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指引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列宁还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了。从上述崭新的“一国胜利论”出发，列宁对俄国的国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俄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俄国已经具备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俄国的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只占40%左右，工人总人数大约只有1300万（其中血统工人仅为280万左右，其余为刚离开农村的第一代工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约50%的工人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深重得多。俄国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因此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比较强。

　　另外，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熟，不仅要考虑经济条件，还要考虑政治条件。俄国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有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它是早于资产阶级政党出现的。这是俄国党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都是俄国工人阶级独具的优势。列宁同时还看到，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俄国已经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不仅下层群众已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而且上层统治者也已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从国际范围来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战争中互相厮杀，削弱了彼此的力量，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在1917年8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当时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对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表示了怀疑和反对，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的空想”。但是，列宁坚定而果断地认为，不能死抱着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教条不放，而是要抓住有利的形势，发动俄国无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对于这一重大的策略思想，列宁后来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发得十分透彻。他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他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还进一步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以上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本土化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时代化是从“时间”的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本土化便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来说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本土化所产生的伟大成果；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的巨大生命力在于紧密联系实际，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才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胜利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固然有其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则是历史必然性的具体反映。

　　▲：有人认为1917年初俄国爆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来是“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由资产阶级领导则会走上“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轨道”。而十月革命则打断了这种自然进程，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轨道”，因此，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联系当时的情况多说几句。1917年初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沙皇专制统治被推翻。这是20世纪初俄国发生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整个革命过程来看，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一次群众性自发的革命，很难说是哪个政党直接和有计划地领导的。当然，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二月革命的胜利与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1905－1907年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得到的锻炼是分不开的，与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在群众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各个政党都立即采取措施，企图以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影响俄国政局的发展。资产阶级成立了临时政府。政府中除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一人外，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头面人物。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十分软弱，它们的民主革命思想极不彻底，而且随时都准备与地主贵族阶级妥协。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了美、法、英、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

　　与此同时，革命的工农群众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的工人、士兵（多数是穿了军装的农民）的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体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革命权力机关，拥有实权。其力量的来源是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如果没有苏维埃的同意与支持，临时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无法得到实际的贯彻和执行。

　　这样，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政坛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其中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觉悟不高，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支持了资产阶级。

　　从表面上看，或者说从纯粹的形式逻辑分析，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和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如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占了上风，俄国有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之，如果苏维埃占了上风，而且布尔什维克又在其执委会中占了多数，那么就可能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但是从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当时只可能有一种选择。关键的问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最期盼的是什么。当时俄国劳动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土地（面包）。可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及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暂时居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既不愿意给他们和平，也不愿意给他们土地。他们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同时不让没收地主的土地。临时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听资产阶级的，等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党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关于战争问题，认为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以后，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正义战争。交战国劳动人民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关于土地问题，布尔什维克主张“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由于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对政府的妥协，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对工农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终于使群众看到了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真面目，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使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这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是俄国工农群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以后作出的正确选择。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我们所说的历史选择，主要是指人民的选择，不是某个政党的选择，也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选择。政党，只有当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并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的时候，才能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是一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使俄国历史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轨道”，这显然是说十月革命打断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谓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轨道”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先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退一万步说，即使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以后成功地保持了政权，俄国也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难以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因为俄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切断，封建农奴制残余无法彻底铲除；同时，俄国资本主义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无法摆脱，难以独立发展。在当时的国内外情况下，俄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不能说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应该说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俄国人民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

　　▲：前面您讲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十月革命的性质是否同二月革命相同？

　　●：当然不相同。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伟大创举，意义极为深远。从根本上讲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然而，对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至今仍有一些人提出质疑甚至给予否定。这个问题与上述的十月革命是否有其历史必然性有联系，也是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有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充其量只是一次“反对资产阶级的平民革命”。这种说法完全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诚然，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以及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与沙皇专制制度的密切关系，十月革命必须同时完成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包括铲除封建农奴制残余，特别是解决土地问题等。另外，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不少措施也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我们不能单从这些情况来判断十月革命的性质。主要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它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它要推翻的革命对象是地主和资产阶级，首先是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此，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此外，十月革命的目标和前途不是在俄国实现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这并不能改变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解放了深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族劳动人民，在占世界人居陆地16%的辽阔大地上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并且开辟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代价”太大，如果采取改良的办法会好得多。您怎么看？

　　●：的确有学者责难说，俄国人民为十月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说什么“如果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就会发现‘革命’的代价远远大于改良”。这种说法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告别革命”思想的典型反映。我们知道，任何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因为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关于这一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份很好的材料。2007年，在十月革命90周年前夕，俄国17位知识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其中这样说：“十月革命经常被称为‘暴力政变’。但是这一所谓的‘政变’在彼得格勒进行时几乎没有人员死亡。我们不崇尚暴力，但同时也知道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存在着阶级和民族的对抗。革命在很多情况下伴随着暴力，例如在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众所周知，19世纪美国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是一场流血最大的国内战争。”

　　声明接着说：“这一类现象的发生并不是政治阴谋家们的诡计，而是先前制度的危机和业已成熟的问题无法以渐进的方式解决所造成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特殊的条件下，那时被个人发财的欲望和保持自己的特权迷了心窍的统治阶级无视人民的福祉。于是，没有财产的阶级除了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外别无出路。这就是20世纪俄国伟大的革命的主要教训。”这些话写得何等好啊！所以，我认为“代价论”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关于十月革命我想再问一个问题，由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已经解体了，这是否意味着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绝对不是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飞跃，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使社会主义从一种运动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实体。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各被压迫的民族，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和一个成功的榜样，同时也明确地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们鼓吹的“和平过渡”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路线的彻底破产。尽管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基本经验对其他各国，特别是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尽管苏联现在已不复存在，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在谈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我想再引用上面提到的那份声明的文字，看看俄国的有识之士在苏联解体16年以后，是怎样理解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的。他们说：“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只有在我们俄国，这种运动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它使20世纪的俄国成为世界发展的震中。在这里，所有当时世界上的基本问题都交织到了一起，并且须要为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找出路。只有俄国工人具有足够的意志与决心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这就是不仅推翻资本主义，而且开始向更进步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过渡。十月革命继巴黎公社之后使社会下层——工人、农民和反映了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上台执政。它创建了苏维埃这一更为民主的政权形式。它给了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民期待已久的和平，给了他们土地和实现民族自决的可能性。它还提高了千百万劳动者的社会创造力，从而有力地表明，不仅是“精英”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十月革命的结果使世界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这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此后人类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资本主义对自己体制的改革。在俄国革命的推动下，发生了各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早已失去生命力的君主制度的彻底覆亡。”

　　据我们了解，发表声明的这些人并不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大概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发人深省。他们作为十月革命故乡的著名历史学家和学者，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引起的种种思考以后，对祖国的历史仍然保持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从今天看来，这个新时代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相互竞争，相互渗透。但是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总趋势不会改变。目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存的态势并未根本改变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也绝不能改变十月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十月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是永存的。

　　▲：我们再回到苏联史研究问题上来，请问当前苏联史研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如何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目前学术界存在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是造成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人看来，斯大林模式，或者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即所谓“制度说”），并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亡党亡国是必然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为了澄清这种观点，有必要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一下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评价。

　　▲：请问怎样才能做到全面地、历史地、正确地评价斯大林模式？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具体来讲，这种指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站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的水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来审视苏联的历史进程。如果不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就不可能深刻，所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古今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高度来审视历史的。这也就是与时俱进的原则精神。另一方面是我们评价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时空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和要求古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对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无论是它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变化，或是它的积极作用和弊端缺陷，以及有关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去考察。这些条件既包括时代背景，国际形势和历史文化传统，也包括理论认识达到的程度。只有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的研究工作才会更符合历史实际和更接近真理。这两个方面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的。

　　▲：请问要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除了上面说的方法正确外，还有什么是关键的？

　　●：关键的是必须对斯大林模式的内涵和性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掌握方法也是无用的。

　　斯大林模式的内涵是什么？也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上的内容：一是基本制度层面上的内容，其中主要是：在政治上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它们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斯大林模式的性质也就很明确了。就是说，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二是体制层面上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各种运行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高度集中：在经济上，实施指令性计划经济；实行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直接领导国家事务；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合一；各级国家干部均由上级机关任命，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思想上，舆论高度一律；不允许搞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一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在开始形成时还不很完整，后来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三是具体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的内容。这是比体制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具体的体制机制是表层的、被决定的，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虽然有它的相对独立性)；而具体的制度、政策则基本上是为实现体制服务的。因此，我们从制度角度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和具体的机制体制、政策区分开来。属于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是必须坚持和不能抛弃的。它们只能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完善、巩固和发展。至于具体的体制机制、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则是应当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而不断改革和创新的，绝不能固守原有的框框而不思改革。因此，不能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不能说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主要就在于他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鼓吹和准备推行生产资料的全盘私有化。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在20世纪30－40年代，即它形成初期，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非常强的。不然，苏联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工业化的奇迹，以及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是不可想象和无法解释的。当然，斯大林模式在其形成时就存在着某些缺陷。这是主要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但是在30－40年代苏联开始崛起时期，这些缺陷并非主流。在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初以后，斯大林模式在机制体制和发展模式方面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显露，必须适时进行改革，否则苏联的继续发展便会受到影响。可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想进行改革，但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使斯大林模式日趋僵化，并把苏联引向了危机的边缘。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演变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本身，而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以“改革”为幌子，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包括它的基本制度。

　　▲：近年来，在否定斯大林模式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受到特别关注。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是个错误，如果新经济政策长期实行下去的话，苏联的发展要好得多。您怎么看？

　　●：新经济政策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备受我国学者的关注。后来这种关注逐渐减弱。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热了起来。究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与当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类似，因而把两者直接进行类比。二是有的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其目的是为了把苏联拉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去。在他们看来，新经济政策应当和必须长期实施下去，而且似乎是越长越好。

　　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无疑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在它实施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也应当承认，列宁由于逝世过早，对很多有关的问题来不及思考和阐发。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本身也有其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

　　首先，我们应当给新经济政策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要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并且已经着手制定具体的政策。但是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政府不得不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确有一些人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布哈林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直接过渡的方针，与列宁关于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是不符合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国内有少数学者在提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总是愿意把它译为“军事共产主义”。我觉得，这样的译法不很妥当。“战时共产主义”的俄文原文是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据我所知，关于这个词的中译，中央编译局在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时，是经过仔细推敲并反复研究讨论的。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使用这个具有权威性的译法。如果把它译成“军事共产主义”，便会被误读为这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一种模式，而不是在特定时期，即国内战争时期的一系列非常态的临时措施。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工人和农民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还可以忍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么在战争基本结束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强烈不满。一部分工人也产生动摇，罢工不时出现。反革命分子利用这种不满到处煽动闹事，在一些地区甚至掀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动乱。列宁及时看到了这一点，果断地提出必须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正是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也是最好的方针政策。这也是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的结果。他在1921年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所以我们说，新经济政策是过渡时期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了的经济，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这个定位对我们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恢复自由贸易，重建商品货币关系等。其实质是依靠物质利益来刺激广大劳动者，首先是劳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利用商业、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私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恢复和发展，充分发挥私人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后者的积极作用。事实表明，实施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与发展，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基本条件。这说明列宁关于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对一切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能不能说，列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也会与时俱进地调整新经济政策，是这样吗？

　　●：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谁也无法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列宁的不少言论来看，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退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迂回”的方法。列宁始终强调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追求，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和理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首先，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未能同时制定出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来与之配套。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模式。从新经济政策本身来看，它存在着很多矛盾，其中主要的是分散经营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矛盾，因而在执行过程中缺乏一贯性，经常出现左右摇摆现象，时松时紧。例如，1924年提出要消灭私人批发商，建立国营批发商与私人零售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有所缩小；1925年政策有所调整，不仅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放宽了对农村租佃关系的限制；1926年又收紧政策，开始号召与“耐普曼”作斗争。

　　另外，在执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特别是在后期，城乡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加剧，社会出现新的动荡。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表现出不满。近年来，俄罗斯历史学家用社会史的方法，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情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根据很多档案材料，发现大多数农民由于对传统的村社制度的留恋和平均主义思想，对新经济政策产生着抵触情绪。

　　列宁并没有设想或是预测过新经济政策大概要实行多少年。在列宁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他虽然时常说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但到底如何理解这个“长期”？既然是一种“退却”，就不可能是永远。列宁在1921年5月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说：“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期限问题，这一点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写道：“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按照俄文的表述，“若干年”，或是“几年”，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个位数。1922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您怎么看待斯大林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与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说是他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背叛。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由当时苏联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包围、封锁和战争威胁，为了备战，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国内，富农囤积了大量粮食，国家粮食收购不上来。据统计，1927年12月国家的粮食收购数仅为上年同期的42%，粮食短缺严重影响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商业领域，“耐普曼”的投机倒把和兴风作浪使市场出现严重混乱。

　　这种国内外形势，使得新经济政策在其实施后期，当它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带来的有关矛盾、党内的意见分歧出现激化时，便很容易被其他新的模式所取代。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的必然诉求。从此，苏联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基本结束，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苏联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工业化的奇迹”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列宁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或蓝图。在列宁看来：（1）新经济政策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这个时期是长期的，但这个“长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个“长期”；（2）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正如列宁所说的：“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的调节。”列宁反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退却政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其目的是“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退却”指的是过渡时期的政策，“进攻”指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这样说，丝毫不否认新经济政策的重大理论价值、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它对苏联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对一切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意义。但它毕竟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政策，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我们可以说它是“长期”的，但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永恒”的。如果新经济政策是“永恒”的，那么我们，乃至全世界，都永远到不了社会主义。把今天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当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划等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一下苏联演变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苏联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的和根本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在一系列著述中已经作了很多的阐发，不再细述。纵览近年来的有关著述，我觉得关于苏联演变的外因，讲得相对比较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其内因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且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尽管如此，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外因显得特别突出。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外因还会转化成内因。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苏维埃国家诞生起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扼杀它。当采用武装的手段难以奏效时，便使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企图瓦解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联领导人对此在不同程度上是有警惕的。可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非但放松了这种警惕，反而对西方反苏势力的渗透采取了妥协和迎合的态度，甚至相互勾结，从而加速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近年来，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不断公布，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很多档案资料陆续解密，这对我们研究苏联演变的外因很有助益。这是苏联演变的重要教训之一，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我认为研究苏联史（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决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否则，将会走向歧途。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妥之处，欢迎同行和读者提出意见。

　　（编辑：张晓敏）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