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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受“正式通过和平方式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需求”驱动的一种制度，资本主义不断把资本导人经济运行以取得利润，让资本增值，然后将资本进行再投资。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同，商家们追求利润的竞争并不一定产生古典意义上的市场。只有当资本主义没有更为直接的盈利途径时，资本主义积累才会向市场调节让步。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禁止垄断等可以看作资本主义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薪收入者失去了自身劳动成果的拥有权，还要为生活下去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韦伯发现资本家要不断地永不满足地获取利润，而这与满足其自己的消费需求毫无关系。84 岁超人李嘉诚的财富超过 255 亿美元，不论他的家族成员如何消费，在可见的时间里也享受不尽，但是他的分家只是造就了更多追求利润的后代资本家。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信仰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马克思和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的荒谬性，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咒骂。

　　在这个过程中，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就要提出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由，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资本主义精神让资本家和工薪收入者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乐此不疲。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第一波资本主义精神成型于19 世纪，它的主要代表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拥有冒险、做投机生意和革新能力的工厂主，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对应。第二波资本主义精神在 1930 到 1960 年期间，代表是大型、中央集权、官僚化公司中英雄式的领导者。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诉求通过长期的计划和理性的组织，动员员工的自我实现，并给予员工一定的保障来更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它的时候，这时往往也有巨大的社会危机，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要重振资本主义的人就要提出强烈的道德理由及其实际行动。第二波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就是应对危机的结果。

　　1968 年给第二波资本主义精神一击，因为许多人认为，工会的官僚制似乎不是资本家剥削的良好替代。紧接着，消费主义、苏联东欧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全球化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网络化使得资本家有了新的好榜样，比如比尔·盖茨，穿着普通，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创新精神。在微软、谷歌等“自由化的公司”里，控制已经内在化在每个雇员身上，这些雇员“分享其领导者的梦想”，而客户就是上帝。劳资关系和谐，克服了泰勒式设计和执行的分离，“信任”成为实质上没有老板的世界的普通润滑剂，每个人通过参与“项目”来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并使自己美梦成真。这就是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发现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波。资本主义摒弃了等级制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发展出了一种以网络形式为基础的组织——看重员工在工作场所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因此，我们得到了有众人参与的各种组织网络，它们以团队或项目的形式展开工作，侧重客户满意度和公共福利，关注生态环境。齐泽克说:这样，资本主义就盗取了左翼自治的工人口号，把它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口号。

　　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夏佩罗合著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发表于1999 年。该著作的分析多基于有问题意识的观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华尔街占领运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波的终结。占领者们不满金融资本主义的掠夺，又不愿意放弃自主自由工作环境的追求。实际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中东、东南亚经历着的战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等造成的更大灾难和不平等支撑着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波。教训是，一旦新自由主义取得全面胜利，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波也就衰落了，资本主义精神会重归野蛮。所以，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敌人。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