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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森伯格：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工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项制度性框架——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SSA）——逐渐发展演变，为美国的再度繁荣铺平了道路。在美国，这一结构包含了两大要素。其一，联邦政府在促进和巩固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供保护。其二，面对持续的劳资矛盾，人们通过更清晰地定义“管理层权利”和“劳工角色”来建立对劳资矛盾性质的共识。在国际上，该战后制度性框架则以美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为特征。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问题，并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它反映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僵局。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的衰落，美国企业不堪承受这一僵局所带来的重负。滞胀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打破，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产生了。
里根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讨论该问题，但事实上却致力于构建一项新的制度性框架，即新型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以发展新自由主义或放松对资本主义管制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繁荣。在意识形态上，联邦政府被指责是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起因。联邦储备系统所践行的货币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企业方面，先前广为接受的有关“管理层权利”和“劳工角色”的一系列共识也遭到了质疑。
雇主策略和政府政策渐趋一致，并力争通过削减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政府放松管制削弱了“最低限度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也降低了先前受管制行业中劳工的地位。政府政策以及激进的去工会雇主行为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导致工会的急剧衰落。尽管在战后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中，资方对劳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下，资方取得了更高的支配地位。结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劳动标准降低，工资结构下调，出现大量的低薪工作，从而滋长了工资上的不平等。人们对工作的不安全感变得更为普遍。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穷人承受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衰落的重担。
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去工会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得雇主在设定工资标准和制定人事制度方面更为自由。工资的增加仍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临时性雇佣关系的不断涌现滋长了工作的不安全感，追求效益的公司小型化改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生产率的增长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工作加倍努力，而工作加倍努力正是建立在工人不安全感的基础之上。
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工资的不平等开始减少，基本工资结构有所提升，失业率较低，而且政府上调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在2001年短暂轻微的经济衰退之后，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又再次加剧。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仍在发挥作用。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重构，企业的支配地位，私营部门的“去工会化”运动，连同一切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增加都指向了以下问题：劳工在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资关系：稳定中的冲突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框架下，人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以“劳资协议”为特征的和平的集体谈判，二是劳工的分裂。然而，实际的劳资关系却比“协议”或“合议”中所展现的更为复杂。虽然工会与许多大企业接受了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所设置的集体谈判的法律界限、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以及法院的裁定，但激烈的冲突并未消失。
雇主选择了与工会共存，但大量的非农业劳动者并未加入工会。1954年，只有34.7%的非农业劳动者是工会成员。超过60%的制造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主要制造行业所签署的集体谈判合同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的工资设定。1948年，通用汽车（GM）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达成协议，该协议包含了在工资支付方面的重要创新——以两年期的合同为载体的终身工资自动调节机制。工资依据以下指标进行调节：一是年增长系数（AIF），它反映了在预期生产率增长中的劳动力份额；二是生活调整成本（COLA），其目的是在通货膨胀中保护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
到20世纪50年代末，工资自动调节机制连同通用汽车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的协议，成为劳动合同的最普遍形式。模式化的谈判使工资协议在各行业中流传开来。“威胁效应”迫使不承认工会的雇主提供一揽子的补偿，以使其本企业工人的待遇能与其他企业的工人待遇相一致。行业间的工资结构相对稳定，各行业工资的变化率很小。此外，工人的工资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上涨，以保持对商品和服务的适度需求，从而促进资本积累。
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个部分。初级市场工作的显著特征是：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工作的稳定性和较多的发展机会。次级市场的工作一般只得到较低的工资、较差的工作条件、最少的工作保障和很少的发展机会。相比于次级市场，竞争对初级市场工资设定的影响更少。围绕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进程发展出现了多种理论解释。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研究着重分析了经济结构内部的二元性和劳资双方的策略。初级市场的工作多处于垄断的“核心”部门，而次级市场的工作则主要存在于竞争性的“周边”部门。此外，雇主在背后推动实行“简单控制”——这是针对次级市场工作的称谓，针对独立的初级市场则称之为“官僚控制”。“技术控制”及其附带的初级工作，在大公司和制造业工人工会的谈判中浮现出来。雇主和他们的管理代表将保持对公司基本运作的控制，同时工人将得到包括更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的工作保障在内的初级工作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是工人是否受益于集体谈判。这一劳资双方的谈判构成了双方的“协议”或“合议”。
但“协议”或“合议”这些词语在字面上反映的和平的关系与现实当中的劳资关系并不一致。尽管维持集体谈判关系的稳定性有一定意义，因为这种稳定性有助于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但是矛盾并未消失。不出意料，反对工会的公司仍然在为反对工会而努力。“协议”或“合议”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日增，导致大量（尽管不是所有）未建立工会的公司不得不经常抗议新建工厂内的工会组织运动。企业分散布局虽不能导致工会消失，但它却使工会对工人进行组织活动变得困难重重。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在全国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954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步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商业活动的严重萧条一直持续到1957年。公司利润率受到挤压，来自国外的竞争日趋强劲。管理层倾向于减缓工资增长和加强对工作过程的控制，他们对工人采取了“强硬措施”。在1958年和1959年，超过30%的制造业工人，上千个甚至更多的单位中的合同期满的工人，参加了罢工。这一数字后来再未被打破。只有少数公司在罢工期间仍然维持了工厂的运转，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飞机公司（1960年）和通用电气（1960年）。
批量生产行业工会的领导人深信管理层也要大力削减工会力量，并很可能挑战工会的存在。回顾过去，尽管雇主没有挑战工会的存在，但他们尝试过削弱工会力量。因此，虽然当时的“劳资协定”被描述成最稳固的，那时的集体谈判关系被描述成相对和平的，但是当时的工会领导人在与管理层打交道时更加没有底气。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前期是一个劳工运动和强劳工谈判能力的时代。但是，尽管劳工在谈判桌上更为强势，管理层对新工会主义的抵制也增强了。私营部门参加工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仍然持续萎缩。虽然在高度组织化的行业里，工会的谈判能力使他们在非工会模式中受到保护，但非工会模式却得以生根发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模式都处于主导地位，之后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产生了。
二、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政策：当代“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要件
为了扭转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一衰退代表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为了提高平均收益率，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里根政府打着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增进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旗号，开始执行放松管制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一步步地削弱了最低社会保护政策所庇护的工人的利益，尤其是穷人的利益。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的两大推力浮现出来。第一是在给定的失业率上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方法是减少社会工资和降低实际最低工资。第二是通过更高的合计失业率来削弱工会的力量，包括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用有利于资方的方式重新解释现有的产业关系立法，并放松对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管制。
虽然里根政府的计划体现了更保守的政策指向，它还是延续了卡特政府时期的一些措施。沿着卡特政府后期的政策轨迹，借助提高失业率和侵蚀劳工力量来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此政策的目的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从紧的货币政策连同全球食物和能源价格下跌，使得通胀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3年的3.2%。但是失业率却上升到1982年的9.7%和1983年的9.6%的高水平，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从未出现过的。整个经济体的失业人数都在上升，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而这些领域传统上是工会势力一直最强的行业。
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失业人口本身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联邦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降低也对低工资工人产生了消极作用。整个里根政府执政的8年，以1981年的价值计算，最低工资始终保持在3.35美元每小时。这是自1938年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并统一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以来最长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上涨的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人非农产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平均小时工资的50%附近徘徊，20世纪70年代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小时工资的45%。到1985年，最低工资标准则进一步下降到平均小时工资的39%。
同一时期，由于失业人口数量上升，联邦政府还削减了失业保险（IU）。失业保险系统的削弱自卡特政府时期对失业救济金征税开始。里根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提高了失业保险的实际税率并且缩短了失业保险金的实际受益期。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下，各州设置了失业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受益期的资质要求。国家层次的政策变化使得失业保险的受益门槛提高。整个20世纪80年代，失业者中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都在下降。1975年，当时的失业率是8.5%，76%的失业者受益于失业保险。1982年，失业率比1975年更高，但只有45%的失业者领了失业保险金。之后的1987年和1988年，与同样有着40%－45%失业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这两年只有大约32%的失业者从失业保险中受益。
削减失业保险的初衷是激励失业者接受介绍的工作，即算是这些工作的初始薪酬低于失业者失业前的收入。类似的政策改变还包括“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该计划原本旨在激励接受者寻求与接受低薪的职位。最初，卡特政府尝试扩大福利计划，但没有成功。在卡特政府任期快结束时，开始要求削减“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支出。这个巨大的转变成为里根政府削减福利计划的前兆。有计划的改变限制了可能接受政府援助的人数以及受助者所领取的金额。福利申请数下降，很多仍受益于“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 的家庭的收益也在下降。
大量的失业人口、最低工资和社会工资的降低对工会形成了威胁。限制工会的政府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就解雇了参与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并取缔了“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法律禁止联邦雇员参与罢工。这一行动给雇主传达了明确的信息：他们可以没有顾虑地捣毁工会。
里根政府任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目的是制造多数派，以在投票时战胜劳工运动的代表，从而剥夺劳工运动的多数成果。1984年6月，有评估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重新做出了40%的决策。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去工会态度使得工会在进行组织活动和与雇主谈判时困难重重。雇主能够更容易地不公平地雇佣劳工，在选举时阻止工会的胜利。此外，雇主在工会组建过程中的权利也得以扩张。雇主能够轻松地将工会控制的工作职位迁移到没有工会的地区。工会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罢工变得难上加难。
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对运输业和通讯业等工会势力强劲的行业放松了管制。1978年，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1984年，里根政府司法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导致了对通讯业管制的放开。卡车运输和铁路运输业在此期间也放松了管制。随着更激烈的竞争被引入上述行业，工会面临着更不利的谈判环境。
三、 雇主统治和20世纪80年代的去工会化：当代“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要件
削弱工人力量的政府政策正是雇主们所盼望的。由于更高的非工会工人保险费率、更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和利益的驱动，雇主寻求增加“弹性”来降低劳动成本。雇主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工人更多地承担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正如政府所为，雇主希望减少由市场力量引起的对部分特殊工人的隔离。整个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大量的（尽管不是全部）的公司，无论是否盈利，都通过“捷径”来提高利润。他们受益于反劳工政府政策所创造的良好环境、越来越无力的工会以及总体上过剩的劳动力供给。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劳动力去工会化的时期，工会密度的下降是工会劳工谈判能力削弱的一个标志。1980年，23%的劳动力没有参加工会，其中包括22%的私营部门工人。到1989年，工会密度下降到16%；而私营部门则只有12%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在传统工会势力强劲的行业，例如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工会的覆盖率都在缩小。激进的反工会雇主行为是工会衰落的背后因素。罢工次数也显著下降。整个20世纪80年代，每年只有大约1250起罢工发生，而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则是每年2660起。此外，很多雇主领会了里根总统在处理空中交通管制员争议案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一项美国总审计局的调查发现，很多工会代表和雇主都相信雇主越来越倾向于雇佣“安分”的工人来替代参与罢工的工人。雇主的这一策略转变抑制了工人的罢工意愿。
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变化推动工资设定朝着 “市场导向”的方向发展。许多公司从工人在工资和福利的让步中获利。工资降低，绩效工资比重上升使得双重工资安排变得普遍，原有工资谈判模式被侵蚀，工资设定日益局限于公司和工厂内部。20世纪80年代之前，劳资谈判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包含年增长系数（AIF）和生活调整成本（COLA）的条款，这些特征最初出现在1948年通用汽车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谈判中。20世纪80年代，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下降了，公司先前与未加入工会工人所达成的共识也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数目空前庞大的工会成员，他们的工资只有些许上涨或没有上涨，甚至有的工资还降低了。最初，在1981－1982年，工资和收益的下降只在面临经济困难的公司里出现。1984－1985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工资和收益的下降在所有存在未参加工会劳动力的行业出现。这种下降在当时放松管制的行业尤为明显。即使是赢利的企业也加入这个大潮并迫使他们的工人作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由于经济增长和失业人数减少，减薪的程度有所缓解，但工会却已经无力在谈判中争得工资状况的实际改善。
在没有工会的部门内，制胎业、卡车运输业、肉类加工业、航空业和汽车业的行业工资标准比其他行业更低。钢铁行业的多雇主谈判终止了，卡车运输业和地下采矿业的一些公司退出了多种形式的劳资协议。非工会的雇主也更多地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设定报酬。局限于公司内部的劳资协议成为一种趋势，作为这种趋势的一部分，包含生活调整成本（COLA）的条款被从用工合同中去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下半期，大约60%的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包含有生活调整成本条款，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则只有约40%的劳动合同包含该条款，到1992年则进一步下降到20%的比例。总之，贯穿20世纪80年代，各公司和工厂间的工资差异在增长，至少在制造业内是如此。这种公司和工厂间的工资差异的增长是收入差距的重要根源。
公司劳动时间政策也朝着降低用工成本的方向修改。面对更艰难的经济环境，很多雇主的应对措施是延长每周工作时间或每年工作时间——却不提供与此相应的工资增长，或没有在安排工作时增强弹性。20世纪80年代，全职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或每年工作时间都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汽车业、钢铁业、橡胶业和零售食品商店等行业的带薪休假都在减少。航空公司飞行员对航空公司作出了工作时间上的多种让步，这增加了飞行时间占计酬时间的比重。卡车司机同意依照实际驾驶时间计取薪酬而不是为整个货运旅途的时间付薪水。就工作日程来说，工人的加班工资减少了，周六、周日工作的奖金也减少了，工作日程也变得更加不方便。这些变化发生在制胎业、制铝业、零售食品商店、钢铁业、卡车运输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采矿业。
在对全职工人推行更长和更弹性化的工作时间之外，美国的公司还尝试增加“应急性”廉价劳动力的使用。由于缺乏一致的纵向数据资源，很难测量长期内隐性的和非标准的工作的趋势。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隐性的和非标准的工作确实增加了。此外，临时性工作的增长快于总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临时性就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长，直接降低了工会阻挠临时用工增长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就业者中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增长缓慢，但非自愿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还是增加了。兼职工作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这些扩张的兼职就业却往往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兼职工作。
总之，低薪就业人数在快速增长，工资与收入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这可以部分归结为“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在蓝领工人、附属性工作的劳动者、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岗位质量（由实际收入测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福利、工会覆盖率都在下降。
四、原新自由主义结构框架遗留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里根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连同雇主的激进行为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功能更优、更富效率的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没有加速，投资热潮也没有最终形成。保守的经济计划实际上却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增加。约有40%的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可以归因于联邦政府税制和转移支付计划的改变，剩下的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则可归结为市场性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尽管如此，原有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仍然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除2001年的轻微衰退外，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7年之后开始出现深度衰退。
里根政府强有力地影响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计划以及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的属性。克林顿政府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是限制性甚至强制性的，其联邦预算赤字比先前更庞大。克林顿政府的社会计划贯彻了里根政府减少福利待遇的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期中，克林顿政府的劳工政策是最不利于工会的，它反映了劳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削弱，这正是里根时代遗留的影响。集体谈判关系中仍然充满火药味，即使在长期集体谈判中工会也往往处于守势。
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错误导向的政府政策，导致平均工资增长的停滞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最大的不平等，这引起了极大争议。有鉴于此，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提高总体工资结构的底线、缩小工资不平等和税后收入不平等。在老布什政府执政的1991年，最低工资上涨到4.25美元每小时。1997年，克林顿政府促使国会立法确立最低工资上涨到5.15美元每小时。尽管有所上涨，1999年私人非农产业的最低工资仍然只占平均小时工资的39%，这也只是里根政府执政中期的1985年的水平。劳动所得税额（EITC）是对有工作贫困人口的工资补贴。克林顿政府通过扩大受益家庭的数目和提高受益者的收入来扩大劳动所得税额（EITC）。对收入金字塔的塔顶，克林顿政府提高了针对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
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失业保险制度的改变有力地提高了失业者的福利。政策创新主要发生在各州，但克林顿政府为这些改变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很多州轻松地达到了（联邦的）要求并且同时提高了最高受益待遇和平均受益水平。尽管如此，在1999年也只有不到38%的失业工人接受了失业保险待遇，这和1990年的水平持平。但1999年的失业率是4.2%，低于1990年5.6%的水平。
尽管克林顿政府在最低工资、劳动所得税额（EITC）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与里根政府时期相反，克林顿政府对“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改革在结果上还是起到了和里根政府的削减政策相同的效果。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通过，使得享受福利的“权利资格”被终止了，人们被要求更多地参加工作。没有参与“工作活动”的福利受益者将不能从政府援助计划中受益。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一生中接受福利待遇的时间不能超过5年。
克林顿政府在福利改革上对国会保守势力的妥协，代表了自由的（按照20世纪美国人对这个词的定义）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巨大失败，这当然也是劳工运动的失败。
尽管克林顿总统任命了一批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到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工作，但该委员会的大部分立法议程还是对劳工运动不利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以通过。包含禁止在罢工期间雇佣替代性劳工内容的《工作场所公平法》只得到了克林顿政府表面的支持，它也自然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
得益于投资增长，尤其是对信息技术投资的增长以及由于股市大繁荣带来的家庭健康消费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经济扩张——尽管它不是最强劲的。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之前20年的增长都快。1973－1995年间，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1.4%。而在1996－1999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2.7%。经济扩张时期，更多的人实现了就业，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稳步下降到1999年的4.2%，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上升到1997—1999年间的67.1%，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水平。
尽管劳动力参与率很高，失业率也在稳步下降，表面上看来工人的谈判能力会得到增强，但事实上很多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和非监管行业的工人，无论他们是否加入工会，他们工资的增长都不大。工会依然弱势，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比率仍在下降。1999年，只有13.9%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在私营部门，这个数字则降到9.4%。很多加入工会的工人也很不情愿通过罢工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大规模罢工——有1000名或更多的工人参与——已经很少见，1999年只发生了17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目最少的年份。意料之中的是，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也不大愿意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由于直接面对更多的（尽管还不是全部的）市场变迁，很多工人的不安全感增加了。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证实，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工作安全感持相对悲观态度的时期。
对工人不安全感的关注，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核心概念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否还在有效运转。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完全消失的观点似乎言过其实，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很可能下降。尽管新增的工作中有一半会在第一年终止，长期的雇佣关系仍然存在。2006年，30%的2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工人拥有10年以上的任职期，这仅仅比1983年31.9%的水平低一点点。但是，拥有这样长任职期的男性的数量从37.7%下降到了31.1%，与此同时，这样的女性的数量则从24.9%上升到28.8%。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的时候，年纪大的男性更可能受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但现在他们却要面对平均任职期的降低。从1983－2006年，45－54岁年龄组男性的平均任职期从12.8年降到8.1年，55－64岁年龄组男性的平均任职期从15.3年降到9.5年。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失业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广泛存在的瓶颈仍未被打破。第一，现有工人中有足够的额外劳动力供给，可以满足大多数雇主的需要。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工人们面临失业威胁的时候，他们愿意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第二，妇女稳步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的就业率从1979年的47.5%上升到2000年的57.5%，而同期的男性就业率则从73.8%小幅下降到71.9%。第三，作为福利计划改革的结果，许多先前接受“为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的数目从1995年的4,791,000户下降到1999年的2,582,000户。有孩子的单身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5年的57.5%上升到2000年的73.9%。第四，大量的合法与非法的移民涌入。1994年，政府首次公布了这方面的数据，从那时起到2002年，海外出生的工人占到了整个劳动力增长量的一半。
低失业率出现的几年之后，实际工资水平就开始上涨。由于增长率很低，直到1998年平均实际周薪才超过1989年的水平。这是上一轮经济扩张结束的年份。尽管平均实际工资没有超过1989年的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低失业率和联邦最低工资的上涨还是使低收入的工人受益了。从1995－2000年，工资分布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1/5的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上涨了11%，上涨速度比其余4/5的工人快。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低收入工人实际小时工资上涨的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延长了。
尽管2001年的轻微衰退并未影响太多人并且经济也已经复苏，但工资不平等的减少还是非常短暂。总体上说，2001－2005年间的平均工资增速比1997－2001年间慢。收入最高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快，收入最低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最慢。联邦最低工资标准19年没有上涨，这是自1938年5月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产生以来此项标准没有上涨的最长时期。事实上，在2005年，最低小时工资仍只占平均小时工资的32%，这是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工会化仍在继续，2006年总体的工会覆盖率下跌到12%，在私人部门则只有7.4%。
在这种劳工弱势的情形下，21世纪初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可以归结于受到胁迫的劳动力的贡献。通常情况下，就业人数下降常常伴随着缓慢的生产率增长。但是，在2001－2003年间情况却不是这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利润压力的公司进行了重组。他们降低了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减少了就业人数，并将投资支出控制在低水平。事实上，尽管2001年末还出现了新的经济扩张，从1997－1999年度开始的失业人数激增一直持续到2001－2003年度。同时，公司在剩余工人的基础上还提高了产出和劳动生产率。
在里根政府执行压制劳工政策的20年后，小布什政府又开始步其后尘。布什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经常在待表决的议案中支持雇主并推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裁定。布什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裁定使得工人更难组建工会，更难为因参与工会活动而被非法解雇的工人讨回薪水，而雇主则可以轻易地拒绝雇佣一个工会支持者。此外，他们将大量的工人重新归入受监控的黑名单，以此来阻止这些工人加入工会。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条例则重新界定了获得加班工资的资格条件，以此来减少可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工人数量。
五、结 论
在世界经济中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政治僵局，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则是对此僵局的应对之策。这一经济政治僵局体现了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卡特政府开始，经里根政府推动，连同企业的参与，促使解决此僵局的策略和政策都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放松管制、去工会化和劳动力弹性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几大要素。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和工人工资与福利增长的停滞是这一结构的后果。
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和经理人是主要受益者。2000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占了全美所有家庭收入的21.5%，如此高的比例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尽管2000年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使得这些家庭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之后他们的收入又开始增长。这些家庭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中都提高了所占的份额。总之，在2005年，最富有的1/5的家庭的收入占到了总收入额的48.1%，而在1979年，这一数字是41.4%。最富有的1/5的家庭的收入的增长又几乎全是由最富有的5%的家庭收入增长引起的。
另一方面，制造业和非监管行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从1979年开始就实质性停止了增长，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则在上升。此外，与1979年相比，2001年私营部门工人整体上更难得到由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和养老金。
过度的消费者债务和资产泡沫在当前的衰退之前就出现了，当前的衰退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债务和资产泡沫是“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直接后果。由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停滞和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的减少，很多家庭不得不过度举债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或是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工资收益的增长以及收入集中在最富有的少数家庭手中，引起大量的基金快速地四处寻找投资机会——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投机性的。由于基金缺少可用的投资机会，有利于房地产业和有价证券业投资泡沫产生的环境条件形成了。正是这些资产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当前的衰退。
经济危机至少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严重的紧张状况。这是否会导致新型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取代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局面还有待观察。奥巴马政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愿意纠正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状况，提高社会工资，动用政府行动来重建经济，并重构危机中的公司和产业。但奥巴马政府会否执行激进的劳工政策或限制资本所有者的行动，这一点目前尚不明确。此外，桀骜不驯的资本所有者并不愿向劳工妥协，同时劳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资方作出妥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一种介于“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混合体。
（作者简介：塞缪尔•罗森伯格（1950- ），美国罗斯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1] Farber, Hen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Job Los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the Displaced Workers Survey, 1984-2004.” Economic Perspectives 2Q: 13-28, 2005.
[2] Gittleman, Maury B. and David R. Howell.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Effects by Race and Gender, 1973-1990.”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8, 3: 420-440, 1995.
[3] Gordon, David M.,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 Rosenberg, Sam and June Lapidus. Contingent and Non-Standar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a More Poorly Compensated, Insecure Workforce.” In A. Felstead and N. Jewson (eds.). Global Trends in Flexible Labor.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62-83.
[5] Scimidt, Stefanie R. Job Security Beliefs in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Evidence on Long-Run Trends and Comparability with Other Surveys.” pp. 300-311, in David Neumark (ed.). On the Job: Is Long Term Employment a Thing of the Past? New York : Russell Sage Press, 2000.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童珊译）
（编辑：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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